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何雨柱?”
那个公安蹲下来的时候,何雨柱看清了他鼻梁上那道疤。不算深,但位置显眼,从鼻梁中段斜着划向左眼角,像是被什么尖锐东西刮过。他的眼睛不大,瞳仁很黑,看人的时候不闪不避,带着一种常年跟人打交道磨出来的沉静。
“是。”何雨柱站起来。何雨水也跟着站起来,小手攥着哥哥的衣角。
“我叫赵刚,保定市公安局城隍庙街派出所的。”他自我介绍了一句,没有伸手,只是把蹲姿换了个角度,好让自己同时能看到兄妹俩和周副主任,“街道办打电话说有个案子,涉及遗弃未成年子女。你多大了?”
“十六。”
赵刚的目光移向何雨水。何雨水往哥哥身边缩了缩,声音小小的:“九岁。”
“在四九的时候住哪儿?”
“南锣鼓巷的四合院。”何雨柱答得不疾不徐,“我爹叫何大清,一个多月前跟一个女人跑到保定来了。家里就剩我和妹妹,没有其他亲戚。”
赵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封笔记本,封皮磨得亮,边角都起了毛。他没有急着记,而是把本子搁在膝盖上,继续问:“那个女人叫什么?”
“白寡妇。”何雨柱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起伏,像在念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名字,“我打听到她住在城隍庙街后面那条巷子里。双井巷,二十六号。”
赵刚的眉梢动了一下。何雨柱注意到了——警察知道那条巷子。
“你昨天去看了?”
“去了。”
“见到人了?”
“见到了。”何雨柱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但不是软弱,更像是把情绪按进了更深的地方,“我爹在院子里晒太阳。白寡妇在喂她儿子吃花生糖。”
这句话说完,整个办公室安静了好几秒。那个一直站在赵刚身后没说话的高个子公安忽然把脸转向窗外,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周副主任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收了回去。
赵刚没有在这些细节上多做停留。他把笔记本翻开,笔帽拧下来,开始记录。他的字写得很快,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像老鼠啃木头。
“何大清走的时候留了什么?”
“一封信。”何雨柱从口袋里掏出来,递过去。信纸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折叠处磨出了毛边,但字迹还能看清。赵刚接过来,一目十行看完,眉头拧了起来。他把信递给身后的同事,那人看了两眼,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遗弃行为认定是清楚的。”赵刚合上笔记本,站起来。他个子高,站起来之后整个人的压迫感就出来了,但说话的语气还是平的,像是在陈述一桩再普通不过的案件,“《婚姻法》有明确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他写了这封信,自己跑了,中断抚养——这就是遗弃。”
何雨水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听得很清楚:“会抓他吗?”
赵刚低头看她。九岁的小姑娘仰着脸,眼眶有点红,但没哭。她的眼睛跟她哥很像,眼型偏长,瞳仁黑,看人的时候不躲。赵刚见过很多报案人,哭的闹的跪下的都有,但像这对兄妹这样安静的,不多。
“要看情况。”他说,“我们先去做笔录,然后去双井巷找他。”
“我跟你们去。”何雨柱说。
赵刚看了他一眼。这一眼比之前任何一次打量都要长,好像在看什么不太寻常的东西。但他没有反对,只是点了点头:“可以。但到了地方你站后面,不要冲动。”
“我不冲动。”何雨柱说,“我要是冲动,昨天就踹门了。”
赵刚的嘴角动了动,没接话。
从街道办到城隍庙街派出所的路不算远,走了不到一刻钟。派出所是个老院子,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的木牌,门洞里停着两辆自行车,一辆链条掉了,一辆座垫破了口。院子不大,青砖铺地,正对面是一排平房,窗户玻璃擦得还算干净。
赵刚把他们带进靠东的一间屋子。屋里陈设简单——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墙角立着个铁皮柜、墙上贴着几张通缉令和一张褪了色的辖区地图。桌上搁着一只搪瓷茶缸,茶垢厚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烟味,混着煤炉子的硫磺气。
“坐。”赵刚指了指椅子。他自己坐到桌子对面,把笔记本摊开,钢笔重新握在手里。高个子公安靠在门口,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晨光里慢慢散开。
笔录做得很仔细。赵刚问得很细——何大清的姓名、年龄、籍贯、离开四九的大概时间、白寡妇的全名和住址、何雨柱兄妹的出生年月、在哪个学校读书、家里是否还有其他亲属。何雨柱一一回答,条理清楚,没有一处含糊。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的,就老实说不知道,不乱编。
赵刚问何雨水的时候,语气明显放缓了些。但何雨水回答得比预想中要镇定,只是在说到“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这句话时,声音颤了一下。何雨柱在桌下握住了妹妹的手。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笔录做完,赵刚把记录念了一遍,确认无误,让何雨柱在下面签了字。十六岁少年的字不算好看,但笔画工整,一笔一划都写在格子线里。
“行。”赵刚合上本子站起来,对门口的高个子说,“老孙,你带个人,咱们去双井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