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田国富说,“我明天飞四九城。”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两点。
四九城,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田国富走在厚实的地毯上,两侧的房门紧闭。每一个门后,都住着这个国家曾经或现在的重量级人物。
刘培生在电梯口等他。
八十三岁的老人,头全白,拄着拐杖,但腰板依然挺直。
“国富。”他伸出手。
田国富握住他的手:“刘老。”
两人对视了几秒。
刘培生的目光很复杂。有审视,有感慨,有惋惜,还有一丝田国富读不懂的东西。
“他在里面等你。”刘培生松开手,“十五分钟。医生说,他撑不了多久。”
田国富点头。
他走向病房门口,推开门。
病房不大,二十平米左右,布置简洁。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窗帘半掩,阳光斜斜地照进来。
床上,钟正国靠坐着,身上盖着白色的被子。
他瘦得脱了形。
三个月不见,那个曾经威严的中纪委副书记,已经变成一具骨架。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插着输液管的手枯瘦如柴。
但他的眼睛,依然明亮。
“国富。”他伸出手,声音沙哑,“来,坐。”
田国富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两人对视。
四十年。从田国富刚进纪委系统,到钟正国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再到今天——一个躺在病床上等死,一个千里迢迢赶来听遗言。
时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国富,”钟正国先开口,“钟方走了。你知道吗?”
田国富点头:“知道。”
“是我害了他。”钟正国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从小到大,我对他太严了。严到他不敢跟我说真话。他做错了事,不敢跟我说;他被人拉下水,不敢跟我说;他走投无路,还是不敢跟我说。他宁愿从十八楼跳下去,也不愿意跟我面对面说一句——爸,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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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富没有说话。
“你知道他跳楼前,给我打过电话吗?”钟正国看着他。
田国富微微一怔。
“打过。凌晨三点。”钟正国说,“他说,爸,我对不起你。我说,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然后就挂了。”
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
“我以为他是做了什么坏事,怕被我骂。我没想到……他是去死。”
病房里安静了很久。
钟正国闭上眼睛,又睁开。
“国富,我今天叫你来,是想求你一件事。”
田国富看着他。
“周汉昌的事,能不能……算了?”
田国富的瞳孔微微收缩。
“钟书记,”他的声音依然平稳,“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钟正国点头,“周汉昌有问题,有大问题。十二年前的那件事,是我帮他平的。那份调查报告,是我让改的。高招标的事,我也知道,但我没管。因为他是我的老部下,是我的朋友,是我在汉东最信任的人。”
他喘了口气,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