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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夜校同学（第1页）

夜校的课上了快两个星期，何雨柱慢慢摸清了班里的底细。

这间教室在鼓楼东大街一所小学里，白天是娃娃们上课的地方，晚上腾出来给大人用。课桌又矮又窄，成年人坐下去膝盖顶着桌底，写字得侧着身子。黑板是木头的，刷了一层漆，年月久了漆皮剥落了好几块，粉笔写上去咯吱咯吱响，老师写一笔就得换个角度，不然那声音刺得人牙根酸。

教室里的电灯是那种最老式的白炽灯泡，挂了两盏，瓦数都不高，出来的光黄蒙蒙的，照在黑板上还行，照在课桌上就暗了一层。坐在后排的人看板书得眯起眼，遇上阴天或者电压不稳的时候，灯泡还会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打瞌睡。

班上总共三十来个人，坐满了这间白天属于三年级二班的教室。何雨柱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左手边是墙，右手边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白的军装，袖口磨出了线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人叫赵卫东，在什刹海那边的煤铺当搬运工，两只手掌全是老茧，握笔的时候指节僵硬得像攥煤钳子，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但他写得极认真，一笔一划都不马虎。

赵卫东第一天上课就主动跟何雨柱搭了话。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一边揉着写字写酸了的手腕，一边扭过头来问：“兄弟，你在哪儿干活？”

何雨柱把钢笔帽拧好，放进口袋里：“锣鼓巷那边的街道食堂，当学徒。”

“食堂？那不错啊。”赵卫东眼睛亮了亮，“学厨子？”

“嗯，切菜颠勺都学。”

“那可比我这活儿强。”赵卫东拍了拍自己裤子上的煤灰，自嘲地笑了笑，“我这双手，卸煤卸惯了，拿笔比拿铁锹还累。你看我这字，跟鸡爪子扒拉出来似的。”

何雨柱看了一眼他的作业本，上面写的字确实难看，但每一笔都压得很重，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去。他说：“字是练出来的，多写写就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赵卫东把作业本合上，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我跟你说，我来上夜校不是为了好玩。我们煤铺的账房先生一个月挣四十八块，就坐在那儿打算盘记帐，风不吹日不晒。我寻思着，等我把文化学好了，也去考个账房的活儿。”

何雨柱点了点头。这年头主动来上夜校的人，多半都是这么想的——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是为了换条活路。

赵卫东不是唯一一个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坐在前排第二排的一个姑娘叫王秀芬，在国棉一厂当挡车工，每天在机器前一站就是十二个钟头，耳朵里灌满了织布机的咔嚓声。她来上夜校是因为厂里去年贴了通知，说以后提拔小组长得有初小文化，她连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每天晚上下了工，她从东郊的厂区骑自行车赶到鼓楼，单趟就要四十分钟。到了教室先趴在桌上喘五分钟，然后才摊开课本。

王秀芬坐的那个位置，桌面被上一届的小学生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早”字。她拿橡皮擦了好几回也没擦掉，后来就不擦了，每次翻开课本那个“早”字就硌在书底下。她跟同桌的姑娘嘀咕过一回：“这字刻得，跟我上学那会儿一模一样。”同桌问她以前在哪儿上的学，她摇了摇头没接话，低头翻开了算术本。

何雨柱观察了这些人两个星期，慢慢在心里给他们分了类。

第一类人最多，是像赵卫东和王秀芬这样的产业工人。他们在工厂或者煤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拿着刚够糊口的工资，想要往上走一步就必须迈过文化这道坎。这些人上课最认真，记笔记记得手指头都抽筋了也不肯停。但他们也最累，有时候上着上着课眼皮子就往下掉，脑袋一点一点的，猛地惊醒过来又赶紧抓起笔。

第二类人是机关里的勤杂工和跑腿的。这种人不多，班上一共四五个，穿得比工人整齐，说话也比工人斯文，一口一个“同志”挂在嘴边。有个叫钱明德的瘦高个儿，在区粮食局当通讯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二八大杠送文件。他上课的时候眼睛总往窗外瞟，像是在等什么人，下课铃一响第一个冲出教室。何雨柱有一次在黑市远处见过他，不是在交易，是在那个街口转悠，像是在盯着什么人。从那以后，何雨柱对钱明德就多了几分戒心。

第三类人更少，是像何雨柱这样的小学徒或者个体手艺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有个叫孙大壮的，在鼓楼外大街的修车铺当学徒，专门修自行车。这人膀大腰圆，两只手伸出来全是黑黢黢的机油渍，指甲缝里塞满了铁锈。他每次来上课都带着一股子汽油和橡胶的味道，熏得旁边的人直皱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往那儿一坐，课桌腿都跟着咯吱一声响。

孙大壮上课不怎么听讲，语文课就趴在桌上画圈圈，算术课就盯着黑板愣。何雨柱开始以为他是来混日子的，后来有一回课间，孙大壮拿着课本过来问他一道加减法题，问完了挠挠头说：“我师傅说了，修车光会扳钳子不行，得会算账。等我能看明白进货单子了，他就教我大修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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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把题给他讲了一遍，孙大壮听得很认真，嘴唇跟着默念，像是在背口诀。讲完了，孙大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他，打开一看是两块芝麻糖。“我们胡同口那家点心铺剩的，不太新鲜了，你别嫌弃。”

