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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4章 天王归位（第1页）

红石村的冬天，来得比关内早了一个多月。村口的白杨树在十月下旬就落尽了叶子，枝条光秃秃地伸向铅灰色的天空，像是一排被谁用炭笔在纸上随意划出的线条。入冬之后下了三场雪，前两场化了，第三场没化，薄薄地覆在土墙和柴垛上，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天冷得连狗都懒得叫，蜷在屋檐下头缩成一团，只在有人走近时才抬一下眼皮，又闭上了。

盖中华就是在这个冬天走的。

那天清早，天还没亮透。芬恩裹着那件旧军大衣从屋里出来，哈出的白汽在面前凝成一团又散了。他沿着院墙绕到盖中华住的那间屋门口，抬手敲了两下门板，没应。又敲了两下，还是没应。

门没锁，他推开门，一股凉气从屋里涌出来，像是门框内侧那道缝隙已经透了一整夜的冷，比院子里还冷。盖中华平躺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两只手搁在被面上，手指微微蜷着，像是睡着之后还没来得及完全松开。脸上的表情很平，没有痛苦的痕迹，嘴角微微往下耷拉了一点，是他平日里常有的那种神色——不算严肃，但也不怎么放松。

芬恩站在门口，没有往里走。他看了一会儿，把门带上了。他在门口站了片刻，转身走到院子中央，从口袋里掏出烟来，叼上一根，划着火柴点着了。他吸了一口，烟雾被冷风扯散了，他夹着烟的手垂在身侧，烟灰弯了很长一截，他没有弹。

他站在那儿，把一根烟抽完了，才转身往回走。走到正屋门口的时候，楚中天正掀帘子出来，见他脸色不对，脚步顿了一下：“咋了？”芬恩把烟头在墙根上按灭，塞进兜里，说话的语气平得像在说今天天冷：“老盖走了。”楚中天站在门槛上，没动。过了好几息，他问了一句：“啥时候的事？”芬恩说：“摸不出来了。人凉透了，应该后半夜。”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谁也没说话。远处传来一声鸡叫，又停了。太阳还没出来，东边的天际线上只有一层灰白色的光，像是有人在天幕边缘用指甲划了一道浅浅的印子。过了一会儿芬恩说：“去找白事先生吧。”楚中天点了点头，转身回屋穿外套了。

白事先生是村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姓周，干这行干了快三十年，村里谁家有人走了都找他。他背着一个小布包过来，包里装着一卷白布、一沓黄纸、一把木尺。他到盖中华屋里看了一下，量了量尺寸，然后开始张罗。

他干活的时候不紧不慢，手脚麻利，像是已经在这间屋里替同一个人量过很多次尺寸了，这一次只是确认角度没错、布料够长，然后开始裁剪。芬恩和楚中天站在院子里，韩三炮从隔壁闻讯赶来了，他站在院门口，把那根旧烟杆在鞋底磕了两下，收起来了，没有点上。三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白事先生进出，没说什么话。

他们把盖中华的遗体移到正屋堂屋里，放在一块门板上，盖上了一块白布。周老先生蹲在门槛边，用小刀裁着白纸，叠成纸钱，叠得很慢，每一道边角都压平整了才放下。北风从门缝里挤进来，把纸钱的边角吹得微微掀动，又落回原处。

然后他们现了一个问题：盖中华一辈子没成家，无儿无女。这话说起来也不太严谨，他年轻时候应该是结过婚有过家的，曾在镖局里有一个妻子，镖局被日本人抄的时候，都没了。后来他到了扎兰屯，一个人住，一个人吃，一个人睡，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日子。直到自己临了，身边已经再没有亲人了。

楚中天在院子里蹲了很久。他手里的烟烧到了滤嘴，没有弹，灰被风卷走了。他站起来，走到堂屋门口，看了一眼屋里那块白布，然后转身回了屋，拿起电话摇了两圈。电话是打到哈尔滨的，那边的接线员转了好几道，最后接到了拴住。

楚中天握着听筒，声音不高：“拴住……盖司令走了。你来一趟吧。”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拴住的声音传回来，比平时低了一些：“好。我尽快到。”

第二天一早，拴住就到了红石村。他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些，头也白了不少，下巴上留着没刮干净的胡茬，看得出是连夜赶路来的。他在盖中华的遗体前跪下来，磕了三个头，起身之后，对芬恩和楚中天说：“我来给盖司令当孝子。”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落得很稳。当年给张海天打幡的是他，如今送盖中华一程的也是他。

