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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1章 国企问题（第1页）

第611章国企问题

八月中旬，杨震宁的访问结束，但中央发起的‘批林’大会却开始了，这场大会的发端便是中央正式向全社会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反党叛国阴谋内容，从揭露到批判整个运动仅仅数日时间，便从中央发展到了地方，到九月份时，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批判大会。

方叶对于揭判大会并不反感，相反的他认为这是一场必要的措施，他相信国家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批判开始愈演愈烈，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动不动就是几万人集会，已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干扰之态，方叶认为它已从批判向大规模政治运动演化。

二十二周年，国庆节过去，‘批林’之风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更加激烈，面对社会的这种不正常气氛，方叶终于忍不住向中央上报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对‘林’的政治批判需要，但要有尺度，凡遇政治事件便发展成政治运动，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处理措施，这样做只会对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产生负面作用，中央应予以控制。简而言之，就是凡事要有度，过犹不及。

“是否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菊香书屋里，主席听完总理汇报问道。

总理略作思忖，便说道:“方叶同志的汇报基本如实，接报后我让人将全国的批林活动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过去两个月内，全国各省皆举行了大规模针对林标‘反党宗派’的批判大会，还有各类群众集会批判大会。”

“从统计看，两个月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举行了各类批判会，几乎三天一小场，一周一大场，个别地区甚至凡开会必先批林。”

“城市大规模群众批判会动辄数千乃至数万人，甚至十数万人，群众类批判会不可计数，累计规模以上的就超过三百场，参加人数，数千万计，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向农村蔓延，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举行此类集会，确实有些过火了。”

主席皱眉道:“这个事情给我们提了个醒，政治运动这个东西开展要谨慎，否则一不小心就搞过了火，我看现在就很过火。”

“确实需要加以控制，否则越搞越大，最终会演变成政斗工具，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正常社会秩序，就说这些集会，将正常的生产活动停下来，不去搞生产，反而去搞批斗，这样的事情要坚决制止。”

主席点了点头，缓缓吸了口烟说道:“中央下发一个文件，以后群众类批判大会不再举行，以宣传揭露为主，党内及各级政府机关的批判大会也要停下来，以学习反思为主，所以相关活动在十月底前全部结束，今后不得没有中央命令，不得组织群众搞集会，尤其不能因为搞批判大会，就随意的停止正常生产生活活动。”

“好。”总理抬笔记了下来。

十月十二日，中央正式下发了通知，对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批林’运动做出规定，要求禁止以运动的形式搞批判活动，要求批判不得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和社会生产生活，并规定十月底前，所有运动类活动全部停止，相关的通知迅速下发到了全国，大规模的批林运动终于恢复了正常。

然而就在十一月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方叶再度通过五二六局上书，他分析了‘新经济政策’自一九六四年实行以来有关问题，题认为这个调整性政策如果继续施行，越到后面将越难以再发挥作用，会像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点书记处的四位书记自然知道，当初方叶就向主席几人讲述了‘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新经济体制’的目的和作用，前者在国内被称为‘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央高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它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内的实质性问题，‘改革’一词是谈不上的。

而苏联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新经济体制’是一场改革，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改革’既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改变原有的分配结构，只是将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动，而且还是试点性质，根本就没有在苏联全国推行。

苏联的这场‘体制’改革，以工业企业利润为切入点，要求在保持国家继续保持计划体制的提前下，减少计划指令，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加入利润和价格机制，甚至还允许货款等方式来刺激生产。

这套方式就当前愈发教条的苏联国有企业体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过它的问题也很大，首先便是缺乏长久的规划，现有的计划体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敢打破，导致这场‘改革’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补。

其次，‘改革’缺乏系统性，苏联的这场改革只针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小规模的修改，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深刻矛盾又不敢做出改革，不敢动计划体制一分一毫，同时国有利润分配与企业利润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自主了（实质并未能真的自主），但是其生产成本、销售渠道、价格因素又未能全面改革，只是一味的扩大了企业自主生产权力和部分利润分配，而销售、价格因素的变化并不大，所谓的价格竞争事实上依旧还是老套路。

