回到自己办公室,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兜,装了两瓶西凤酒、两条中华烟,拎着出了门,往工业局家属区走。
工业局家属区在县委大院东边,隔了两条街,走路十几分钟。武惠良沿着街走,街上没什么人,供销社门口排着几个人,大概是买酱油醋的。一个老大爷推着自行车从对面过来,车后座上绑着一捆葱,葱叶子在风里甩来甩去。
一路上,武惠良回想着今年回黄原过节的经历,苦笑连连。他是年生人,今年也有岁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属于“大龄青年”。
现在又是原西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还单身未婚,绝非小事,而是实打实的政治短板。这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组织考察、仕途晋升、群众威信的三重阻碍。
组织晋升考察时,属于“政治不成熟”的硬伤。家庭是政治稳定的标志。对于政治上有作为的武惠良来说。
不成家等于不成熟等于不可靠等于不提拔。
这不是他个人的选择困境,而是时代规则的碾压。
他现在到了必须结婚阶段,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更进一步、堵住悠悠众口、拿到晋升的入场券。
他是正月初二从原西回黄原家里过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可家里气氛有点压抑。
在饭桌上,饭吃到一半,他父亲武德全终于开口了:“惠良,你都二十六了,如今在县里当领导,不成家,就是政治上不成熟。”
这话说得直,像他爹一贯的风格。武惠良放下筷子,听着。
他爹眉头皱得紧紧的:“组织上提拔干部,不光看工作能力,家庭稳定也是硬杠杠。你要是一直单着,以后再往上走,组织上都不会优先考虑。”
他妈在旁边帮腔:“你爹说得对,你看看跟你一般大的,哪个没成家?你表哥比你小两岁,孩子都会跑了。”
武惠良没吭声,低头扒饭。他不是不想解释,是解释不了。难道跟他爹说,不是我不想成家,是心里那道伤,还没痊愈。那伤,是杜丽丽所伤。更何况,他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重新谈恋爱。
杜丽丽是武惠良从前的念想,是他单调生活里最鲜活的一抹亮色。她爱读诗,爱听苏联歌曲,眼里总盛着不切实际的浪漫,张口闭口都是精神世界、自由理想。
他去原西调研时,遇上杜丽丽,被她的新潮、她的思想解放深深吸引,觉得她是这沉闷岁月里独一份的光。
可到头来,这光却灼得他遍体鳞伤——她终究是耽于浪漫的人,精神至上的执念,是她轻易背弃了两人的感情,他不理解她所谓的“灵魂契合”。
他现在把心思全扑在工作上,从地区团委调到原西县,一步步走到县委常委,副处级的位置。可在父母眼里,事业再顺,不成家,就是缺憾,就是“不成熟”。
正月初三一早,他妈就把他的衣裳收拾好了,让他穿那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说穿得周正些。他被领着去见了第一个相亲对象——地区计委副主任的女儿。
姑娘姓孙,叫孙秀英,戴着副细框眼镜,说话声音轻轻的,文文静静的。两人被安排坐在客厅里,大人们在隔壁房间说话,留他们两个单独谈。
孙秀英先开了口,问他原西县怎么样,工作忙不忙。他一一回答了,客客气气的。
然后孙秀英说起她最近在读的诗集,说喜欢徐志摩,喜欢那种自由奔放的感情,还说人应该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不能被世俗的婚姻束缚。
他听着,耳朵里嗡嗡响。这些话太熟悉了,熟悉得让他心里紧。
杜丽丽当年也是这么说的,一模一样的话,一模一样的腔调。
孙秀英继续说,她觉得小县城太闭塞了,思想也保守,她以后肯定要调回地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他现在就要考虑这事,她可不想去原西住……。
他笑了笑,没接话。后来怎么散的,他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出门的时候,他妈问他怎么样,他说不合适。
初五又见了一个,地区教育局科长的侄女,姓马,叫马小玲。这姑娘比孙秀英还活泼,敢说敢笑,一见面就问他:“武主任,你是不是被家里逼着来相亲的?”
他愣了一下,说:“也算是吧。”
马小玲笑了,说:“我也是。我觉得婚姻这种事,不应该被安排,两个人得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才行。你看现在社会在变化,人的思想也得解放,不能老守着老一套。”
他看着她,眼前浮现的却是杜丽丽的脸。那年他刚认识杜丽丽的时候,她也是这么笑的,眼睛里全是光,说起精神世界、说起自由理想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光。可后来呢?那光把他灼得遍体鳞伤。
马小玲见他走神,叫了他一声:“惠良……?”
他回过神来,勉强笑了笑,说:“你说得对。”
这场相亲也没成。
接下来几天,相亲一场接一场。师范学校的女教师、地区医院的护士、财政局副局长的女儿……都是干部家庭的姑娘,模样周正,家境般配。
可她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杜丽丽的影子——爱浪漫、重精神、观念新潮、思想解放。她们不用为生计愁,但也向往的是精神自由。
他不是觉得她们不好,是怕了。怕再遇上一个耽于浪漫的人,怕再经历一次精神至上带来的背叛。
杜丽丽当年跟他说的最多一句话是:“惠良,我需要的是灵魂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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