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伦斯说:
“你完全可以绕开。”
维奥莱特看了她一眼,说:
“绕开要花更多时间。帮你比绕开快。”
弗洛伦斯把这件事告诉我之后,我笑了很久。
不是因为好笑。
是因为我终于明白弗洛伦斯为什么要找一个“不用回头就知道在她背后”的人——
她要找的不是一个会为她赴汤蹈火的人,而是一个在计算了所有变量之后,依然选择站在她这边的人。
这种人比那种为了你死都不眨眼的人更难找。
因为我见过太多为了某个人去死的人了。
死是一瞬间的事,不需要动脑子,不需要判断,只需要一股冲动。
但为了一个人多花时间、多花力气、多花精力,在自己完全不需要这样做的情况下——这才是真正稀有的东西。
(以下为弗洛伦斯的口述)
维奥莱特的背景,是她自己说的。
不是因为我问了,而是因为在我决定是否让她加入七弦会之前,我需要确认她不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所以在我做好打算要把她带到你面前的那天晚上,我给她倒了一杯酒,请她坐在我对面,然后问她:
“维奥莱特,你是哪儿的人?”
她没有犹豫。
“斯特拉斯堡人。阿尔萨斯。”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履历表,“普法战争之后,我家选了法国。搬到南锡,住流亡者社区,那种用木板和油毡搭起来的棚子。我父亲死在那个棚子里。肺病。没钱治。”
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继续说:
“我母亲改嫁了。一个北非殖民军军官,刚从阿尔及利亚回来。我们搬到马赛。那年我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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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继父对你好吗?”我问。
她想了想:“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军人。军人对待家属的方式——不饿着你,不打你,不管你。我觉得挺好的。”
我记下了这一点。
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她什么都没说。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被母亲带着改嫁给一个陌生男人,从阿尔萨斯的流亡者社区搬到马赛,继父的态度是“不饿着、不打、不管”——她说“挺好的”。
这是一种防御机制。
还是一种真实感受?
我当时不确定。
现在我倾向于后者。
维奥莱特这个人,从来不会用“挺好”来形容一件实际上不好的事。
她说“挺好”,就是真的“挺好”。
她不会为了粉饰太平而撒谎,也不会为了博取同情而夸大痛苦。
她陈述事实的方式,和她使用长鞭的方式一样——
精准,直接,不加修饰。
“十五岁那年,”她继续说,“我跟着继父去了阿尔及利亚。名义上是翻译和医疗助手,实际上是军事情报局的外围人员。”
“你签了合同?”
“没有合同。口头承诺。他们需要有人做那些不能留档案的事,我需要离开马赛。各取所需。”
“做什么?”
“审讯翻译,地图绘制,情报汇总。”她顿了顿,补充道,“偶尔也做一些不需要翻译和地图的事。”
“比如?”
“比如把部落领的谈话录音整理成报告。比如在远征队出之前,判断哪些当地向导是可信的。比如——”
她停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要不要说。
“比如在必要的时候,让某些人从谈判桌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