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身处部委中枢,又是主管具体产业的业务领导,对这种时代变迁的感知,远比四合院里那些为每日生计奔波的邻居们,要来得更早、更清晰、也更具体入微。
他的工作重心和思维方式,也随之生了深刻而艰难的调整。
过去,更多是执行计划,平衡指标,解决技术和管理中的具体问题。
现在,则需要思考如何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引入市场调节的因素;
如何在保证国家调拨任务完成的前提下,激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
如何利用有限的外汇,引进真正关键的技术和设备,而不是盲目贪大求洋;
甚至,开始接触和学习一些陌生的概念,如“利润留成”、“厂长负责制”、“横向经济联合”、“补偿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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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名词背后,是全新的游戏规则和运行逻辑,对习惯了旧有模式的王建国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也隐隐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他变得更加忙碌,也变得更加审慎。
改革的航向虽已明确,但水下的暗礁和风浪丝毫未减。
每一项新政策的试点,每一个合资项目的谈判,都牵扯着复杂的利益格局和敏感的政治考量。
走得太快,容易触碰红线,成为“冒进”的典型;
走得太慢,又会错失良机,被时代抛下。
他需要像在雷区中行走,每一步都要反复权衡,既要表现出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又要确保不犯方向性错误,不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政治风险。
在这种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四合院里的人和事,在他生活中的分量,自然被进一步压缩、边缘化。
那里更像是一个提供基本栖息功能的物理空间,一个在繁忙公务之余、可以让他短暂卸下盔甲、获得喘息的家庭港湾。
至于院里的邻里关系、是非纠葛,只要不直接威胁到自家的安全和安宁,他几乎完全屏蔽在外,不予关注,更不参与。
棒梗在经历了与许大茂的冲突、以及漫长而无望的待业后。
终于在街道的协调下,得到了一份在区环卫队当临时清洁工的工作。
每天天不亮就拖着残手去扫大街,与垃圾、尘土和路人冷漠甚至鄙夷的目光为伍,收入微薄,仅够糊口。
他变得更加沉默阴郁,早出晚归,几乎不与院里任何人交流,像一道无声无息的灰色影子。
秦淮茹依旧在街道糊纸盒,小当和槐花勉强上了中学,日子清苦至极,但至少没有继续滑向更深的深渊。
许大茂似乎也消停了不少,或许是因为感受到了时代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或许是因为王建国地位的日益稳固让他不敢再轻易挑衅,又或许只是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在厂里钻营新的“门路”。
据说他也在活动,想调到一个新成立的、有“油水”的三产公司去。
院里其他人,如阎埠贵、刘家租户等,也都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挣扎前行,彼此间的交集越来越少。
王建国对这一切的淡漠,并非麻木,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战略选择。
他将有限的精力进行了最有效率的分配:
绝大部分投入部里的工作和自身能力的提升;
剩余部分,则用于确保家庭的稳定运转和家人的基本福祉。
至于四合院这个“小社会”,只要它不爆直接冲击王家的危机。
那么它的内部生态、其中个体的悲欢,对他来说,就与报纸上报道的远方灾情或社会新闻无异,可以了解,但无需共情,更不必介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时代的浪潮终究会冲刷到每一个角落,即便是王建国试图保持距离的四合院,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
变革的气息,开始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渗透进这座古老院落的砖缝瓦檐之间。
最先感受到变化并蠢蠢欲动的,是阎埠贵。
这个精于算计、对风向变化异常敏感的前小学教师,虽然早已退休,靠着微薄的退休金和偶尔帮人写信、算账贴补家用,但他那双藏在厚厚镜片后的眼睛,却始终没有停止对院外世界的观察。
他注意到了胡同口摆摊卖“大碗茶”的返城知青生意不错,注意到了有人开始偷偷摸摸地倒卖粮票、工业券。
更注意到了报纸上开始出现鼓励“个体经济”、“自谋职业”的模糊字眼。
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里盘旋了许久:
自家临街的那间小屋,是不是可以收拾出来,做点小买卖?
哪怕只是卖点烟酒、火柴、肥皂之类的日杂,也比现在死守着那点退休金强啊!
但他不敢。
政策不明,怕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也怕街坊邻居笑话,更怕……
被院里某些人举报。
他将这个想法,先透露给了同样退休在家、整天唉声叹气、觉得“钱越来越不值钱”的刘海中。
两人嘀嘀咕咕商量了半天,觉得有风险,但似乎又有点希望。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院里“最有见识”、“消息最灵通”的王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