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天下三分，呈鼎立之勢。
天下之爭，在人和，在地利，更在於天時。
自先秦伊始，天象曆法便成為了王朝承應天命的象徵。
《尚書·堯典》中就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並且已經知道一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大戴禮記·夏小正》一篇被認為是出於夏代，記錄了一年中十二個月的天象和物候，以及相應的生產生活活動。
秦朝及漢初，採用的是秦朝的《顓頊歷》，以十月為歲。但《顓頊歷》並不精確，到漢武帝時已出現了“朔晦月見，弦望滿虧”的錯亂現象。
於是漢武帝令司馬遷、落下閎、鄧平等改《顓頊歷》而作《太初曆》，以正月為歲，採用有利於農時的二十四節氣，在無中氣的月份，插入閏月，調整了太陽周天與陰曆紀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較為正確，
雖然官方實行太初曆，但是太初改歷考慮了太多政治和迷信內容，並未盡得人心。
此後雖然朝廷一再打壓，但四分曆借殼重生，以讖緯迷信為基一直傳承不斷。
到後漢章帝時期，政府改歷，四分曆又替代太初曆而上位，但是其實當時的四分曆，還很不完善。
東漢賈逵討論曆法的時候已經提及，當時已經現月亮執行不均勻，四分曆沒有很好地計算這一點，而是統統採用均勻的度計算。
在後漢桓帝靈帝執政時期，四分曆已經頒行近百年，曆法中的問題暴露更多。
當時蔡邕和劉洪兩位天文大家同在東觀工作，透過精確的觀察和分析，指出了現行曆法的諸多不足之處。
可以說，在桓靈時期，四分曆已經遠遠落後於當時的天文學展水平。
可惜蔡邕在仕途上屢遭打壓，而劉洪潛心鑽研出來的新曆法又不得朝廷重用，天下大亂後便遁跡江湖。
如今天下百姓崇尚的天命之說，最直觀感受的便是曆法的精確與否。
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原大地的氣候逐漸變得寒冷，塞北諸胡紛紛南遷。
想那曹丕逼迫漢獻帝退位，便是利用“漢家曆法不適用於當今之世”的說辭，說服世人天命已從劉漢轉移到曹魏，信服者不知凡幾。
但即便是諸葛亮也不得不承認，前後兩漢的歷法，確實不適用當今之世了！
天下無數黎民翹以待新的歷法，可新編出一套新曆法，干係到王朝正統，關切到天下民心，誰家王朝敢在這件事倉促懈怠！
即便是曹魏謀奪漢室江山已有數載，可推行的歷法仍舊是舊漢的四分曆。
由此可見，訂製一門新曆法的難度。
在天命一說上，曹魏有“禪讓之說”，但真正在曆法一事上走的最長遠的，卻是東吳。
在中原諸侯之亂後，後漢天文大家劉洪的傳人紛紛遷徙向富庶且安穩的吳地避亂，與之一同的，則是乾象曆的南下。
即便是趙爽現在留在了蜀地為漢臣，東吳還有闞澤、虞翻、王蕃這些天文大家。
幾乎舉世公認，當世三國之中，最先編纂出當世適宜的歷法，推東吳孫氏。
反觀蜀漢，偏居一隅，能在天文一事上頗有造詣的人選寥寥無幾，至於像趙爽這樣的天文大家，就更為罕見了。
大漢需要一套適宜當世氣候變遷的新曆法，如此方能和曹魏爭天命，與孫吳奪時機。
諸葛亮舉目望去，能託付如此重任的，唯獨趙君卿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