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說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李公就駁斥我，“除非你也能將所謂官僚主義（李公實謂Bureaucratism，但是此時他用中文官僚主義四字）也賦予定義，追溯它在歷史上的關係。”我確實照他的指示，曾經嘗試寫一篇關於官僚主義的文字，可是寫來寫去，總不如意，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國文化上很多現象自成一體系，既龐大，又獨特，內在的人士習之以為理所當然。外來的觀察者，卻又只看到多面體之一面，即根據它與西洋文化之異同作褒貶，若不是盲人摸象的以象耳為象，就是自以為是的責罵袁世凱之沒有成為拿破崙，或者埋怨光緒皇帝未曾效法明治天皇。我說中國官僚主義以儀禮代替行政，讀者仍覺得茫然。所以賦予定義不算，還要注重官僚主義之內涵，以後《萬曆十五年》就根據此方案寫成。這書的底稿取自我教明史的講義，後經1975年哥根漢基金的資助，改變重點及著述立場，書成時其內容有如傳統社會容貌之一概述。此書是否有學術價值由中外同事用作教科書及參考書者品評之，其成為一個官僚主義之剖面則間接得益於李公。
<h4>以歸納法為研究基礎</h4>
本來李約瑟治學，以歸納重於分析。他從中國親眼看到很多使用科技之文物，以他的好奇心與科學眼光，覺得處處都有真理在，於是到處留心，隨時記錄，積腋成裘，又根據古籍的說明及圖解再度結合，才奠定了《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基礎。舉一個例：K-1的一堆書籍之上，有一架玩具風車，乃農戶將舂出之米以手搖風力，分解糠殼及白米之工具的模型，長不逾三英寸。我自己在內地看到此類風車又何止百數十具，但是未曾考究當中科學原理，然則仔細想來：米重糠輕固為常理，但是穀米由風車頂層從上向下墜之速度，又必配合到風力吹去之速度，不疾不徐，才能使糠殼飛揚於左，白米下墜於車下之承接器。再推究之：則由手搖動之軸心輻射裝置成之吹風板，也與風速有關。凡板葉之大小及葉數之多寡，皆足以影響風力。車頂裝米之漏斗漏隙之大小又決定米之下墜率。這樣看來處處都有機械原理，也處處都有數學，更是處處都賴協調。
為什麼中國人只能從實用的場合上著手，不從原理的基礎上著眼？顯然的他們已經體會到計算的重要，為什麼不倒轉回去，從數學而物理而機械學造成系統？李博士問及社會與經濟對科技的刺激作用和遲滯作用，也已寓意于歸納。因為他不僅因風車而想及此問題，必因見及古籍內關於火藥成分的記載而想及化學，見及虹橋而想到力學，見及針灸而想到神經學以及解剖等等，而他所說“尚未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也已是歸納之後的結論，而非分析之前的假說。
恰巧我自己所著《十六世紀中國明代之財政與稅收》也已脫稿，正準備在劍橋大學出版社籌備出版（不由李博士介紹，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全然無關）。內中也是歸納重於分析，我們在劍河沿岸對談的時候，先已具有合作的基礎。我當初深以彼此見解不同為慮，但是李約瑟一直對我說：“相差不遠（close enough）。”
可是大海撈針，如何能找到現代科技產生於西歐而不產生於中國的原因？鄭德坤博士的建議雖較實用，可是我們也無法把十個大發明家的詳傳整個讀過，分析及他們每日黃昏午後的思潮，比較他們生活等級、家庭經濟狀況的因素與動機。難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發現水浮力？牛頓因蘋果掉在頭上而體會到地心吸力？即縱如是，則一切出諸天命與聰明人物之偶爾意動，又何待於吾人孜孜以求地寫科技史？我和李公見面後約兩個月，每週走談也進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議收束他檔案箱內之線索，先對傳統中國之社會經濟形貌作一次綜合之檢討。先從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貨志”為線索。二十四史裡具“食貨志”的共十二史。內中“食”為食物，推廣之則為農業；“貨”為貨幣，推廣之則為商業。農業與商業，亦寓有生產與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僅記一朝代之事。如《隋書》之“食貨志”，即自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結束於隋之統一。如果將二十四史中的食貨融會貫通，一定會對中國社會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瞭解。此後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為方針。
