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被修改的,并不是流程。
而是一句内部提示语。
那句提示出现在一次例行风险评估的附注栏里,
语气平静,甚至称得上专业:
“在当前责任结构下,
深度追溯可能引连锁归责风险,
请评估是否有必要继续。”
没有禁止。
没有警告。
只是一个建议。
这句建议,在过去几乎不可能出现。
在有裁决的时代,追溯是安全的。
因为无论追溯出什么结果,
最终都会被裁决层接管、吸收、处理。
而现在,追溯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心里有数。
意味着:
一旦找到了,
就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接它。
那次风险评估的对象,是第o章中那起“持续性、非单点”的损失。
它的规模已经足以引起更高层级的注意。
但注意,并不等于行动。
评估会议持续了很久。
参与者不多,级别也不算高。
但所有人都异常谨慎。
讨论的核心,并不是技术可行性。
而是一个听起来极其荒谬的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源头,会生什么?”
没有人立刻回答。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一旦源头被确认,
责任就会从“不可追溯的成本”,
变成“明确的错误”。
而错误,是需要被处理的。
问题在于——
谁来处理?
有人提出,可以只做“技术性回溯”,
不进行责任标注。
这个提议听起来温和而理性。
但很快,就被另一个问题卡住了。
“如果不标注责任,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溯?”
会议再次陷入沉默。
沈砚是在这个时候,
注意到一条非常微妙的数据变化。
不是损失曲线。
而是回溯请求数量。
它在缓慢下降。
不是因为损失减少了。
而是因为——
人们开始主动放弃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