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然嘴里应付着曾老头说当然,但心里根本不会管,又不是我的孩子。
不过,得到曾老头的肯定后,倒是青春期孩子问题多多的事儿让我上了心。
被宋源操上床虽然倍感屈辱,他有句话说得没错我在医院得为将来打算。
像我们医院这么响的名头,最不缺的就是埋头苦干的医生,最容易替换的也是埋头苦干的医生。
真正在医院站稳位置,得要创造自己的价值,尤其是高手林立的地方。
苦劳在功劳面前,一文不值。
目前,我跟着科二的副主任做帕金森和运动障碍的研究。
虽然在团队里站稳一席之地,但不能一辈子只是打下手的角色。
我必须独立支起一个摊子,不用大,但一定得是自己的。
经过仔细的思量和计划,我开始一级一级往上报。
内科是大科,光主任就三个、副主任八个,所有医护被分成三个小组,我所在的小组是副主任医师管理。
过程非常简单,每个人聊天都没过十分钟。
从小组长到管技术和科研的业务主任,所有领导听到我不需要他们给钱、给人、给时间,都松了一口气,而且还满口表支持,并建议我往上级通报。
我本没打算这些大忙人有实质的支持,能口头答应已经千谢万谢。
医院上下级疏通之后,我终于和科主任碰头。
虽然我的领导一大堆,但是说了算的一把手只有一个科主任。
其他人都是陪衬,科主任才有真正的行政管理权。
问题孩子的身心健康不是新兴领域,我们医院早就有专门针对青春期孩子的门诊。
我一个小小的主治争不了风头和利益,连加入进去做专家门诊都不够格。
但是,不妨碍的是我开一个青少年神经系统育的研究小组,简称青研组。
这个小组初创一不需要人、二不需要钱,只要在医院立个牌子就好。
我负责所有的事儿,免费且不抢其他医生的病人,只是以医院名义募集志愿者和志愿者家属做研究,而且是用我工作之余的时间做这件事。
科主任是个通透玲珑的人,他非常清楚我要做的不过是和有权有势的父母聊天。
需要的医学知识,医院里是个医生都能做,但不是谁都有神经学科的研究背景,也不是谁都能找来有权有势的志愿者。
说到底,我的生活圈子更容易让志愿者当成是自己人。
谁都喜欢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门诊却是医患关系。
家长在熟人面前诉说自己孩子有问题是一回事儿,到医生面前讨论孩子有病完全是两码事儿。
科主任当即点了头,夸奖我年轻有为,嘱咐我把材料尽快整理出来给他过目。
不仅如此,还同意将他的名字放在这个研究小组的顾问名单里。
条件是给我半年时间建立和展青研组,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就不要把心思再放到这个点子上。
科主任的谈话算是落在我的舒适区了,很明显,我有半年时间打着医院的旗号占便宜。
如果在这期间他没有得到实际好处,这事儿就黄了,我在他眼里的价值也就是可以随时被替代的苦逼主治。
这个环节我在一开始起念的时候就想好了,青研组只在医院网站占个页面,坚决不打广告,只靠人传人支持青研组的研究工作。
来源主要靠我爸妈、老公、曾老头推荐,最主要的还是当年帮助过我的几个中学老师。
上大学后,我每年都会提着礼物看望他们,工作后虽然不再去了,也会在网上订礼物直接送上门。
谢天谢地我一直没有和他们断联系,这些人天天接触学生,永远不缺问题学生和爱他们的家长。
我也算这些中学老师的得意门生之一,而他们更不会滥用这层关系,所以推荐来的家长也都有了一定筛选。
我的研究小组开张了!
从此以后,那些登门拜访的,请吃饭的,都有了固定时间和固定地方,在一个更专业的环境里进行。
而有科主任做顾问,医院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的医生,都可以暂时闭嘴。
雪球很小,希望在没化掉之前成型,能渐渐做大当然是最理想的了!
当然,设计得再周全,也没能挡住某个小年青登门拜访寻求帮助。
和曾老头没聊几天,曾济林真跑我家来了,东拉西扯和我俩聊着天。
薛梓平和我是他爷爷的学生,逢年过节都会孝敬他爷爷,我又给他爸爸定期开降压药,所以曾济林自然而然认为他也该享受我们的热情款待。
明明和我一年也就见个两三回,在我们家一点儿没有当客人的约束。
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的社交基因,曾济林早早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所以很难让人对这孩子讨厌的起来。
他的公鸭嗓子听上去很滑稽,这种沙哑完全是因为变声,却又明确宣告他正在迈入成人的生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