<h4>對中西社會問題的看法</h4>
經過長期將這些資料仔細閱讀之後，即發現中國傳統國家與社會的組織（當時國家與社會並無界限的區劃）始終不脫離一個間架性的設計（schematic design）。亦即如《周禮》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先造成一個完善的理想的幾何圖案或數學公式，向真人實地上籠罩過去，儘量使原始的與自然的參差不齊，勉強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實際上不能貫徹，則通融將就，縱容在下端打折扣，總不放棄原有理想上之方案。自原始的井田制度至中期的“租、庸、調”，以至明朝的“裡甲、均徭、驛傳、民壯”均未脫離此特色。
我們不能說這種設計是好是壞。在歐洲工業革命之前，這樣的設計較之任何帝國之體系並無遜色。韋伯即曾稱讚《周禮》之合理性（rational），只是這樣的組織僅具外界之美感。它的對稱與均衡切合於官僚主義以儀禮代行政，實質上政府對下端的控制虛浮，結構脆弱，而且極易產生流弊。
從明清社會我們更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權無限，政府實際控制的力量並非出自經濟與軍事，而系“尊卑、男女、長幼”的社會價值。這因素誠然保持各地區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援威權政治，卻無從引導社會進化，尤其缺乏與外界競爭之能力。
研究中國之弱點，大致如是。李公又在散步時和我一再提及，西歐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資本主義形成和引用新時代之科技是一成套（package）的發展，一來則都有。這種見解，再配以他前述15、16世紀之交中西科技尚在並駕齊驅，以後則只有西方突破，中國瞠然落後的觀察，已經指示到西方強處的概略方位，對我而言這也不是一個全然陌生的題材。我在密歇根修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即以英國之斯圖亞特王朝（Stuarts）和宗教改革作輔修科目，在南伊利諾大學任教的時候，也還擔任過西方文明近代史的一段教程。所以對於從西方相反的一面綜合他們之所長以衡量中國之短，並不致全然暗中摸索。我在1972至1973年的一年居留劍橋的時候，已經不時出外旅行觀摩名勝古蹟。1974年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往歐洲大陸巡遊一次。只是這樣一來，我所研究的歷史，包括東西兩大壁壘的觀察，已經不是分割當中一個小題目作分析，而是綜合劃時代的改變作一個大規模的比較，這樣一來，無形之中已進入我日後稱為“大歷史”的道途上了。是好是壞，至難概述，只是這樣與李公想極度精確地決定科技如何受社會環境的刺激而展開，如何因條件不夠而遲滯，必然產生了相當的距離。另一方面，歐美的社會科學研究有如自然科學，一般只重分析，不顧綜合。況且我以熟悉明史的地位，步出專長，聲稱要涉獵英國土地史和歐洲經濟思想史，即至難獲得各界同情。1975年之前我向各處申請獎學金有如探囊取物，以後愈來愈困難。1978年後即未再獲得分文，並且要面臨被裁失業之危機了。
我和李公的觀點也無法完全吻合。大凡兩個帶獨立精神的學者要見解完全相同，是一個極難將就的事情；即使見解上一致，言辭上亦難免有出入。像前賓夕法尼亞大學卜德（Derk Bodde）教授曾研究中國語言文哲與科學發展之影響，也曾在劍橋卜居三年，雖以他和李約瑟之互相契重，兩人之著述仍不能融合，最後卜公所著書《中國思想、社會及科學》（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只得抽出於劍橋體系之外，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成書。
