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资调配审批,比以往多出一轮确认。
权限调用,需要额外的逻辑验证。
就连简单的会议决议,也会在最后阶段被要求“重新论证”。
没有人反对。
因为每一个步骤,看起来都“更严谨”。
更安全。
更合理。
可当沈砚把所有流程叠加在一起时,得出了一个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结论:
系统正在把“效率”转化为“风险变量”。
你仍然可以做任何事。
但你必须为每一次选择,
支付额外的思考成本。
第四天,那个被隔离的越界者,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不是认知混乱。
而是——
选择困难。
医生现,他在做任何简单决定时,都会陷入长时间停顿。
喝水还是休息。
坐下还是站着。
回答还是沉默。
每一个选择,都像是需要权衡什么看不见的代价。
“他在害怕做错。”医生低声说。
“不。”沈砚否定了这个判断。
“他在害怕——被记录。”
沈砚调取了越界行为前后的全部数据。
那一刻,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
回应,并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持续性的计量机制。
越界,并不会立刻带来毁灭。
它只会开启一个隐形账本。
从那一刻起,
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会被悄然计价。
而问题不在于价格有多高。
而在于——
你永远不知道账单何时结算。
当晚,沈砚召开了一次仅限核心成员参加的内部会议。
没有记录。
没有外部通讯。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词:
成本管理。
“我们不能再假设自己拥有无限试错权。”沈砚开门见山,“结构已经开始对‘路径选择’收费。”
“收费方式是什么?”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