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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3章 建设时代二（第1页）

第583章建设时代（(二）

漫天的鹅毛大雪簌簌而下，北京城的房顶、大地和树冠上都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极目望去远近大大小小的烟囱滚滚白烟接天连地，让这如万物俱籁般的世界动了起来。

而从空中俯看整个中南海，除了不时有一队扛着步枪，排着整齐队列的卫兵在大雪中踏行外，同样犹如一幅静止的雪城图，古朴而又宁静。

与室外的寒冷相比，此刻的西花厅里却是城中人家—样温暖如春，以至于总理和前来汇报的供销社主任杜逢民都只穿了冬季常服，外套却是挂在了一旁。

两人相邻而座，总理的手上正握着一份文件，只听杜逢民汇报道:“1969年全年，供销社批发总公司总体销售业绩比上一年度下降了17。81%，部分地区的个别供销社出现了销售困难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国有工厂不按双方此前约定的合同办事，推迟交货或少交货。”

“特别是春节期间，地方所属的供销社和国有商店的销售，也比往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今年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恶化，到时供销批发公司的业务可能将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

总理翻了翻文件，思索着问道:“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杜逢民回道:“主要是前年开始，允许国有企业向私营个体商人开放批发导致的。以前那些商人只能从供销批发公司进货，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向国有工厂下订单，他们进来货后大肆向市场投放，不仅冲击了供销社的业务，还对市场造成了冲击。”

“根据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南京、武汉、广州几个重点城市的供销批发总公司统计，含布料、毛线、铁锹、锄头、成衣、门锁、钮扣、缝衣针、毛衣针等再内计136种基础商品价格出现了下跌，这又使得供销社的利润减少，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总理目光微微一动，他立即就听明白了怎么回事，但还是问道:“是不是个体商的售卖价格比你们便宜。”

“是的。”

总理又问道:“我记得当时的政策规定，个体商在国有工厂的批发价要比你们高5%到10%甚至更多些，你们应当是有价格优势的，为什么他们卖的还会比你们便宜呢。”

杜逢民面有尴尬的回道:“总理，不一样啊，虽然个体商的批发价比供销社贵，但是销售价比供销社便宜啊，就以缝衣针为例，一包25根，工厂给借销社的出货价为二分五，全国统一零售价为八分，批发价为六分，这一价格是国家恒定的。”

“而现在个体商的一包批发价为三分，但是那些个体商卖的价格低，他们私下一包对外批发只卖五分钱，价格直接比我们便宜了一分，如果我们同样做，那么利润就没办法保证，因此根本没办法与他们比价格。”

“还有一些奸商更过分，他们将一包25根拆成20根，卖四分钱，这么一拆都不用加价，就赚了一分六厘的差价，还买一包送—根，老百姓觉得划算就去买他们的，不买供销社的，导致供销社的缝衣针都卖不出去。”

“—些个体商甚至直接搞起了批发，他们几个或一群个体商集合起来，凑成一个大订单然后向国有工厂订购，再进行分销，这又抢起了供销社的批发生意，过去从供销公司批发的一些私人商店、小摊小板也不从我们手上买了，导致现在供销社的一些生意都做不出去。”

总理微微点头:“零售比供销社便宜，批发也比供销社便宜，你们的生意做不出去也正常，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杜逢民身形一动，立即向总理说道:“总理，这是投机倒把啊，严重的干扰了社会工商业品正常价格秩序，这种行为应当进行打击，击如果再这么搞下去，别说供销社了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商店也干不下去了啊。”

‘投机倒把’这—称谓早在49年或更早前就有了，但是正式确定为罪名，还是49年之时，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规定，囤积居奇为投机，玩弄价格为倒把;50年中央贸易部也做出了规定，‘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企图暴利者’为投机商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机倒把逐渐政治化，已不是简单的犯罪，而是政治罪行，因此以前个体商的批发，完全来自行供销社批发公司，国家在全国每座城市都设有供销批发总公司。