我和李公意見不同重點在於對“經濟”一詞之解釋，也牽涉到精神與物質之區別。原來《中國科學技術史》之設計，以卷七之第四十七節論文哲語言與科學的關係，第四十八節自社會經濟之角度檢討。可是縱然如此，這些名目仍是大學內學院分工所產生，在日用的及實際之情形下其界限甚可能消散（此亦是《萬曆十五年》以海瑞、戚繼光和李贄為題，不稱“地方行政”、“軍事組織”和“哲學思想”之一原因）。即如今日你我往超級市場購買牙膏一管，固然屬於經濟行為，也是物質生活。可是看到廣告上之姣好女郎或者聽到悅耳之牌名而左右取捨，則又不能斬釘截鐵地說，此係物質彼為精神了，這也就是說我們不能既稱經濟則完全不受感情和精神上之支配。我和李公之爭執，不是無理由，而是無言辭上的檢點。我既與他熟悉，在爭辯時不免忘記“執弟子禮”應有的尊敬，當時並未受到李公指摘，為他不平的則為魯桂珍博士。
我和魯在K-1及K-2朝夕相見，只有一甬道之隔，平日我呼她Gwei-djen，她稱我Ray，這次她認為我態度驕倨時並未口頭指責，只是不呼我名而稱我姓。從此三言兩語之中，夾雜著一個Huang，好像是一種降格的處罰，一方面又不加解釋，亦不變更聲調，即格爾在旁亦如此。如是持續約一個月才恢復我固有的名稱，算是期滿開釋。
<h4>李約瑟的婚姻生活</h4>
可是我無法遷怒於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難能遷怒於她。我在劍橋見到她時，她年近七十，可是看來只五十歲左右。她身體嬌小，個性剛強，K-2有她年輕時照片一張，光彩奪目，當日必為令人徘徊眷戀的名姝。她於盧溝橋事變前數月（李公說1936年，她說1937年）在劍橋與李公邂逅。他那時候已和Dorothy Moyle結婚十二年。可是從此魯桂珍即終身未嫁，為李公書伴。我不能肯定地說沒有她不會有《中國科學技術史》，另一方面說他們在學術上的合作，是他們愛情昇華的表現並不為過。
原來第一位李夫人Dorothy也獲有博士學位，他們在做研究生時結識，都主修生物化學。他的專長為胚胎學，她的專長為筋肉收縮，彼此都為皇家學院（Royal Society）院士。我初去劍橋時，她已七十六歲，仍在凱思書院宴會時招待來賓，也還在著書。李公稱他自己所著書，只有李夫人一字一句全部讀過，不幸她最後患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1987年我和格爾再去劍橋時她已不能認識李公。有一晚桂珍邀我們在她的套房內喝咖啡，半小時後李公亦來。此時李夫人Dorothy已僱有特別護士照顧。我們談完已近深夜，李公仍堅持開車送我們，送後他再返李夫人處陪伴她一小時，看來每日如此，此情真令人感動。
另一方面他不能與桂珍早成眷屬，也不能算無遺憾。1977年李公與桂珍來美，我和格爾邀他們來我家小住一夜，李公見著傑佛遜，時年十歲，他悄悄和桂珍說起：“要是有這樣的一個孩子，不知是何滋味？”而她立即向我們說，並說約瑟態度實為帶感傷性。第二天早上我們閒談學界人物，也涉及離婚再婚情事。李公又說：“每一個人都在轉換（夥伴）〔everybody switches〕。”桂珍立即申斥他說什麼每個人都轉換，他們就沒有。這樣看來，她和他數十年相處，崇拜敬慕之如家長，管制之如幼弟，能經常和他接近，又使他的徘徊眷慕始終無邪。他們間之心頭悵惘，到時即說，說後意消，這也是她使李公一生事業從一個專長“轉換”到另一專長，而夫婦仍能全始終之所在，而李夫人之寬達亦堪欽佩。
李公傳記資料已見諸中外刊物數十種，即《紐約客》及《斯密宗寧》（Smithsonian）亦有記載。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後，魯桂珍又為李約瑟之旅伴（以前他們三人偕遊），已有人暗中猜測，他日有人為李公作傳勢必提及，我無意播送閒議，只以耳聞目見，他兩人又不忌諱，方濡筆據實書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兩年後他們方成婚，去他們初次相逢已超過半個世紀。而《中國科學技術史》之成書，堆疊起來，也已超過數尺而近丈矣。1990年國際中國科技學會集會於劍橋之李敦研究所，我們被邀參加，這時我無論文可誦讀，也無聽講之動機，只是隨著興致前往，此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後一次去劍橋。
至此我慶賀他們的婚姻，“桂珍，我們真為你高興。”我說著，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謝謝你們，”她說，“很多人和你們有同感，他們都很高興（They are also pleased），你們等會兒到我們那邊飲茶好嗎？”
