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龙握着那份合同,手指在抖。不是气的,是激动的。
“克劳迪娅女士,”他的声音有些哑,“谢谢你。”
“不用谢我。”克劳迪娅伸出手,“谢你自己。你来了,你说了,你让我看到了你是什么样的人。”
杨成龙握住了她的手。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抖。
新加坡,同一天下午。
叶雨泽和杨革勇走出樟宜机场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
十二月的伦敦是冬天,十二月的军垦城是冬天,但十二月的新加坡是夏天。
三十多度,湿度大得像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热带特有的气味——花香、果香、还有海风的咸腥味。
叶雨泽穿着一件浅灰色的亚麻西装,不系领带,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了一颗。
他看起来不像六十多岁的人,腰板挺得笔直,步伐不紧不慢,像是来度假的。
杨革勇跟在他后面,穿了一件深蓝色的poo衫,袖子卷到肩膀上,露出两条晒得黑红的小臂。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机场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s级轿车,一个穿白色制服的司机站在车门旁边,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叶雨泽先生”。
“老刘派的车?”杨革勇问。
“不是。我自己叫的。”叶雨泽拉开车门,坐进去。
杨革勇愣了一下,也钻了进去。
车子驶出机场,上了高。窗外的风景从机场的棕榈树变成高架桥,从高架桥变成摩天大楼。
新加坡的市中心,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光,刺得人眼睛疼。
“老叶,你为什么不坐刘老板的车?”
“坐他的车,就是去见他。不坐他的车,是他来见我。”
叶雨泽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区别很大。”
杨革勇想了想,点了点头。
车子在一栋写字楼门口停下来。这栋楼在滨海湾,五十八层,玻璃幕墙,顶层是一个空中花园。
刘氏集团的亚太总部,就在这栋楼里。
叶雨泽下了车,整了整衣领,走进大堂。杨革勇跟在后面,手里拎着那个黑色公文包。
前台是一个穿深蓝色制服的年轻女人,看到他们进来,站起来,用标准的普通话问:
“请问两位找谁?”
“刘老板。”叶雨泽说。
“请问有预约吗?”
“没有。”
前台的脸色变了一下。“对不起,没有预约的话——”
“你打电话告诉他。”
叶雨泽打断她,“叶雨泽在楼下。他下不下来,是他的事。”
前台犹豫了一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低声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她的脸色变了,变得客气了许多,甚至带着一丝紧张。
“刘主席请两位上去。顶楼,专用电梯。”
她带着他们走到一部单独的电梯前,刷了卡,按了顶楼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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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门关上,开始上升。电梯里很安静,只有电梯运行时的嗡嗡声。
杨革勇看着电梯里不断跳动的楼层数字,从到o,从o到o,从o到o。
“老叶,你说,刘老板会下来吗?”
“他不是已经让我们上去了吗?”
“那是让上去。不是下来。”
叶雨泽看着他,笑了。
“你这个人,一辈子都在乎这些。谁上谁下,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杨革勇说,“你站着,我站着。你坐着,我坐着。你躺下,我躺下。但你不能让别人骑在你头上。”
叶雨泽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