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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区分敌我（第1页）

李二牛见大哥愿意听，连忙显摆自己消息灵通：“大哥，你知道咱们这片粮食为啥卖不上价吗？全是华山派一直在往外低价放粮，他们印的报纸上说，是为了接济寻常百姓。”

他压低声音继续说：“但城里那些大户私下议论，华山派这是故意压低粮价、打压地价，到处收地，县城内外不管良田荒地一概收下。他们好像有花不完的银子，粮食更是取之不尽，尤其是玉米，要多少有多少。”

见大哥听得认真，李二牛又爆出旁人私下传的秘闻：“好多人都私下猜测，陈真人不单单是先天高人，怕是已经得道成仙，不然哪能凭空变出这么多钱粮？”

李大牛没接话。虽说粮食卖不出好价钱，自家本就没多少余粮可售；好在农闲时能去华山周边工地做工，管吃管住，还能按月领工钱，也算多一条活路。

不光李大牛兄弟私下议论，华山钱粮仿佛无穷无尽这件事，早就传遍周边各村，成了公开的谈资。

银子尚且还好理解，他们生意门路多、进项足；唯独粮食让人捉摸不透，从没见过大批粮车运进山，反倒源源不断向外抛售。

真相其实很简单。港综世界里，很早之前陈晋化名无天，以食品加工企业的名义大批量收购粮食，专挑无霉变、无异味的陈年平价存粮，单次采购量极大。

穿越到大明之后，他就拿出这批粮食持续低价倾销，目的十分明确：压低全域粮价，让普通农耕几乎无利可图，顺带打压周边土地的成交价格，方便低价收地。

再过数年陕西就会迎来连年大旱，极易爆大范围绝收灾荒。想要扛过旱灾，优质高产作物种植、完善农田水利缺一不可，而推行水利、推广新粮，都需要大批量整合地主手中的田地。

除此之外，压低种田收益还有另一层考量：只有种地赚不到钱，甚至倒贴本钱，才会有大量农民愿意离开土地，进厂做工，推动本地工业化稳步展。

陈晋的天剑商社和华山派的华山别院都在行动，陈晋为了以后的旱灾和工业化做准备，顺便也为以后的地产升值做准备，华山别院完全是习惯性的抄作业。

这么大的动作又没专门保密，以至于乡下的种田农民都知道他们的意图。陈晋就没打算隐瞒，这么大动作，不要把其他人当傻瓜，陈晋用的是光明正大的阳谋。

要是老老实实和他打商战，那他就老老实实的打商战，要是用什么下三滥手段，那么陈晋的剑也是可以出窍见见血的。

在一开始改造关中的时候，陈晋就第一时间就要区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人。

世人大多笼统觉得，大明所有地主都是吸血啃民的恶人，实则不然。

明代地主阶层内部壁垒森严、境遇天差地别，剥削手段、狠戾程度完全不是一个层级。

真正毁掉无数乡民生计的，是手握特权的缙绅豪强，他们依托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垄断一切生产资料，靠着五套成熟手段，对底层百姓展开全方位、系统性的压榨盘剥。反观普通中小地主，大多只是夹缝求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全套残酷剥削。

在所有剥削手段里，高额地租是最核心、最普遍的压榨方式。但凡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无论丰年荒年，都要上缴收成的五成至七成作为实物地租，要么定额、要么分成，规矩全由地主说了算。

除此之外，各类附加盘剥层层叠加、无孔不入：收粮时惯用大斗进小斗出、租地先要缴纳押租保证金、逢年过节必须送礼孝敬，平日里还要无偿给地主服杂役。

最是不讲理的是，丰年收成再多租子不减，灾年颗粒歉收租税照样不免，佃农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大半收成尽数被吞。

第二便是高利贷盘剥，这是地主吞并小农土地的核心杀招。每到青黄不接、或是灾年欠收的时节，百姓断粮度日、走投无路，只能向地主借钱借粮。

而地主放贷皆是高利息，盛行“九出十三归”“驴打滚”的利滚利算法，短期借贷便能滚出巨额债务。

寻常农户根本无力偿还，最终只能被迫以田抵债，形成债滚田、田生债的死循环，一代代自耕农就这样失去祖产，彻底沦为一无所有的佃户，甚至流落四方、成为流民。

第三是恶意土地兼并。特权豪强地主从不满足于现有田产，常年用尽各种手段侵吞小农土地：平日里低价强购、伪造地契欺诈吞并，灾荒年间更是趁人之危，以极低价格搜刮百姓良田。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惨烈格局，无数有地自耕农，被逼得丢了基业，只能依附地主为生，彻底失去立身之本。

第四是经济强制与人身依附压榨。这里要理清一点：明代官方律法早已否定人身支配关系，明文规定租佃双方是平等的契约民事关系。

但律法归律法，地方现实完全脱节。缙绅豪强凭借宗族势力、地方威望和私人权势，私设公堂、暴力催收，横行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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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府执法偏袒，形成了明文规矩之外的潜规则——地主欺压佃户，大多从轻落、无人追责；可佃户但凡稍有顶撞、冒犯地主，便会被重判重罚。

久而久之，律法上的平等契约名存实亡，乡间形成了地主对佃农的事实人身支配关系，百姓毫无话语权，只能任人拿捏。

第五，也是豪强地主最核心的倚仗——勾结官府、转嫁赋役。皇室、勋贵、官僚缙绅这类特权地主，天生享有朝廷免税免役的专属特权。

他们大肆勾结地方官吏，刻意隐瞒自家海量田产，逃避所有赋税徭役，本该由他们承担的朝廷税负，全部层层摊派到无地、少地的贫苦百姓身上。

不仅如此，他们还借助粮长等包税制度，额征收赋税，借着官府的名头鱼肉乡里，把制度漏洞变成了敛财利器。

这套完整的压榨体系，只有手握政治特权的缙绅豪强地主能够完整施展，也是乡野百姓最深恶痛绝的祸害。

他们背靠律法特权、手握地方权势、连通官府体系，从土地、钱粮、人身、税负全方位锁死底层生路，推行严苛的佃仆制度，让百姓世代依附、永世难翻身，双水村的冯老爷，便是这类典型的劣绅。

而占据地主数量大半的无特权庶民中小地主，境遇截然不同。他们虽也收取高额地租，属于食利阶层，却没有任何免税免役的特权。

官府的里甲、均徭、粮长等差役赋税，尽数按田亩摊派，尽数压在他们身上。很多家底微薄的中小地主，一场灾荒、一次重役便能被拖垮破产。

自身尚且饱受官府苛政压榨，根本没有能力施展高利贷、暴力逼压、转嫁赋税这套狠手段，大多只靠契约地租获利，极少有人身强制的权力，是既剥削底层、又被上层压榨的夹缝群体。

到了明中后期，江南商品经济达之地，更是诞生了一批经营型地主，彻底跳出了传统压榨模式。

他们精于经营核算，看重长期生产收益，在劳动力稀缺的环境下，主动放宽租佃条件、减少无偿杂役、提高雇工待遇。

此地租佃关系逐步走向契约化、货币化，残余的人身依附枷锁大幅松动，是商品经济展催生的全新进步变化。

归根结底，大明的阶层矛盾，从不是简单的地主与农民对立。

真正的祸根，是顶层特权体系孵化出的豪强劣绅。他们靠着制度特权、勾结官府、玩转规则，实施系统性、毁灭性的剥削。

而无数中小地主和底层农民，都是这套封建体系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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