我看著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準備中國科學院贈她名譽教授銜的學位，就辭謝了。李公此時視覺、聽覺都已衰退，靠輪椅行動，而他要接見的人士尚多，我們只乘空向他問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為最後之一面。午後我們再入凱思書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鎖，院中薔薇花則盛開，K-2之壁爐案架上仍陳列著李公父親的照片，著軍裝，是英國紅十字會的制服，旁有楷書“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鏡框內，使我想到當年初來劍橋的情景。李約瑟與魯桂珍之高度紀律，讀書寫作處處認真，寸陰不捨使人畏懼的習慣得自此著軍裝之李公。所以我說李約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與自由主義，一方面仍繼承著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紀律。
桂珍婚後約兩年，即於1991年因氣喘病逝世，我覺得李公老境蕭條，常為之戚然。我的關懷尚且包含著一種負疚的成分，讓他寫了這許多信給我，又讓他寄予我這樣深厚的希望，我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貢獻只限於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論文，收入卷七。這是當初沒有想象得到的。
<h4>困頓時期的境遇</h4>
首先問題出自財務，李公自1976年卸任凱思書院院長一職後，他說完全失去了教學機構的庶務支援。他無打字員，沒有人替他付電話費，更用不著說合作者的薪給旅費津貼（一向合作者個別由母校或各文化基金資助）。在這方面他也是一個書呆子，平日沒有考慮到這種問題，一到窘境臨頭，才知道事態嚴重。這時候大家希望他自己來美呼籲各界解囊，替他的《科技史》招募一部分基金。又沒有想到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他參加過一個國際組織公佈美軍在韓戰期間有使用細菌戰的情形，因此他的名字被列入黑名單，各處美國領事館不發籤證，李公到了加拿大仍然無法入境。後經參議員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干預，才取消拒客令。可是剛組織就緒，出面為他主持募款的Arthur Wright又突然在打高爾夫球時心臟病發而逝世。以後李公募款訊息傳出，美國、香港、日本的財界鉅子慷慨解囊，英國貴族捐地，而有今日李敦研究所的規模，此是後話。而70年代後期，他確經過一段囊空如洗的困難歲月。
而他的情形好轉我又大禍臨頭，1979年紐約州立大學削減預算，我多年來往各地作研究工作，少問校間政治，又自以為有十數年的常任在職經歷，總不會飯碗有虞。而突然訊息傳來，整個紐普茲分校的亞洲系全部裁撤。我實為革職，名目上又系提前退休（剛滿六十二歲可以領得社會安全金）。當時不知如何是好。含羞忍辱地另覓工作？還是堂而皇之提出訴訟？幾經考慮之後，還是決定接受強迫退休，但是不排除以後提出訴訟，其原因是我著書《財政與稅收》各方書評良好，《萬曆十五年》又已有中英文稿在。我多年仰慕英國曆史學家古赤（G.P.Gooch），他即以德文名號Privat Gelehrt（私人學者）自命，我既已被逼如此，不趁著下水更待何時，決心既下即再有人相邀授職亦辭不就。可是此辦法卻使格爾和傑佛遜受苦不少。我在給李公信內提及幾個冬天室中無適當之暖氣，所作書稿送出版者則一再被拒退回，最後難關突破，我獲自由，即不願再作馮婦，在機構組織中廝混已非愚志也。
而且沒有大陸方面的“經濟改革”，我尚不可能有此堅強的自信。我和李公約瑟在1974年的論文案已提及：我們所謂現代社會，亦不外一個以商業條例為組織原則的社會。現代商業發達端賴信用廣泛的展開，經理人才與所有權分離，不受家族地域之限制，而且技術上之支援因素全盤活用，如交通、通訊、保險業、律師業。此亦即社會上所有之經濟因素均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
