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霞是个老实人,只是随口应和“是啊,街道该管管”,便不再多说。
王老汉则根本不理这茬。阎埠贵的试探,如同石子投入深潭,连个水花都没激起。
与此同时,秦淮茹家的“生意”在经历了许大茂事件的惊吓和市容整顿的打击后,并未完全停止,而是转入了一种更加地下、更加艰难的模式。
她们不再摆摊,而是依靠小当之前在“练摊”时积累的极其有限的人脉,接一些替人代销少量服装、小商品的活儿,利润更薄,风险却未减少。
棒梗对家里的窘境和母亲的挣扎依旧冷漠。
但他那份清洁工的工作,却因为单位开始搞“承包”、“优化”。
面临着被“优化”掉的危险,情绪更加阴郁暴躁,回家后常常一言不。
或者为一点小事就对母亲和妹妹恶声恶气,家庭关系濒临破裂。
秦淮茹在双重压力下,迅衰老,眼神中的绝望几乎凝为实质。
傻柱和于海棠的关系,在许大茂事件的冲击和现实经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也走到了一个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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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棠所在的广播站终于撑不下去,宣布放假,实质是半停产,只极少的生活费。
她开始频繁抱怨,指责傻柱没本事,不能让她过上好日子,将自家与“那些了财的”和“有权的”相比,言语愈尖刻。
傻柱起初还忍耐,后来也忍不住回嘴,两人争吵不断。
于海棠开始频繁回娘家,一住就是好几天。
傻柱独自在家,对着冷锅冷灶,更觉凄凉。
他开始更加频繁地偷偷接济秦淮茹,仿佛在这份无望的付出中,能找到一点自我的价值感和慰藉,但这又加剧了与于海棠的矛盾,形成了恶性循环。
王建国将院里这些新的躁动、挣扎与裂痕,都冷静地看在眼里。阎埠贵的算计,在他眼中如同儿戏,不值一哂。
秦淮茹家的困顿与棒梗的危险状态,他保持警惕,但依然坚持不介入原则,只提醒家人注意安全,远离可能的冲突。
傻柱家的危机,他漠不关心,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的注意力,始终牢牢锁定在部里的工作和自家的展上。
这一时期,部里的工作进入了新的攻坚阶段。
随着“治理整顿”的深入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针的落实,肉联行业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一方面,要完成国家下达的调拨任务和储备肉计划,稳定市场供应,尤其在通货膨胀压力下;
另一方面,要推动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尝试“价格放开”后的市场生存能力,应对乡镇企业和个体户的激烈竞争。
王建国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压力巨大。
他频繁奔波于部委、地方和企业之间。
协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推动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试点。
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技术改造资金提升重点企业的竞争力。
还要应对来自系统内外关于“改革方向”、“姓社姓资”的争论余波。
他变得愈加沉稳,也愈加谨慎。
每一份文件,每一次言,都反复斟酌,确保既符合精神,又切合行业实际,不给任何人留下攻击的口实。
家庭方面,随着新民新平新蕊相继工作、恋爱,王建国开始考虑更长远的规划。
他利用部里的福利政策,加上自家多年的积蓄,悄悄在距离单位不远、环境较好的一个新开居民小区,预定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单元房。
这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出于实用考虑:
父母年事已高,需要电梯和更好的居住环境;
新民新平即将结婚,需要独立空间;
自家也需要一个更现代、更私密、更符合他身份地位的生活场所。
他办得极其低调,除了家人和极少数必要经办人员,无人知晓。
搬家计划在他心中稳步推进,只待时机成熟。
就在王建国有条不紊地推进着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规划时,四合院里关于许大茂那间屋子的“争夺”,以一种出人意料又充满荒诞色彩的方式,爆了。
而引爆这场争夺的,并非阎埠贵,也不是院里任何一户人家,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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