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身,李强和吕梁也随即站起。三人向门口走去,就在钟小艾的手触到门把手的瞬间,身后传来了吴海嘶哑的声音:
“等等。”
钟小艾转过身,保持着一个恰当的距离,既不显得急切,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如果我如果我配合,”吴海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的家人他们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号。钟小艾知道,当被审查者开始询问家人情况时,意味着他的心理防线出现了第一道裂缝。
“政策你是知道的,”她平静地说,“罪责自负,不牵连无辜。只要你如实交代问题,积极退赃,我们会依法依规处理。你的妻子和女儿如果没有参与犯罪,自然不会受到影响。”
吴海点点头,眼神涣散地看着桌面。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能再给我一支烟吗?”
李强走回去,又给了他一支烟,并帮他点燃。这次,吴海抽烟的动作慢了很多,每一口都吸得很深,仿佛在从烟草中汲取最后的力量。
“让我想一想。”他说,“明天明天我会给你们一个答复。”
钟小艾点点头:“可以。但吴海,我要提醒你,机会不会一直等着你。每拖延一分钟,你的问题就加重一分。”
三人离开审讯室,厚重的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里面那个濒临崩溃的灵魂。走廊上的灯光比房间里明亮许多,让人有种从深海浮出水面的感觉。
“你怎么看?”吕梁问钟小艾,三人向监控室走去。
“他在动摇,但还没有完全放弃抵抗。”钟小艾分析道,“吴海这样的人,在系统内深耕多年,有一套完整的自我合理化机制。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情虽然违规,但‘为了大局’、‘为了展’,甚至可能真心觉得那些钱是他‘应得的报酬’。突破这种心理需要时间。”
李强接话:“但从他对瑞士银行账户的反应看,那是他的软肋。我建议明天集中攻击这一点,同时抛出硬盘里的内容——无论我们是否真的已经破解了。”
“硬盘确实是个突破口,”吕梁点头,“但我们需要谨慎。如果明天他问起硬盘里有什么,而我们又说不出具体内容,他会察觉我们在虚张声势。”
钟小艾思考片刻:“技术科那边有进展吗?”
“还在破解,但负责的同事说加密级别很高,可能还需要一两天时间。”
“那就先不提硬盘,”钟小艾做出决定,“集中火力在瑞士账户和房产证上。这些是实物证据,他无法否认。另外,安排人和他的妻子接触一下,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有时候家人的态度会影响被审查人的选择。”
监控室里,屏幕上的吴海仍然坐在审讯室里抽烟。他的背微微佝偻,与几个小时前那个意气风的银行家判若两人。但钟小艾知道,这只是开始。像吴海这样的人,不会轻易认输。他还有底牌,还有后手,还有三十年在体制内积累的人脉和智慧可以动用。
果然,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分,当钟小艾、吕梁和李强再次走进审讯室时,吴海已经恢复了部分镇定。他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衬衫,头梳理整齐,甚至还刮了胡子。如果不是手腕上的手铐和眼下的黑眼圈,他看起来几乎和平时在行长办公室时没什么两样。
“钟书记,我想了一夜。”吴海主动开口,声音平静而清晰,“我决定如实向组织交代问题。但在那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钟小艾坐下,打开笔记本。
“我要见一个人。”吴海直视着她的眼睛,“汉东省政协副主席,刘国华。”
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刘国华,汉东省前常务副省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在汉东政坛经营近四十年,门生故旧遍布各级机关。更重要的是,他是吴海的大学同学,也是吴海仕途上最重要的“伯乐”。
钟小艾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笔在纸上停顿了一下:“理由?”
“有些情况,我需要向老领导汇报。”吴海说,他的语气重新变得自信起来,仿佛重新找到了立足点,“涉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一些可能影响到汉东金融稳定的大事。”
这是典型的施压策略。钟小艾立刻明白了吴海的意图——他试图将个人问题升级为系统性问题,将一场反腐调查转变为可能引金融动荡的“敏感事件”。通过牵扯更高级别的领导,他试图增加调查的难度和复杂性,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
“你的问题,属于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范围。”吕梁严肃地说,“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其他领导‘汇报’。”
“但如果这些问题关系到汉东省多家银行的联合贷款项目,关系到几十亿资金的安全呢?”吴海反问,他的嘴角甚至浮现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你们可能认为我在虚张声势。但请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在瑞士银行开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房产?仅仅是为了个人享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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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体前倾,压低声音:“有些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有些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如果我现在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引的连锁反应,恐怕不是你们三位能够承担的。”
钟小艾感到一阵寒意。她意识到,吴海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经过一夜思考后,找到了一套更加狡猾的应对策略。他不再简单地否认,而是试图将水搅浑,将个人犯罪问题包装成复杂的系统性“历史遗留问题”。
“吴海,你在威胁组织?”钟小艾的声音冷了下来。
“不敢。”吴海立刻摇头,“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钟书记,你也是在汉东工作多年的领导,你应该知道,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很多决策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合理的,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政策变化,现在看起来可能‘不合规’而已。”
他顿了顿,继续说:“就拿房地产贷款来说。五年前,省里提出了‘大京州’展战略,要求金融系统全力支持城市建设。我们银行作为市属重点金融机构,自然要响应号召。那时候,只要能提供基本抵押,符合政策导向的项目,我们都给予支持。这难道错了吗?”
“支持城市展没有错,”李强插话,“但为什么这些贷款大多流向了与你个人关系密切的开商?为什么这些开商在获得贷款后,会向你控制的境外账户汇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吴海叹了口气,做出痛心疾的样子:“这就是我要求见刘主席的原因。有些情况,只有他能证明。有些决策,是在他的指导下做出的。如果组织认为这些决策有问题,那也不应该只追究我一个人的责任。”
钟小艾合上笔记本,站起身:“你的请求,我们会向上级汇报。但在得到明确指示前,调查将继续进行。现在,请你如实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瑞士银行账户中的八千万资金,具体来源是什么?第二,二十一套房产的购房资金从何而来?第三,你与王建国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会在收到你的通知后试图潜逃?”
吴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盯着钟小艾看了很久,缓缓摇头:“在见到刘主席,或者我的律师之前,我不会回答这些问题。这是我的权利。”
审讯再次陷入僵局。钟小艾知道,他们遇到了审查工作中最棘手的情况——一个熟悉体制规则、有强大保护伞、并且懂得如何利用规则为自己辩护的调查对象。吴海就像一条深水中的大鱼,不仅力气大,还知道哪里有暗礁可以躲藏。
接下来的三天里,类似的场景每天重复。吴海时而态度强硬,时而表现得愿意配合,但始终围绕着同一个核心:要求见更高级别的领导,将个人问题复杂化、系统化。与此同时,外部压力也开始显现。
第四天早上,钟小艾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了省纪委一个副书记的电话。
“小艾,吴海的案子进展如何?”领导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
“遇到了一些阻力,他要求见刘国华副主席,否则拒绝交代实质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刘主席那边确实有一些声音。他通过秘书表示,吴海同志是金融系统的老同志,为汉东展做出过贡献,希望调查能够‘实事求是’、‘注意方式方法’。”
钟小艾感到心头一沉:“领导,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证明吴海涉嫌严重职务犯罪。如果因为他有保护伞就”
“我明白,”领导打断她,“省纪委常委会的态度是明确的:无论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但是小艾,你要理解,这个案子确实敏感。吴海担任银行行长期间,经手了上百亿的贷款,牵扯到几十家企业。如果处理不当,确实可能引金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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