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海被带走的第三天,聋老太太拄着拐杖出了四合院的大门。
她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南锣鼓巷的石板路上还泛着露水的气味,巷口烧饼铺的炉子还没生起来。聋老太太穿着一件靛青色的大襟棉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灰白的头在脑后挽了个髻,髻上别着一根银簪子——那是她压箱底的饰,平时舍不得戴。今天戴上了。
拐杖一下一下地敲着石板路,咯噔,咯噔,咯噔。声音在清晨的巷子里传得很远。
她先去了街道办。
南锣鼓巷街道办事处的门还没开,聋老太太就站在门口等。晨风吹过来,把她棉袄的下摆吹得一掀一掀的。她拄着拐杖站得笔直,背脊一点不弯,像一棵老树桩子扎在地里。
七点半,街道办的工作人员来开门,看见聋老太太站在门口,愣了一下。
“老太太,您这么早?”
“我找王主任。”聋老太太的声音不高不低,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你跟他说,南锣鼓巷四号院的老孟太太来了。”
工作人员犹豫了一下。他认识聋老太太——在这一片,不认识的恐怕没几个。南锣鼓巷四号院的老孟太太,当年给八路军送过盐、藏过伤员,街道上开大会的时候,她坐在主席台边上,比一般干部还有几分薄面。
“王主任还没来呢,您先进来坐。”
聋老太太没动。“我等。”
等了大约一壶茶的工夫,王主任来了。他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飞鸽牌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一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远远看见站在街道办门口的聋老太太,他脚下一顿,车子歪了歪,差点没稳住。
“孟妈妈,”王主任赶紧支好自行车,三步并作两步迎上来,“您怎么在这儿站着?这天儿多冷啊,快进屋快进屋。”
聋老太太这才动了。拐杖敲着水泥地,跟着王主任进了街道办的门。
王主任的办公室不大,一张木办公桌,两把木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四九市区划图、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四个红字。桌上堆着文件,搪瓷茶缸里的茶水已经凉了,上面漂着一层油光。
王主任把聋老太太让到椅子上坐下,亲自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老太太接过杯子,没喝,搁在膝盖上。
“孟妈妈,您这是?”
“王主任,”聋老太太开口了,声音不急不缓,像是在说一件跟她没多大关系的事,“易中海的事,你听说了吧。”
王主任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他当然听说了。易中海被抓那天,消息当天下午就传遍了整个南锣鼓巷。四合院里当众带走一个人,这种消息捂都捂不住。更何况易中海的身份——轧钢厂六级钳工,南锣鼓巷四号院一大爷,在街道上有名有姓的人物。
“听说了。”王主任点点头,没多说。
“中海这孩子,是老婆子看着长大的。”聋老太太端起搪瓷缸子抿了一口水,嘴唇碰了碰缸子边沿,又放下了,“他这回犯的事——跟何大清有关系,跟保定那边的一个寡妇也有关系。具体是什么,老婆子也不全清楚。但我想着,院子里的事,按理说该先在院子里解决。闹到公安局去,闹到法院去——这是多大的事?”
王主任没接话。
“你是街道办主任,”聋老太太抬起眼睛看着他,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软不硬的东西,“南锣鼓巷的事,你说话是有分量的。你看能不能跟上面说一声,这事——先别急着定性。中海这些年,在院里没功劳也有苦劳。他当一大爷,院里谁家闹矛盾不是他出面调解的?谁家有困难不是他出头解决的?他是做错了事,但人不至于就这么毁了。”
王主任沉默了一会儿。
“孟妈妈,”他说,声音压得不高,“这事——不是我说话好不好使的问题。易中海的案子,是刑事案件。保定那边通报过来的,白纸黑字。教唆遗弃、设局仙人跳——都是有证据的。不是我说一句‘院里的事院里解决’就能解决的。您明白吗?”
聋老太太的手指在拐杖头上收紧了些,指节微微白。
“刑事不刑事的,”她的声音还是不急不缓,“说到底,还不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事?何大清自己不检点,能全怪中海?再说了,何家那孩子——何雨柱——他才多大?一个十六岁的娃娃,他能懂什么?他跑到保定去闹,还不是一时气头上?等气消了,话说开了,这事未必不能私了。院子里的纠纷,私了的多了去了。”
“孟妈妈,”王主任把身体往前倾了倾,“您说的是普通的院子纠纷。打架、骂人、推推搡搡——那是可以调解。但易中海这事,性质已经定了。不是我不愿意帮忙,是帮不了。您老在街道上这么多年,这里头的门道您比我清楚。”
聋老太太不说话了。
她端着搪瓷缸子,就着缸子边沿慢慢地喝了一口水,喝得很慢,像是在借这个动作想什么事。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只听见窗户外头有人在扫地,竹扫帚刷过水泥地,沙啦沙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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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行,”聋老太太把搪瓷缸子搁回桌子上,撑着拐杖站起来,“王主任你忙,老婆子不耽误你的工夫。”
王主任站起来送她,帮她拉开了办公室的门。聋老太太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来。
“王主任,”她说,“你在街道上也干了不少年了。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中海这事,我这把老骨头是管不了多少——但我这张老脸还在。回头你见了上面的人,帮我说一句,能不能从轻落。”
王主任轻轻叹了口气。“孟妈妈,您慢走。”
聋老太太出了街道办,拐杖咯噔咯噔地敲着水泥台阶。她没有回四合院,而是沿着南锣鼓巷往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