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说她是来接我的。
贡嘎机场的到达口,下午两点五十,栏杆外头挤着一排导游,举着牌子,每个人胳膊上搭着一摞白哈达。
他去边上的小卖部买了两条,一条二十,塞给我一条。
“你接你妈。”他说。
另一条他自己拿着,叠了两折,搭在小臂上,跟饭店服务员搭毛巾似的。
夏棠也来了,说是来接阿姨。
她穿了一件白色的小吊带,短到肋骨底下,一条牛仔超短裤,裤腿的毛边卷着,卷在大腿根上;两条麻花辫,马丁靴,墨镜。
机场三千六百米,太阳毒得像有人拿放大镜照,她那一身白皮晒得发亮。
她挽着他的胳膊,整个人靠上去,两只奶子顶着那件小吊带,把他那条胳膊夹在中间。
栏杆边上几个举牌子的藏族小伙子,眼睛就没从她腿上挪开过。
我站在他另一边,手里攥着那条哈达,攥出了汗。
十八号晚上九点,我跟我妈告过一状。
那天住波密,客栈信号两格。
她在视频里问:“她们呢?”我说柯阿姨给他松腰。
她问谁给谁松。
我说柯阿姨给他松,在柯阿姨屋里,松了一个多钟头。
我又说,柯阿姨她老公说在宁波开会,定位在三亚,三天没挪过窝。
我妈听完,没说话,拿钢笔在面前那沓文件上点了两下,点出两个蓝黑的小点。
“知道了。”
我以为她不来了。
两点五十八,她出来了。
推着一个二十八寸的箱子。
黑色的真丝吊带长裙,长到脚脖子,外头一件米白的薄开衫,敞着。
宽檐草帽,墨镜,平底凉鞋,脚指甲涂得红红的。
头发放下来了,烫过的卷,披在肩膀上。
两只耳朵上,各一颗珍珠。
飞了六个钟头,那条真丝裙子在她身上揉出了一道一道的褶,褶都往几个地方去:胸口撑起来的那两团,小肚子上软乎乎的那一点,屁股上那两瓣又圆又大的。
裙子左边开衩,开到膝盖上头一巴掌,她推着箱子一迈步,开衩里一截白腿一闪,又一闪。
栏杆边上那几个藏族小伙子,眼睛从夏棠腿上挪开了。
接人用不着二十八寸的箱子。
她在栏杆那头看见了我,把墨镜摘了。
她先看的是我。她把箱子一撒手,走过来,伸手托住我的脸,左边看看,右边看看。
“黑了。”
她大拇指按在我左边颧骨底下,那道比别处白的印子上,按了按。
“这道还没下去。”
“……嗯。”
“瘦了。红景天吃着没有?”
“吃着。”
我把哈达举起来。
她低下头,让我往她脖子上套。
她低头的样子,跟我上幼儿园那会儿一样,那时候她蹲下来,让我给她戴我拿彩纸剪的项链,脖子弯着,等着。
我套上了。
“沈律师。”他说。
她抬起头来。
给我套的时候,她低头。给他套的时候,她抬下巴。
他把那条哈达往她脖子上一绕,两只手捏着两头,从她锁骨上往下捋,捋平了,一直捋到胸口,捋到两只奶子中间那道沟上头,才松手。
他那条压在我那条外头。
“扎西德勒。”他说。
“……扎西德勒。”
我妈说这四个字,跟念一个外国单词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