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里昂,空气里是法兰西秋季特有的湿润与微凉。
这里曾经造就了欧洲丝绸贸易和银行业的黄金时代,不仅是电影诞生地,还是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之都,凭借美食珍馐享誉世界。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整座老城都是红瓦屋顶,建筑并不似巴黎那般时髦张扬,但处处都充满文艺复兴气质。
新闻台为齐诗允安排的公寓位于红十字山附近,可以透过窗,看到不远处缓缓流淌的索恩河。
房间布置得非常考究,米色布艺沙、人字纹木地板、还有露台上盛开的淡紫色熏衣草。这里对于任何一个渴望安稳的人来说,是都是一个温馨的庇护所,但对于齐诗允而言,这种安静,简直是一种震耳欲聋的折磨。
她无法适应这种安静。
在巴格达,安静往往预示着空袭前的死寂,但在里昂,安静代表的是正常生活。
每当街道上偶尔传来汽车尾气排放的“砰”声,或者邻居关门的重响,齐诗允都会在瞬间屏住呼吸,全身肌肉绷紧,冷汗在一秒钟内浸透脊背。
她拒绝拉开窗帘。
好似在她的潜意识里,落地窗外刺眼的阳光,总让她联想到那晚将荒原照得惨白的皮卡远光灯。
她每日都会坐在沙上,机械地翻看陈家乐拍下的那些合影。
照片里的阿米娜笑得那么生动,她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心里的那个死结死死扣着,每呼吸一次就收紧一分:
如果不教她识字,她是不是就不会向往自由?
如果不教她用枪,她在那晚是不是只能屈辱地活着,但至少……还有命?
这种沉重负罪感就像是吞服一种慢性毒药,让齐诗允觉得她喝下的每一口纯净水、吃下的每一块牛角包,都是对死在荒野里的阿米娜的背叛。
为了打破这种自溺的恶性循环,她强迫自己接受台里的心理治疗安排。
每隔3日,她就会去到公寓几公里外,跟台里安排好的心理医生见面接受治疗。诊疗室位于索恩河对岸的半岛区,在一栋奶油色外墙和雕花铸铁阳台的奥斯曼建筑里。
从红十字山公寓出,骑单车大约需要3十分钟时间。
每当下坡时,风从耳边呼啸而过,那种失重感偶尔能盖过心底的悸痛,但回程时那段漫长的斜坡,却总让她精疲力竭。
医生名叫Jean-pierre,是一位有着丰富战地心理干预经验的老人。但在光线柔和的诊疗室里,齐诗允经常说不出话,只是枯坐在原位,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起初,她极度排斥这些谈话。
每次推开那扇厚重的橡木门,她都要在台阶上驻足良久,反复深呼吸。
或许因为她天生是一个记录者,只习惯于观察他人的苦难和探寻真相,而非将自己的伤口撕开供人研究。
后来,她开始强迫式地说服自己,为了阿妈和阿米娜,为了她们以「死」为她换来的「生」,她必须活下来,必须显得正常,哪怕只是装出来的。
“yoana,你可以试着谈谈那声枪响。”
老人耐心观察她,轻声引导。
齐诗允陷在扶手椅里,手指神经质地抠着风衣的扣子,开口时,声音从僵硬变得哽咽:
“我教她用枪,是为了让她能自保。”
“我告诉她,这是赋予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但我没想到……她最后用这份权力,杀死了她自己。”
“那不是自杀,yoana。”
老医生试图纠正:“那是她在那种极端环境下,唯一能行使的、最后的自由。”
“你也没有做错任何事。”
听过,女人惨然一笑,摇了摇头。
这些道理她都懂,可是心不答应。因为当时她眼睁睁看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了换取她的「生」,而选择了最决然的「死」。
这笔账,她算不平,更还不起。
走出诊疗室时,里昂刚下过一场小雨。
她跨上锁在楼下的银灰色VanRyse1单车,穿行在被雨水打湿泛起冷光的青石板路上。车轮轻快碾过不平整的路面,传来的震动透过车把直抵心脏,竟让她有一种莫名的真实感。
在经过白莱果广场附近的一家独立艺术影院门口时,齐诗允鬼使神差地捏住了刹车。
影院泛黄的灯箱里,张贴着一张修复版重映海报———
《Léon》
这一瞬间,里昂湿润的空气仿佛被某种自然的力量抽干,齐诗允感觉自己被拽回了一九九六年,那个燥热的香港夏夜。
那晚,电视里也正播着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