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他这一跪一磕，就算是把这份恩情送到了头。

忙活完盖中华的葬礼之后，院子里空了下来，风穿过老白杨的枝条，在墙根处打着旋，院门半敞着，门槛内侧那道被踩了多年的凹痕还在。周老先生收了工钱走了，来吊唁的村民也散了，只剩下四个人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晒着午后的太阳。

楚中天靠在躺椅里，目光落在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际线上，开口的时候声音不急不慢，像是那句话在他肚子里已经转过好几圈了，才找到落出来的口子：“大哥……我想出去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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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恩眼睛半闭着，午后入冬的日头照在脸上，把他颧骨上的皮肤晒得泛红：“去呗。中午还回来吃饭不？”楚中天笑了一下，那笑容不深，只是嘴角动了一下：“不是……我是说，我想去新疆、西藏、四川……我想去看看。”

芬恩在躺椅扶手上点着的手指忽然就顿住了。他睁开眼，侧过头看了楚中天一眼，又转回去，看着远处那片灰白色的天：“是该去看看……这大好河山，不该留下遗憾。”他想了想，又说：“我跟你去。”

吃完午饭，哥俩收拾了几件衣服，牵了两匹马，又借了一架马车。马是纳楚克那边托人送来的，矮壮结实，身上披着冬天换的长毛，站在院子里喷着白汽。

韩三炮站在院门口，手里捏着那根烟杆，看着他们忙活。芬恩把行李搭在马鞍上，拍了拍马脖子，回头看了韩三炮一眼：“真不跟我们走？”韩三炮摇了摇头：“我的家就在萨尔图，走不开了。”他没再说别的，只是站在院门口看着那架马车从土路上慢慢走远，车轮碾过冻土，留下两道细长的印子，延伸到村口那片白杨林子的边缘。

芬恩骑在马上，楚中天坐在马车前头，缰绳搭在手里，没有催马快走。马车轱辘在土路上慢悠悠地滚着，路边是收割后的田野，茬子茬着天。真洁子跟在后面，骑一匹灰马，手里拿着一个酒葫芦，时不时灌一口，眯着眼看着远方。

之后的几个月里，邦尼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李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们在哪里。

第一个电话是从新疆打来的，邦尼的声音里有风沙的干涩感，说他们刚到一个叫吐鲁番的地方。芬恩天天跟几个高鼻深目的老头儿研究馕坑，烤出来的馕比城里买的香，他蹲在馕坑旁边，袖子卷到手肘，用手背蹭了一下沾在鼻尖上的面粉，抬头朝邦尼笑了一下。

第二个电话是从陕西打来的，芬恩在电话那头给李祖嚎了一段秦腔，嘶哑的嗓音隔着长途线路传过来，像是嗓子里的沙子还没抖干净，但那股高兴劲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

之后是西藏、云南、四川、湖南，每到一个地方，邦尼就会打个电话回来，说他们在哪里，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芬恩的声音总是中气十足，像是每到一个新地方就被当地的烟火气重新灌满了一遍。

最后一个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李祖当时正在美记办公室里看文件，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那头是邦尼的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阿祖……来一趟吧……你四叔走了。”

李祖握着听筒的手顿了一下，没有立刻说话。过了一会儿，他问：“什么时候？”邦尼说：“昨天。他睡着走的，没受罪。”

李祖放下电话，在桌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的维港海面上铺着一层细碎的金光，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在海面上碎成一片一片，像是有人在远处把一只盛着光的花瓶打翻了，正在等待水流替它重新调整回原先的方向。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香港国际机场的号码，一边拨一边在心里排着回京之后该联系的人、该代传的口信、该补上的空缺——那些人名和步骤并不陌生，像是早就在同一张备用清单上等着他过来核对，不用从头翻起，就能依次排进整页的最后几行空格里。

李祖放下手头所有事情，带着文静姝，跟着楚河和郭建业北上奔丧。伊登、贾斯伯、伊芙他们过境费了一些功夫，最后是吴浩亲自下令，他们才得以入境。伊登在机场见到李祖的时候只说了一句：“我上次见他，还是十几年前了。他看上去挺精神的。”贾斯伯站在旁边没说话，他站在机场通道里，低头把护照塞回口袋，拇指压在封皮上停了一下才收回去。伊芙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手里握着飞机上没喝完的半瓶水，把瓶盖拧紧又松开，拧紧又松开，像是要把那道拧了又松的瓶口换成一道不需要反复确认的工序。

