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的空气比金霞的阁楼还要浑浊十倍。
这里混合着几百种劣质香水、胶、人体油彩,以及那种无论怎么遮掩都挥之不去的、属于男性的汗酸味。
还没上台的表演者们正挤在狭窄的过道里,像一群等待被检阅的火烈鸟。
几十个大功率灯泡烤着,把这里的温度逼到了四十度。
汗水不是流出来的,是被蒸出来的。
我在角落里找到了老乐。
老乐那双枯树皮一样的手,正捏着一枚生了锈的细针,在一件掉了毛的孔雀羽衣上穿梭。
那羽毛是二十年前的旧货,翠绿早就泛了黄,像蕉叶枯死后的颜色。
老乐是这里的初代变装皇后,据说有人曾为他开出一万美金一晚的天价——如今他眼睛浑浊,眼角堆着长期涂抹劣质眼影粉留下的深色痕迹。
他眯着眼,把一枚枚廉价的塑料亮片缝上去,试图遮盖那些羽毛脱落后的秃斑。
每缝一针,他的嘴角就抽动一下,仿佛那针不是扎在衣服上,是扎在他那松弛的、不再紧致的皮肉上。
“乐叔,药来了。”我把那两盒药塞进他手里。
老乐的手哆嗦了一下,那一瞬间,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就像在沙漠里快渴死的人看到了水。
他迅把药揣进怀里,那是他用来维持这副残破躯壳不彻底坍塌的最后支柱。
即便早就不能登台了,他依然每天给自己注射微量的雌性激素,仿佛那样就能留住那个曾经在聚光灯下艳惊四座的“她”。
“阿蓝啊,”老乐的声音像两片干树叶在摩擦,“你看这件衣裳,这是我二十年前穿过的。那时候,这片海滩还没这么多霓虹灯,也没这么多能一晚多赚几百铢就敢去黑切的小崽子。”
他指了指过道里那些正在往胸口贴胶布、勒紧腰封的年轻“女孩”。
她们大多才十八九岁,眼神里那种为了成名、为了变成女人的狂热,像极了扑向火堆的飞蛾。
“她们不懂。”老乐低下头,咬断一根线头,“她们以为割了一刀,挖个洞,就是女人了。她们不知道,那是个无底洞,怎么填都填不满。”
我看着老乐那双布满老人斑的手。
阿乐说他记得那些死于艾滋病、死于自杀、或者只是在一个雨夜突然消失的姐妹。
他的体内,那只叫记忆的大象并没有跑,而是老死在了那里,变成了一具沉重的骨架,压得他喘不过气。
就在这时,前台的音乐响起了。
那是震耳欲聋的百老汇名曲,所有的“火烈鸟”瞬间挺直了腰背,脸上挂起那种千篇一律的、甚至有些狰狞的灿烂笑容,像潮水一样涌向舞台。
我也跟着挤到了侧幕。
灯光亮起,音乐轰鸣。
那光幕那声音仿佛所有人幻想过的天上下的金币雨,尖叫着砸到每个人的头上。
光幕下每个人都在尖叫,那些原本粗糙的、甚至是畸形的肉体,在强光和音乐的包裹下,竟然呈现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妖冶。
她们扭动着并不属于女性骨骼架构的腰肢,甩动着那一头假,那种拼尽全力想要“成为”什么的姿态,比真正的女人还要女人。
为什么?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疑问。
为什么这些姐姐们明明长着阴茎却要追求把它割掉,再在身上挖一个洞出来做女人?
为什么有些时候,经历了这一遭的姐姐反而比真正的女人卖得更高?
也许是因为,真正的女人是天生的,那是命运的赠予,不需要费力。
而她们是在与天作对,是在用血肉之躯去抢夺那个身份。
这种抢夺本身就带有一种悲剧性的张力,一种让人(尤其是那些白人嫖客)感到兴奋的毁灭感。
散场后,下雨了。
芭提雅的雨从来不讲道理,说下就下,像是天上的银河漏了个底。
雨点砸在五脚基的铁皮顶棚上,噼里啪啦像是在炒蛤蜊。
我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了一家名叫“红莲”的酒吧。
这里是红灯区最有名的“安全屋”。
老板娘叫美娜,二十年前的“蒂芙尼”头牌,后来被个法国老头赎了身。
老头死了,她用留下的钱开了这间酒吧。
这里是芭提雅少数几个不以猎艳为目的的地方,是所有在这片泥潭里打滚的人偶尔能喘口气的“安全屋”。
美娜的未来,是所有在黑诊所里咬着木棒的娜娜们憧憬的终极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