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程的列车从商都站车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站台上的煤气灯还亮着,昏黄的光落在水泥地面上,被清晨的寒气冻得白。何雨柱站在车厢连接处,看着站台上的挑夫们扛着麻袋往行李车上装货,嘴里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地散在风里。商都的早晨比四九干冷,风吹在脸上像刀片子刮过,生疼生疼的。
马长河从他身后挤过来,手里端着一搪瓷缸热茶,递给何雨柱:“喝一口,暖暖身子。商都到四九,中间停六站,得跑整整一个白天。这趟车上人多,年底了,回乡的、办年货的、走亲戚的,什么人都往车上挤。”
何雨柱接过搪瓷缸,热得烫手,他吹了吹,喝了一小口。茶是茉莉花茶,香得冲鼻子,但热乎乎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都暖了几分。他把搪瓷缸还给马长河,说:“马师傅,今天我自己巡一遍吧。前两天跟着您走,大概的流程我记住了。”
马长河端着茶缸子看了他一眼,那目光里有一点审视的意思,但更多的是考量——像是在掂量这个年轻人能扛住多少分量。过了片刻,他点了点头:“行。前头三节车厢你先自己走,我在后头跟着。出了岔子我兜着,但你得自己先想辙。”
何雨柱说:“明白。”
他整了整制服的领口,把大檐帽戴正,推开连接处的铁门,走进了第一节硬座车厢。
一股热浪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气味扑面而来——人体的汗味、劣质烟丝的味道、小孩子身上的奶腥味、还有不知道从哪个篮子飘出来的咸菜味。车厢里满满当当坐满了人,过道上也站着不少旅客,有的靠在座椅靠背上,有的蹲在两节车厢中间的铁板连接处,怀里抱着包袱,眼皮子耷拉着打瞌睡。
何雨柱往前走了三步,就有人看见他的制服了。
坐在靠窗位置的一个中年妇女下意识地把腿边的竹篮子往里挪了挪,虽然她并没有占过道。过道里站着的一个穿灰布棉袄的老头也往旁边让了让,肩膀缩了一下,像怕挡着路似的。何雨柱注意到了这个细节——制服穿在身上,不用说话,光站着就有一股威压。这威压不是他何雨柱本身的,是这身衣服赋予的,但怎么用好这股威压,是他自己的事。
“各位旅客,”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咬字清晰,“我是本趟列车的乘警,值乘期间负责车厢秩序。大家把行李往座位底下塞一塞,别堵着过道。带小孩的看好自家孩子,别让小孩在车厢里乱跑。有什么情况随时找我。”
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扫过。不是死盯着看,而是那种不急不缓的扫视,像是在认人。大多数旅客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就低下去,继续打盹或者嗑瓜子。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多看了两眼,目光里带着一点不服气的打量,但碰到何雨柱沉稳的眼神之后,又都别开了脸。
走到第三节车厢的时候,问题来了。
一个穿蓝布棉袄的中年男人站在座椅旁边,跟座位上的人吵起来了。声音不大,但语气冲,惹得周围的旅客都在侧头看热闹。何雨柱走过去的时候,那男人正拍着座椅的铁扶手嚷:“这是我的座!票上写得清清楚楚!你凭什么占着不起来?”
座位上坐的是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三十出头,脸涨得通红,怀里的小孩大概三四岁,被吵醒了,正揉着眼睛要哭不哭的。女人扯着嗓子辩解:“我先坐下的!我也买了票的!咋就不能坐了?”
何雨柱站住了。
他没有立刻插嘴,而是先看了看这两个人的神态。拍扶手的男人不像胡搅蛮缠的那种人,棉袄虽然旧,但补丁打得规规矩矩,袖口浆洗得干干净净。他手里攥着一张车票,攥得太紧了,指节白。抱孩子的女人虽然不撒泼,但气势也不弱,说话的时候眼睛盯着男人手里的票,底气明显不如声音表现出来的那么足。
何雨柱心里有了数。
他走上前,先对那男人说:“把票给我看看。”
男人把票递给他,何雨柱接过来扫了一眼——没错,票面印的座号就是女人坐的这个位置。他把票还给男人,然后转头问那女人:“你的票呢?给我看看。”
女人的表情僵了一下,手在棉袄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票来。何雨柱接过来一看,也是硬座票,但座号不对——不是一个车厢,更不是一个位置。
他把票还给女人,语气平缓但不容商量:“大姐,您的票是四车厢的,这里是三车厢。座位号也不对。这位同志手里的票就是这个座,您得把位置还给他。”
女人的脸更红了,抱着孩子站起来,连声说:“哎呀,我光顾着哄孩子,没注意看车厢号。”她一边说一边拎起脚边的包袱,低着头挤过人群往车厢连接处走。周围看热闹的旅客有人笑了笑,有人嘀咕了句“占座还想糊弄人”,很快又都各自干各自的事去了。
那男人坐下了,把车票塞回兜里,抬头看了何雨柱一眼,眼神里有几分感激。何雨柱点了点头,没多说话,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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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河站在车厢连接处的铁门旁边,隔着玻璃看见了这一幕。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搪瓷缸端到嘴边喝了一口茶,嘴角不易察觉地动了动。
何雨柱在第四、第五、第六节车厢转了一圈,又处理了两起小纠纷。一起是两个旅客因为行李架上的空间互相推搡,何雨柱过去说了句“先来后到,行李轻的搁上头重的搁下头,谁的东西磕坏了都不划算”,两个人各退一步,把行李重新摆好,事情就了了。另一起是个卖煮鸡蛋的小贩,蹲在过道上叫卖,声音大得整节车厢都能听见,还绊了一个过路的旅客。何雨柱没跟他废话,直接说“车上不准兜售物品,鸡蛋收起来,再叫卖就按列车管理条例办”,小贩看他制服笔挺脸又冷,缩了缩脖子,提着篮子钻到车厢连接处的角落里蹲着去了。
中午的时候,列车停靠了一个小站,下去了一拨去走亲戚的农妇,又上来了一拨赶着去另一个地方卖货的小贩。车厢里的人挤得更紧了,空气闷得稠。何雨柱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他把大檐帽摘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帽子放在手里,肩上的责任却一点也没觉得轻。
下午三点多,何雨柱从第七节车厢往回走,走到第二节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人盯着他看。
不是普通旅客好奇的那种打量,而是一种刻意压制的、隐蔽的注视,像是怕被他现似的。何雨柱没有立刻转头去看,而是继续往前走,走了三四步之后,借着掏出执勤手册记录点什么的动作,余光往那个方向扫了一眼。
靠车厢最角落的位置坐着一个穿黑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老式圆框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但报纸没打开,就那么折着搁在膝盖上,眼睛不看报纸,却时不时往何雨柱身上瞟。
何雨柱把执勤手册合上,继续往前走,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但他心里那根弦已经绷紧了——这种眼神他见过。跑黑市的时候,碰到过那种替人盯梢探路的,也是这种眼神,看得见摸不着,但你就是知道有人在盯着你。
他没有惊动那个人,一路回了值班车厢。
值班车厢在列车尾部,只有三个座,收拾得比普通车厢干净些。马长河正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吃饭,手里掰着半个干馒头,蘸着搪瓷缸里的热茶吃。见何雨柱进来,他把馒头搁下,问:“怎么样?巡完了?”
何雨柱把大檐帽搁在桌上,坐下来,缓了口气,说:“巡完了。前头到后头,都走了一遍。大事没有,小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