此後我從閱讀歐美、日本各國之事例看來：一個國家若要進入此種境界，先必重建國家之上層組織，包括政府軍隊及最高主權。因之對外能獨立自主，對內能設計主持，保護和增進如此一種體制。這國家之基層組織也要再造，以剔除用皇權、宗教、職業傳繼、土地所有、勞動力受束縛各種條件妨礙交換的情形。再進一步建立上下之聯絡，在實際交換及分工合作時釐定權利義務關係，使整個體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中國因為資金貧乏，土地分割至小，農村之勞動力不能輸出，尤其無法執行初期的存積資本，所以全國擾亂動盪幾十年。現在看來各種困難均已被打破或逐漸將被打破，所謂經濟改革亦非僅政策，乃趨向將農村剩餘之勞動力轉用於製造業與服務性質之事業，創立新體制。至此長隧道前已露曙光，實乃五百年未有之奇遇。吾人處境有如脫出於魏晉南北朝之分裂局面，進入隋唐建國立制之階段。
<h4>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奠基者</h4>
至此中國歷史才確切地與西洋文化匯合，我們讀西歐近代史才更瞭解今日中國在歷史上之旅程。反過來說，我們親臨著中國變動期間之事態，也更對英國史、法國史、美國史、日本史等多一重認識。面臨這種機遇，我不僅自己業已無法分身，也曾建議李公讓其他合作者完成《科技史》之技術部分，他自己集中於卷七結論部分，著眼不僅在科技，而著重英文書銜之“文明”（civilization）。李公1942年任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主要之任務在使中國人士瞭解他們自身文物上之成就，此目的經他數十年不斷鼓吹，成效已超過預期（我自己即深受他的影響）。至此之領導力量大可指示我們今後出處。我的寫作既已多承他的啟示，我們也於1973年即有約，所有研究成果，彼此均得個別發表，但有的共同使用，我之書刊如有一得之愚，李公及其合作者亦可採用於《科技史》無須徵求同意。但他不願如此，只在卷七註釋中提及拙著《中國大歷史》。
中國社會經濟情形如何促進或遲滯科技之發展？誠然一個負問題，不易獲得正面答案，可是今日看來當中亦必有一個用進廢退之概理。我們已經看到傳統官僚主義之社會凡適用於官僚主義之事物則提前佔先，不適用之事物即罕有注意，官僚主義既注重間架性設計，即對精確之衡量無用場，其對稱與均衡有助於詩詞歌賦與山水筆墨，而無意於三角及微積分。反面言之，一個現代社會乃一個商業為主體之社會，其中各種事物均需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則標準化、成批製造、合作分工、細處協定均成為時尚要求。惟其能錙銖計較才能在精微之處講求效率。因著20世紀之演進其情形愈為明顯：大凡科技原理，已被發現部分及尚待發現部分，古今中外通用，因屬自然法則（此李公稱law of nature，以別於natural law），實為上帝賜予全人類。但已發現部分、通用部分及粗率解釋部分（通常稱為曲解或誤解）代表當時當地社會之形貌。中國社會為多數農村之大集團，其科技亦代表此等社會對宇宙之瞭解。現代社會代表全世界通商分工合作，科技之發現及引用，亦隨時代轉移。不僅傳統中國之陰陽五行李公稱為“檔案箱”（file cabin）者須代之以可以用數目字證明（此亦李公語）之科學，即牛頓之光線為微粒說（corpuscular theory）者亦早已為波狀說所取代，其演進當然與社會經濟有關，因為經濟亦不外生活之另一面。是以牛頓為劍橋大學教授，亦為英國造幣廠廠長，即李公與我在職務庶務之遭遇，亦仍社會經濟轉變過程中之小波折也。
我雖說今日中國已經體會到歷史上之突破，但並非所有問題均已解決（有些問題永不會解決，而且舊問題解決必有新問題）。我想很多同業已注意李約瑟不僅為科學家、作家與歷史學家，尚為“人本主義者”（humanist）。我不時聽到他說起：“為什麼這樣的沒有心腸！”他對中國的愛好，一部分是由於中國人本主義的傳統，今中國在重商主義之下造成新體系，如何儲存人本傳統？時下內地農村剩餘人口往城市覓工者以億計，在城市內由低效率國營事業裁減的冗員冗工又經常成千上萬。不久之前香港行政局議員南順集團總裁錢果豐博士親歷此情景，就呼籲應在科技方面補救。傳統科技與新型工業之間是否可找得折衷而過渡的出路使他們就業？隔洋東望劍橋，我們深望李敦研究所的同事們在繼續完成李公遺著時，也在這些現實的問題上，找到切實的答案；也更希望出資資助研究所的先生們，從這些地方著眼，繼續支援，使李約瑟的精神長駐留於後人心目中永垂不朽，不要人亡政息。
1995年《歷史月刊》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