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天,秦京茹哪儿也没去。
她把自己关在屋里,对着镜子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练习怎么把事儿说清楚,把理讲明白。
第三天一早,秦京茹换了身干净衣服,揣着那份材料,朝着区信访办走去。
信访办屋里,摆着几张破旧的桌椅,墙上贴着“为r服务”的标语。
接待秦京茹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干事。
“同志,我想反映个问题。”
“什么问题?哪个单位的?还是个人纠纷?”
女干事拿起笔,准备记录。
“不是单位,也不是私人吵架。”
秦京茹清晰复述道:
“是我家开的饭馆,被新来的街道办主任,给责令停业整顿,工具也被没收了,还罚了我们八百块钱。”
“我…我觉得这个处罚不对,不合政策,想请领导给评评理。”
女干事闻言,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街道的具体行政管理、处罚纠纷,这个…我们信访办一般不直接受理……”
“同志,我觉着,这不仅仅是处罚纠纷。”
秦京茹没有退缩:
“我想反映的,是政策执行的问题:咱们国家的《宪法》里,明明写着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可我们街道办的做法,跟《宪法》的精神不一样!”
“我们老百姓心里糊涂,不知道该听谁的,这理…该找谁评?该上哪儿说去啊?”
秦京茹说得有些磕绊,但核心意思表述得一清二楚——把具体事件上升到原则层面。
女干事推了推眼镜,态度认真起来。
她放下笔,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中年妇女。
“你把具体情况,详细说说。”
秦京茹松了口气,连忙把材料掏出来,双手递过去。
然后,她开始讲述饭馆是怎么开起来的,怎么依法缴税,从没拖欠过;怎么解决了几个帮工小伙计的就业
讲到李大康来的那天时,她语气激动起来,把李大康怎么扣帽子,怎么搬东西罚款,尤其那句“zb主义歪风”,原原本本地复述了出来。
“我们就认一个死理儿!”
说到最后,秦京茹声音有些哽咽。
“国家说让老百姓自谋生路、勤劳致富,我们就好好干我们没干坏事,没坑人,赚的都是辛苦钱。”
“可现在,街道新主任一句话,就把我们打倒封店,还要交那么重的罚款…这道理,我想了一晚上,怎么也想不通。”
“要是我们真犯了法,认罚没二话。可我们…我们到底错在哪儿了?”
女干事一边听,一边翻看着材料。
这材料让她有些惊讶。
左边一栏列着街道的处罚理由,右边对应着反驳的事实依据,还有摘抄的《宪法》条款、政策文件原文虽然字迹算不上漂亮,但条理清晰,指向明确。
这不像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能独立整理出来的东西。
“这材料…谁帮你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