如此一来，问题就大了，生产的越来越多，分配的问题没能做出改变，社会的消费需求与大规模生产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直白的说，就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社会需求没那么多，而且企业内部的改革也不彻底，其改革并未是一个简单的‘扩大自主经营权’就能解决。

苏联国企内部早早就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且持之以恒，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套也玩废了，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上级管理官员在操控，企业内部的升迁，要么上级指定，要么就是受到厂党委—把手的强力干涉。

作为厂长，他实质上就是一个‘背锅侠’，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管理不善等所有问题，厂长要负责，但是他在厂内管理上，又并不能‘一言堂’，甚至连真正的决策权都没有，上级和厂党委将其控制得死死的。

面对这种情形，厂长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进行妥协，于是乎苏联国有企业内部就迅速的形成了利益集团，厂长若不跟他们苟合，很快就会被人整下去，而到了利益分配环节，厂长同样说了不算。

上级、平级及各管理层将大量的人员安插进了企业内部，不仅完成了对企业的实质控制，而且夺走了分配权。

比如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的资源分配问题，厂长根本无力解决，而那些有关系的可以走后门，为企业拉来资源，企业由此获得了更多的生产指标和利润，由此从上到下形成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厂长处于中间位置，他自然也就失去了分配权力。

行政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早已被官僚控制，成为了官僚的利益分配器，企业内部充满了官僚化，从人员升迁、利润分配、甚至生产活动的所有环节，都被官僚团体和机制牢牢把控，这种情形下，苏联仅靠一个‘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根本不可能解决。

就像方叶在上书中写到的那样:‘我国的国有企业里，虽然没有苏联那样的官僚窃据利润分配，但是官僚化早已形成，厂党委集中制限制了厂长责任制的情形与苏联国有企业的内部情形如出一辄，甚至毫无区别。’‘客观的说，我国现下的国内市场发展得比苏联要好，这套方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企带来很大的向好的变化，但不会改变根本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也不是一个新经济政策，通过解除五大行业计划限制，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就能完全解决的。’‘根本性的矛盾不解决，不打破当前计划体制的限制，不彻底转变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不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不解决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渠道问题，不解决分配矛盾等问题，那么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苏联式的‘小修小补’，二者的结局也是一样的――失败是必然。’方叶又将改革开放后的国企五次改革为例进行阐述，第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国家率先解决国企‘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问题，并认为以此就能解决国企所面临的困境，然而自一九八零年选取的六千六百家企业进行试点后，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积极性，但国企所存在的核心问题，如企业所有权、管理体制僵化、盈亏无法自主、缺乏竞争力的问题依旧没能解决。

到了一九八四年，国家认为既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就引入西方的商品经济模式，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卖什么价格由计委根据市场测算调整），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也即国企归国家(地方公有制企业归政府或集体），各级政府不得干涉企业运行。

然而改革并不那么容易，这些公有制企业，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部门，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地方管理部门或个别不良干部，都是既得利益群体，这一轮改革的举措无疑动了这些群体的蛋糕，于是以‘维护第一次改革成果’为名的‘反改革’声调顿时骤起。

中央没有退缩强力推行改革，规定了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并规定企业对一部分产品和商品的价格拥有定价权，也将过去计划的四百种商品，下降到了九种，八百五十种生产资料由政府调控改为市场调控，由政府拨款改为贷款，开始推行宏观经济。

方叶指出，他过去建议五大行业中的一部分商品拥有定价权，其理论就是来自这次改革，但改革的阻力重重，中央和地方政府过去还能从国企中捞好处，现在啥都没了，自然怨声载道，但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责问题依旧没解决。

于是中央于1988年推行了第二次改革，中央的一些高层干部灵机一动，发现既然农业上可以搞‘承包制取得了良好效果，那国有企业也可以这样搞，于是这一次采用的就是用农业上‘承包经营’的方式来解决国企经营权与管理权不清的问题，将大量的国企承包给原企业管理层，让他去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