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站在小區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裡的頭一按，繼續理。賣彩票的大姐把採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麼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麼？”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麼大的事兒，我能說麼？”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髮，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裡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夥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麼？……”
一直到採訪結束，大夥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麼，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裡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目在“新聞聯播”裡播了，在節目的結尾，我說：“至於我自己，我對兩會的願望是希望像我父母這樣的人，能更多地從這個社會得到依靠和快樂，因為他們老了，而這個世界上有那麼多像我一樣的孩子。”
幾天後我們按慣例跟拍代表們去農村座談。那是京郊條件很好的村莊。不少代表和媒體，大概有三十幾人，都坐在茶几邊上，桌子上整整齊齊放了十個果盤，花生瓜子堆出圓滿的尖兒，男主人穿著毛衣，裡頭打著嶄新的領帶。
郭鳳蓮拉著女主人的手：“日子過得好嗎？”
我目瞪口呆，這就是她所理解的電視語言——不是她要這麼說話，是她認為電視臺要讓她這麼說，人家坐在那兒也不舒服。申紀蘭從屋子裡出來往外走。我想拉住她問兩句，老太太繃著臉一甩手：“在屋裡拍得還不夠啊。”
當記者這麼多年，沒碰見過這樣的情況，是真羞愧。我們索性把機器暫時關了，跟這幾位代表說：“你們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可以在我們鏡頭裡說真問題。”
郭鳳蓮看了我一眼，遲疑著說了一句：“我是關心……今年給農村的這三千億，這個錢能不能到老百姓手裡？”十幾個村支書本來都在一邊袖著手看，慢慢都走過來了，說：“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當成是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個錢數”……
我看見常青鏡頭搖過去，申紀蘭正在用勁拍郭鳳蓮的肩膀：“鳳蓮，你給老百姓說了實話。”
回去車上，常青說：“這個村子不錯，可以在這兒娶個媳婦兒。”我跟他開玩笑：“你可不要顛覆我對你的看法。”
他忽然說了一句很有稜角的話：“今天不是一直在顛覆麼？”
天安門廣場上記者最多，鏡頭“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著找了一條人縫給錄音把線拉著：“從這邊過去。”
這時，地方臺的同行把他扛著攝像機的同事往後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臺搶鏡頭。”我來不及阻攔，那位攝像師已經迅速撤到後面了。這樣的話，大概他常常聽到。
我惶恐，不光是覺得對不住同行，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新聞是爭出來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動等著你採，不用費力就可以問出答案，不滿意他還可以說第二遍，這種新聞，能有多少價值呢？一個代表被二三十家圍著，來不及辨別哪家時，眾聲喧譁裡才能檢驗有質量的問題。晚上吃飯的時候，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個我從沒見過的鏡頭，一張臉大概佔去四分之三的畫面，是貼得太近造成的，還搖搖晃晃。
貼著他臉的是各個媒體的話筒。
這張臉是當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政協會議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他在說：“我的提案是給新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
圍著的記者太多，攝像肯定是被推來搡去，因為晃得很厲害。離得太近了，又是廣角，林的臉幾乎是變形的。一塊看電視的同事端著飯碗樂了：“以前聯播可沒這樣的臉。”
“新聞聯播”的這條新聞還真不短。
電視裡林毅夫正說到：“對農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問題，要聽農民自己的聲音……”
辦公室大家都圍上來，看他怎麼說。沒人再管他佔滿了螢幕、搖搖晃晃的臉。
第四年，我有點不想參加兩會報道了，有媒體採訪我，“你們今年報道哪十大熱點？”
我問她：“你記得去年的十大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她笑：“能記住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說：“就像水龍頭一樣，這十天來了我就把它開啟，特別繁華，嘩嘩流。開完會一擰，滴水不漏，到明年再來一次，跟去年已經沒關係了。”媒體倒是越來越熱鬧了，但都在新聞釋出會上比誰的衣服顏色鮮豔，能攔住高官問問題，哪兒人多往哪兒去，管這熱鬧是什麼，生怕自己落下。三八節拍點女代表，平常拍點穿得漂亮的少數民族代表，怎麼花哨怎麼來。三千多記者一起，大清晨冷風裡排成一個大方陣，長槍短炮，還有很多人架著梯子站在上頭舉著鏡頭，等著代表委員從車上下來，呼啦啦圍上去，一邊圍一邊有同行低聲問我：“咱們採訪的這人是誰啊？”
有天下了雨，政協委員都從北門進了，記者沒法在這個門停車，只能走路到正門。長安街沿線，一會兒一個，連傘都沒有，淋得透溼。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頭沒幹透，剛出門，髮梢上都是冰凌子。這次車停在廣場西邊，得走過一整個廣場到東門，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過去，鞋和褲腿都溼了。等捂幹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風，五六級的風，一冬天也沒那麼冷過。我學了乖，穿上羽絨服和棉鞋，大圍巾裹著臉。回頭跟同事說話，嘴都凍得擰一塊了，張不開。
這次廣場空空蕩蕩，連站崗的都找個地方待著了。
只看見不知哪個臺的姑娘，拿著話筒在出現場。她把大衣脫了，沒地兒放，夾在腿中間，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裝，裡頭一件紅襯衣，話筒一看是為兩會專門備的，套了紅絨。
“三月的北京……”她剛張嘴，一陣風，話就堵回去了，頭髮都撲在臉上。
攝像戴著大帽子，縮在棉襖裡，大聲喊：“笑一點，重來一遍。”
我頂著大風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著她努力地用手拂著頭髮，兩腿向內彎夾著棉大衣，滿面笑容地說：“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來找我談報道方案，我對她們說：“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談。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狀。她後來說起早早坐在二樓沙發上等我們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讓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讓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說什麼你愛聽，又緊張你能不能透過，又緊張你透過了申勇能不能透過……真是難為了我這樣的小人物。”
哼。
她繼續扮可憐，說自己七年前剛進臺的時候，“土頭土腦，唯唯諾諾，笨手笨腳，又怯又倔，不會討喜，有的人甚至一見我就忍不住會發火呢。”
我再生氣也笑出來，想起小時候有個夥伴叫小胖，回回破廟打鬼偷雞蛋，逃跑時都是她倒數第一我倒數第二，有種相依為命之感。
申勇來了坐我對面，她坐邊上另一桌，託著腮，大眼巴巴地看著，我才知道，她找領導是怕我甩手不幹了。
申勇只說了一句話：“今年全部直播。我們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這一年，我才開始想最簡單的問題：代表是誰？代表誰？兩會是要幹嘛？
有人說：“開了這麼多年會了，還需要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我說：“不信咱們問問自己。我是誰？中央臺是幹嘛的？我們到底要做什麼？”十二年前，央視剛開始做兩會報道的時候，敬一丹是記者，她跟我說過當時第一反應是：“我們還能問啊？”等她成為政協委員之後才發現，“開會並不像電視上那樣整齊劃一，會場的爭論是非常活躍的”。
新聞是選擇的結果，是人來選擇呈現什麼。
兩會不光釋出政府工作報告。代表是來審議報告的，審議本身是審查評議的意思，必要時提出批評和質詢，是人大代表的職責。審議過程中，不同觀點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誰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見和批評了？為什麼？贊成者又是怎麼看的？誰的看法更合理？結果會對現實帶來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