中央总供销总公司由供销社合作社总社统一管理，省设省级总公司，然后是地级和县级设批发公司，如此一来形成了中央、省地县四级管理，垄断了全国的商品批发，这可不是小生意，是一块大大的肥肉，滋滋冒油的那种。

然而自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国有工厂正式开放五大行业民用产品个体订单以后，市场就悄悄出现了变化，但一九六八年的变化还不明显，毕竟一个新政策出来，到它被全社会接受这中间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从一九六九年开始，随着个体商人摸清楚了中间的门路后，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了，在他们看来，哪怕国有工厂的订购价比供销社贵，但他们依旧划得来，而且利润空间非常大。

还是以一包缝衣针举例，同样25根，个体商过去的总利润就恒定在两分钱，有些为了促销会卖得更低，甚至只有一分钱，但现在不同了，三分钱从工厂订购来，从三分到八分，这中间有五分钱的利润，换成任何一个数学计算水平正常的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个体商会计算，老百姓同样会计算，你国营商店或供销社一包针卖八分，人家个体户私下批发卖六分或者五分，单售明面上也是八分，但是买一包人家送五根，你让老百姓怎么选?

那么问题来了，国有商店或者供销社降价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为价格是国家指定的。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后，国家的商品价格是统一的，统一的批发价，统一的销售价。(各地区不同价格略有不同，但每个地区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商的价格也不能随便卖，一包针国有商店价格八分，你就得卖八分，卖七分那就是犯法，但商人有商人的办法，他们为了与国有商店、供销社抢生意，我一包卖八分，但是一包赠送别人几根，这不犯法吧。

此前对于这种漏洞，供销社当然知道，不过影响不大，毕竟商人卖得再多，他们的批发货源始终在自己手中，就算自己零售少了，但是批发就找补了回来，且销售量比此前更多，不仅没啥损失反而赚得更多了，所以当然就默认了这种行为。

不过现在不同了，国有工厂开放订单后以后，个体商可以直接向工厂订购，这一下子要了供销社的老命，无论是地方供销社还是国营商店此前都是靠垄断被动销售，但人家个体商不仅主动销售，价格还便宜。

杜逢民主任是苦水一顿倒，都怪那些无恶不作的奸商的啊，是他们哄降物价，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供销社和地方国营商店搞得是生意都做不出去了，对于这种投机倒把、公然抢国家利润的恶劣行径，必须要坚决彻底的予以打击。

只是他的话说了半天，总理却是并没有予以支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果放在以前这恐怕确实是一个恶劣的行径，甚至要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政治打击，但是自从他认真的看完市场机制的相关经济学书藉，又与张培刚、方叶等人讨论过相关问题后，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

问题不在于个体商人身上，只要他们不是囤货居奇、哄抬物价，那么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下，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出现，新中国刚解放那会儿，商人是哄抬物价，现在人家是哄降物价，那么问题来了，物价降低了是好是坏?

很显然，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物价在正常的价格范围内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缝衣针出厂价一包三分，个体商无论是私下非公开的五分或六分批发，虽然就法令条例上面来说确实是违令违例了，但这同样不是个体商的问题，而是过去的相关法令条例存在问题。

同时，这也在说明，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这个话早在两年前，方叶就向总理说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要么高估要么低估。

就以缝衣针来说，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两分五的出厂价，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这世界上哪有200%利润率的?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

从另一个方面说，作为—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

这样的商品还不少，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相当于四斤多大米，是中等农民家庭，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能买二尺四寸布，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

因此，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水瓶不应高于五元，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仍旧离谱。

比如，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摆在显眼的地方，这不是来搞笑的，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一只十几元，高级的得到二十多，妥妥的高级工业品，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至于三转—响，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

只不过相比起以前，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相反的十分不合理。

过去两年来，国家要做的调整，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主要是损失太大，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这—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

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次利方是个体商，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九六九年开始，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

一九六九年，全国新增民营企业(不含庆州地区），共655家，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

谁得利谁支持，谁失利谁反对，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总理自然也知道，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

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城市普通居民、手工商业者、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粮食价格低、义务劳动多、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对于全国农民来说，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