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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一卷毕业前夕的合法征收(第1页)

学费单又来了。照例是一串数字,后面跟着不容置疑的括号与文件号。最后一年的,与往年并无不同。学费、住宿费,一项不缺,分厘不少。学生捏着这张纸,望向窗外——那里是实习单位的方向,他们已在那里忙碌了数月,宿舍的床铺早已冷透。疑惑是有的:人既不在“校”,这“宿”费,宿在何处?这“教”费,又教在何方?去问,答复是现成的、印刷体般的规整:实习,乃教学计划之重要环节;床位,为你保留着,此乃管理之必须。依据是某年某月某部门下的第某号文。你看,一切都合规,一切都合法。你仿佛不是在求学,而是在参与一场旷日持久的、名为“在校”的行为艺术,并需为这虚拟的“在场”,支付真金白银的租金。

这租金的名目,近年来是愈地敢于生长了。某省一所民办高校,便可自行“核算”成本,巧立名目,将费用悄然上调。更有甚者,一所知名学府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报考时被告知年费一万四,待到录取书到手,那数字已悄然翻作两万八。追问之下,校方气定神闲:成本涨了,流程合规,通知早已贴在财务处的网页一角。学生翻遍招生简章与研招网,不见踪影,原来那关键的信息,须得像考古学家一般,在财务处网站某个次级页面的尘土里方能掘得。这便生出一种奇特的隐喻:知识的价格,如同暗市里的股票,开盘一个价,交割时又是另一个价,而那看涨的权柄,永远握在庄家手里。你若不服,他便搬出“市场化定价”的铜墙铁壁来。市场!好一个堂皇的词语。只是这市场里,学生是纯粹的消费者,还是更像一片待收的庄稼?

说到“收成”,便不能不提那场盛大的、名为“实习”的收割。这原是连接学堂与世间的桥,如今却成了多少学生的畏途与苦役。你学的是护理,胸怀的是救死扶伤,学校大手一挥,将你送往千里之外的京城医院。没有工资,反要缴纳实习费;学校宿舍空着,却仍需交钱,因为在册;到了异地,又是一笔高昂的住宿开销。一个暑假下来,“倒贴”上万者大有人在。这哪里是实习?这分明是付费劳动,是学生与家庭共同承付的、一笔沉重的“入职税”。

然而,这还算“专业对口”的幸运了。在南方某些职业院校,景象更为荒诞。学医的青春,被整批地装上大巴,输送到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每日站立十一个钟头,组装着与人体血肉毫无关系的冰冷零件。这长达数月的苦工,美其名曰“岗位实习”。你若不愿,一顶“不服从教学安排”的大帽压下,更有关乎毕业证存亡的隐约威胁。这威胁并非空谈,有学生因未办理繁复的“外宿”手续,纵使一日未曾住校,那住宿费也休想免去,否则毕业前程便要受阻。在这里,学生不再是学生,而是签了一纸卖身契的包身工;学校也不再是学校,倒像那精明而冷酷的“荐头”,从中剥一层皮——有报表为证,工厂支付时薪二十五元,到学生手中仅得十九元,那差额,白纸黑字写着“学校利润”。血肉,就这样在齿轮间被榨取出汁水,浇灌出的,不是学识之花,而是某些账簿上沉默的数字。

于是,一场共谋的戏剧便有了排演的必要。既然实习可以如此敷衍,那么“就业”自然也能妙笔生花。年底将至,各学院的会议便频繁起来。“严格核查就业材料真实性”,领导的指示说得字正腔圆。这“严格”二字,听着是自律,细品却如一道符咒,反照出那台下可能滋生的魍魉。在异国他乡,有工程大学生为应付差事,将酒吧、健身房、甚至一片荒地的地址填为实习公司。此等荒唐,难道真是远渡重洋的孤例么?在我们这里,那“已就业”的统计数字,里面有多少是迫于压力匆匆签下的三方协议?有多少是家族企业里虚挂的闲职?又有多少,是学生用那“倒贴”来的实习,换回一张轻飘飘却重千钧的“录用证明”?学校要靓丽的报表,学生要通关的文凭,企业或可落个“支持教育”的美名。三方各取所需,心照不宣,联手将那真实的窘迫、迷茫与失业,关进一个叫做“就业率”的橱窗里,窗明几净,光彩照人。

这便是环绕着毕业光环的一整套“合法征收”体系了。它的根基,在于一种错位的“商品化”。教育,这项百年树人的慢工细活,被粗暴地塞入即时交易的市场框架。学生是顾客,也是原料;学业是服务,也是产品。当“成本核算”成为涨价的尚方宝剑,当学生时间被折算成“日均三百八十元”的消费账单,那最后一年人不在校而费照收的逻辑,便顺理成章了——你购买的是“大学”这项为期四年的套餐服务,至于其中一年是在车间还是病房履行,那属于服务内容的内部调度,概不退款。

其运作的润滑剂,则是权力的失衡。校规高于常识,一纸“原则上禁止外宿”的规定,便能剥夺学生选择的权利,并转化为财务上的进项。当学生质疑实习不对口、无报酬时,他们面对的往往不是解惑的师长,而是拿着毕业证印章的“管理者”。这种不对等,使得任何“自愿”都可能变味,使得“教学环节”的定义可以被无限拉伸,直至覆盖那赤裸的牟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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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这一切得以粉饰太平,依靠的是指标的幻术。就业率、实习率、签约率……一系列光鲜的数字,取代了鲜活的个体命运,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终极尺度。当数字本身成为目标,那么达成数字的手段,便不再重要。于是,实习内容可以注水,就业证明可以造假,学生真正的成长与困境,反而成了需要被遮掩的“负面数据”。这套幻术,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将高校拖入一场数字竞赛,而在竞赛中失真的,恰恰是教育的灵魂。

讽刺的是,我们一面计算着学生“逃课一日,浪费三百”的经济账,告诫他们珍惜父母的“投资”;一面却又默许甚至参与着最后一年这场更大规模的、制度性的“浪费”。我们教会他们成本核算,却让他们在最关键的一课里,核算出自己沦为核算对象的悲哀。

鲁迅先生曾言,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今,这悲剧却披着合规、合理、一切为了你的外衣,在毕业的前夜静静上演。它毁灭的,不仅是学子家庭有限的积蓄,更是对学问的敬畏、对制度的信任,以及那初出茅庐时,本应对世界抱有的那份热腾腾的真心。当一届届青年,怀揣着这样的记忆踏入社会,他们带走的,究竟是一纸文凭,还是一册关于世故与妥协的、冰冷的预习笔记?这个问题,或许比任何就业率数字,都更值得我们去严肃地核算一番。

人们或许要说,这是展的阵痛,是个别的现象。但阵痛若延绵不绝,便成了慢性的痼疾;个别若屡禁不止,便是土壤的问题。那土壤,便是将人工具化的功利哲学,是僵化而傲慢的管理惯性,是迷失在指标丛林中而忘却了初心的教育异化。不翻耕这土壤,今日我们讨论学费与实习,明日便会有新的名目,在新的环节,进行新一轮“合法”的征收。因为,沉默的庄稼,总是最好收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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