追悼会那天，北京的天也是灰的。礼堂不大，摆了几排椅子，前面墙上挂着楚中天的照片——是前几年拍的，穿着灰色中山装，头全白了，脸上带着一层薄薄的光，像是摄影师刚刚跟他说了一句什么好笑的话，他还没来得及收住嘴角的弧度。

来的人不多不少，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装的，有吴浩，有王锴，有几张芬恩不认识的年轻面孔，站在靠后的位置。李祖坐在第一排，文静姝坐在他旁边，手搭在他的手背上，没有说什么。伊登坐在第二排，贾斯伯挨着他，两个人坐姿一样，双手搁在膝盖上，脊背贴着椅背，目光落在那张照片上方的天花板上方那道灰白色的日光灯管上，各自在用各自的方式数着同一段距离能撑多久。伊芙坐在最靠边的位置，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爱德华坐在她旁边，肩膀贴着肩膀。

上面的人在念稿子。稿子是别人写的，念的人拿着一沓纸站在话筒前，声音不高，带着一点念稿子特有的均匀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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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念了楚中天的履历——籍贯不详，父母不详，九岁遇到李富明，被收养。他参加了河口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护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些年份和地名，在那样的节奏里被逐个念出来，从左到右，从过去到现在。每一段战役都被人用最简练的句子带过，像是那些年月的重量本身已经足够，不需要更多修饰。

楚中天的履历让不少不太了解他过往的来宾微微坐直了身体，像是那些年份已经被拆解开，重新装进各自对应的卷宗夹页里，只剩下封面上那行手写的编号。芬恩坐在下面的靠边位置，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就那么夹着。他听着那些年份、那些地名、那些战役，像是他自己也在一一盘点那些已经过去很久的事，数到一半停了一下，在膝盖上按了按那根还没点的烟，又收回手，没有把它叼回嘴里。

他一句话都没说。

追悼会结束之后，芬恩在灵堂里站了一会儿。人都走散了，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花圈，白色的绸带在日光灯下泛着冷光。他站在照片前面，把手里那根一直没点的烟竖起来，搁在照片旁边的一个小花瓶边沿上，像是一根没来得及点燃的香。

三天后，张芳在睡梦中走了，无疾而终。医生说她的身体没有病变，没有创伤，只是睡着之后没有再醒过来。七十多岁的老人，走得这样安稳，在医学上可以归为年迈——但楚家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像是她终于等到了一起去等一个人的位置，不再需要在原地站着。她的葬礼办得简单，和楚中天合葬在一处。

八宝山。那天的风不大，但站在高处还是觉得冷。公墓的台阶很宽，两侧的松柏在冬末的光线下泛着深沉的墨绿色。芬恩站在楚中天和张芳合葬的墓碑前面，军大衣的领子竖着，遮住了半张脸。他没有戴帽子，头被风吹乱了几缕，搭在额前，没有伸手去拢。邦尼倚靠在他的肩膀上，一只手环着他的胳膊，另一只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手指已经有些凉了，但没有缩回去。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怕惊动什么：“连就连，你我相约过百年……谁若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她念完这两句，停了一下，像是在等那句话的余音在风里散尽，然后紧了紧抱着芬恩手臂的手，说：“真好。”

墓碑前的松柏在风里晃了一下，又停住了。远处有人从墓道的另一头走过来，步子不重，脚步声在台阶上响了几下，然后被风带走了。芬恩站在那里，看着墓碑上那一行字的间隔和深度，像是在用目光的移动替自己补上最后几道无需落笔的标记。

他把那只没有被邦尼握着的手从口袋里伸出来，搁在墓碑的边沿上，指腹沿着大理石表面的纹路从顶端滑到底部，停了一下，又收回来，重新插回大衣口袋里。然后他转过身，邦尼跟着他转身。

两个人沿着墓道慢慢往外走，步子不快不慢，像是已经走过了无数遍同一条路，只是今天这一趟走完之后，不需要再折返回来确认方向了。风从西边灌过来，把邦尼的围巾角吹起来一下，又落下去。那阵风沿着墓道两侧的松柏枝杈穿过去，在树冠之间绕了一圈才散尽。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在放风筝，风筝线绷得很直，在冬末的天光里细得像一根还没干透的墨线，从地面一直延伸到那片灰蓝色的天空里，没有断，也没有缠住任何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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