何雨柱没有嫌弃。他当着孙大壮的面吃了一块，又把另一块包好放进口袋里，想着带回去给何雨水。孙大壮看他吃了，咧嘴一笑，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

那天放学以后，赵卫东和孙大壮在教室门口等何雨柱出来。三月底的四九夜里还凉，三个人缩着脖子往鼓楼那边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赵卫东走在前头，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你说咱们学这些东西，真有用吗？”

孙大壮愣头愣脑地接了话：“怎么没用？我师傅说了——”

“我知道你师傅说了。”赵卫东打断他，“我是说，万一咱们学完了还是没用呢？万一账房还是不要我，万一厂里还是不提拔王秀芬，万一你师傅还是只让你拆车轮子不给碰动机呢？”

夜风从鼓楼的城门洞里灌过来，呜呜地响，像谁在哭。赵卫东的军装被风吹得贴在身上，瘦得能看出肩胛骨的形状。他在煤铺扛了七年煤，从十七岁扛到二十四岁，脊背已经微微驼了。他知道扛煤不是长久之计，但他不知道学完这些加减乘除之后，自己有没有本事跟那些读过正规小学的人去争一个账房的位子。

何雨柱把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走了一段路才开口：“有用没用，得先学了才知道。不学，你就还是扛煤的赵卫东。学了，你至少是扛煤的赵卫东加上会算术的赵卫东。”

赵卫东愣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你这是宽我的心呢。”

“不是宽你的心。”何雨柱说，“我师傅教我做菜那天跟我说过一句话——手艺人不怕多学一门本事，怕的是等机会来了你什么都不会。”

孙大壮在旁边走了半天没插上嘴，这时候忽然闷闷地开了口：“我师傅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年轻时带过一个徒弟，手艺学了一半就跑了，嫌修车脏。后来那个徒弟所在的工厂要提拔一个维修班长，认字会算的优先。那徒弟什么都不会，白白错过了，悔得肠子都青了。”

三个人在鼓楼底下分了手。赵卫东往西去什刹海，孙大壮往北去鼓楼外，何雨柱往南回南锣鼓巷。分别的时候赵卫东拍了拍何雨柱的肩膀：“明晚见。”

“明晚见。”

何雨柱转身往南走，穿过鼓楼东大街，拐进南锣鼓巷的胡同口。巷子里比大街上暗得多，两边的高墙把月光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两三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煤油灯的光。他踩着青石板路往深处走，脚步声在窄巷子里来回撞。

赵卫东今晚问的那句话，他自己其实也想过。

他比班上任何人都清楚，光靠夜校这几本课本，改变不了什么。夜校教的是扫盲级别的文化课，认字、写字、简单的算术，顶多能让人看得懂报纸、算得清工资，离“知识改变命运”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夜校的意义不在课本本身——在于它是一个合法的、体面的、不需要解释的社交场合。在这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他们的处境，知道哪里缺人、哪里有机会、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是死胡同。

这才是夜校真正的价值。

何雨柱在胡同拐角处停了一步，瞥了一眼身后。没有人跟着。他继续往前走，四合院的大门虚掩着，他侧身挤进去，院子里漆黑一片，只有何家窗户上还透着一星微弱的煤油灯光。何雨水还没睡，在等他。

他推开门，何雨水正趴在桌上写作业，听到动静抬起头来：“哥，我煮了粥，在锅里温着呢。”

“你吃了没？”

“吃了。”何雨水放下笔，鼻子动了动，“哥你身上什么味儿？”

何雨柱愣了一下，低头闻了闻棉袄袖子——是孙大壮身上那股子汽油和机油混合的味道，在教室里熏了一个晚上，沾上了。他把口袋里的芝麻糖掏出来递给何雨水：“修车铺那哥们儿给的，他叫孙大壮。”

何雨水接过纸包，打开看了看：“他为什么给你糖？”

“我教他做了一道算术题。”

何雨水小口吃着芝麻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哥你在夜校也当师傅了。”

何雨柱脱了棉袄，在灶台边坐下来喝粥。粥是小米粥，熬得有点稀，但热乎乎的喝下去浑身都暖了。他一边喝一边想着赵卫东提到的煤铺账房，想着王秀芬说的国棉一厂，想着钱明德在黑市附近转悠的样子，想着孙大壮手里那两块芝麻糖。

这些人每晚上完课就会各自散去，回到属于他们的煤铺、车间、修车铺和机关传达室。他们来夜校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底部写着同一行字——不甘心。

不甘心一辈子扛煤，不甘心一辈子站在机器前，不甘心一辈子只拆车轮子不懂动机。这年头，不甘心的人遍地都是，但知道怎么把不甘心变成机会的人不多。何雨柱喝完了碗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进灶台边的水盆里泡着，心里已经隐约有了一个想法——这些人，以后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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