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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7章 旱灾账上的丰年（第1页）

二月十九，长柳县学木匣上的双封还没有拆，顾维清先让人抬来了三只更重的匣子。

一只装税仓回执，一只装村里催粮簿，最后一只装永济行长柳分柜近三年的出粮底单。

县学雨瓮只能证明雨没有官报里那么多。田里究竟少收多少、县里为何仍年年足额交粮、永济行又是否从中得利，不能从雨数上直接推出来。要查，只能找一块地亩、税额、交粮人和债契都没有断页的地方，一笔一笔合。

顾维清选的是上塘、北坳、磨沟三个村。

不是因为三村最穷，而是三村共用一处税仓，近三年没有并村、改界和大批荒地销册。承熙十四年至十六年，入册应税田始终是二千七百六十亩，每亩正粮三斤，每年应交八千二百八十斤。

三张县仓总回执都写足额。

承熙十四年八千二百八十斤，十五年八千二百八十斤，十六年仍是八千二百八十斤。回执下还分别写着“秋成可支”“民无逋欠”“岁入如常”。只看这三张纸，三村不但没有受灾，反而连续过了三个不欠官粮的丰年。

村催粮簿却不是这样。

十四年，农户自己送进税仓六千七百四十斤，缺一千五百四十斤；十五年送五千五百九十二斤，缺二千六百八十八斤；十六年只送四千零二十斤，缺四千二百六十斤。

三年缺口合计八千四百八十八斤。

这个差额不是三村三年的减产数。

农户收下的粮还要留种、入口、换盐、还旧债，也可能在催粮以前卖给别家；催粮簿只记最后送进税仓多少，不能反推田里一共长出多少。沈砺安又核了三村地册：三年间有二十一亩河冲地暂歇、十九亩旧荒地复耕，两项在村内调抵后，应税总亩数没有变化。县里不是因为忘了销荒田才多征八千余斤。

税仓的斗也须重查。旧木斗早已换过，无法拿今日容量替三年前作证；好在逐车回执同时记有永济行出仓秤重和税仓入仓秤重，三年各有七车、十一车、十六车，两头相差都在准许的路耗以内。若要证明税仓另外克扣农户，仍得找当年的农户小票，不能把所有缺口都推给一只已经不在的斗。

宋录重新加了两遍，沈砺安用另一张纸复核。顾维清没有让县书拿“催粮簿可能漏记”抹平差数，而是打开永济行的底单。

一千五百四十、二千六百八十八、四千二百六十。

三个数一斤不差。

永济行每年在税仓封秤前出粮，车不进村，直接送到共用税仓。仓吏验过净重，把农户缺额补足，再给县里开出整仓无欠回执。永济行底单上的收粮人、车到时辰和仓门号，与税仓逐车回执都能对上。

“县里向永济行借的？”尤石问。

顾维清摇头。

“县账上没有借粮。是三个里正把缺粮拆到各户，让各户按短额立借契。永济行替谁补多少，债就落在谁名下。”

这使县库连续三年没有欠税，也使上送的灾情看起来更轻。朝廷收到的是足额税粮，县报里看见的是“民无逋欠”；真正少掉的粮，没有留在公账上，而是变成了一百二十六户各自欠商行的债。

三名还在世的里正都说，借粮时没有衙役拿刀逼签。可被逐个问开后，其中两人承认，封秤前曾挨户说过：不签借契，全村回执便要记欠，下一轮催差先到本户。第三人坚持这只是告知后果，不是逼迫。

沈棠宁没有替他们在纸上选一个好听的词。她让宋录把原话、在场人和问话次序并列记下。契上有指印，不能写成农户从未同意；选择只有“立即交出家里没有的粮”和“向指定商行借粮”两种，也不能轻易写成自由买卖。

北坳村的高茂成从人群后走出来，把三张已经磨白的契放到桌上。

他原有十八亩薄田。十四年，家里交粮时差四十六斤；十五年差八十一斤；十六年差一百二十六斤。每一笔粮确实进了税仓，他也在村中见证人面前按过指印。借契不是凭空捏造，永济行没有少给税仓一粒粮。

问题在后面。

三张契分别计仓脚、袋耗、过秤、展期和利粮。头一年的欠粮并入第二年，第二年的又并进第三年。高家卖过两只羊，给分柜运过十九日炭，还过的折粮写在另页；可只要当年税粮再缺，旧债便重新合入新契。去年冬至后，他把六亩田过给分柜账房吴继昌，才销掉其中一部分。

“吴继昌种田吗？”沈棠宁问。

“没见他下过地。”高茂成说，“地还租给我种。今春若有种，我得先交他四成。”

这句话不能直接证明吴继昌只是韩崇的代名人。账房可以买地，也可以将地出租。众人继续查过户价的来处，才在永济分柜的月结册里找到一笔同日支出：吴继昌过户所付的价银，先由分柜以“旧粮折收”划入他名下，次日又从他的私账划回分柜销债。

银只在纸上走了一圈。

但这一笔也只能证明高家六亩由分柜账房控制，不能把三个村所有卖地都算到永济行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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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一百二十六户借粮人中，四十二户已经用粮、牲口、货物或工日还清；十八户仍欠，押的是秋粮、牲口或货物，没有押田；二十七户有一百四十三亩仍在抵押期内；三十九户已经过户一百八十六亩。

已经过户的三十九份契，受让人共有十七个。逐笔查银源后，只能确认其中四人是永济行分柜账房、伙计或与分柜共账的货栈东家，涉及二十四户、一百一十二亩；另有七十四亩银源尚未查清，不能先写成永济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