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把那张草纸折好,塞进棉袄内兜里,贴着胸口放稳当了。碗里的粥已经见了底,他把碗筷收拾到灶台上,舀了一瓢水冲了冲,搁在碗架上晾着。
灶膛里的煤球烧得正旺,红彤彤的火光映在灶台的白瓷砖上,给屋里添了一层暖色。他在灶台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把变卖银元的路线又过了一遍。
前两年在黑市混熟了,他手里攒了几个可靠的买主。这些人都是老主顾,嘴严、不压价、交易干脆。但一次性出手太多银元,容易被人盯上——一枚两枚是家常便饭,几十枚上百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走到床板边,蹲下身子,从床底下拖出一只旧木箱。箱子是当初转移家产时留下的,表面磨得亮,边角磕掉了好几块漆。掀开箱盖,里面摞着几件旧棉衣,最底下压着一个布包袱。
包袱打开,银元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柔和的哑光。
他数了一遍。这些年陆陆续续从老宅子夹墙里、废品站旧家具里、城隍庙地摊上搜罗来的银元,一共有八十三枚。品相都不错,大多是民国三年和八年的袁大头,还有十几枚孙小头和几枚龙洋。
加上前些日子在德胜门外那间塌了半边的老屋子里刨出来的那包纹银——三块银锭子,每块五两上下,成色足有九成——这批硬通货要是全变现了,能凑出小一千块。
但得慢慢出。
何雨柱用手指拨弄着银元,心里盘算着怎么分批。孙秃子手里那几个收银元的老家伙,每人每次最多吃二十枚,多了就会起疑心。三个买主,每人二十枚,就是六十枚。纹银得找另一个人,前门外廊房头条的周掌柜,专收金银,嘴比哑巴还严。
他挑出六十枚银元,用旧布分三包包好,每包二十枚,分别揣进棉袄两侧的内兜和怀里。剩下二十三枚连同纹银包回布包袱里,塞进床底箱子最深处,用旧棉衣压好。
临出门前,他又从空间里取出一袋面粉——大约三十斤,用粗布口袋装着,扎紧了口——今天的黑市除了卖银元,面粉也得出手一批。空间里的麦子长得太快,他隔几天就得收一茬,堆在空间里的面粉已经攒了好几百斤,不卖掉一些太占地方。
他把面粉袋子扛上肩,推开家门,正午的太阳照得院里青石板反光。院子里没人,各家各户都在屋里吃饭,空气里飘着葱花炝锅的香味和陈醋的酸味。
出了院门,他没往南锣鼓巷正街走,而是拐进了雨儿胡同,顺着墙根往东直门方向蹬。胡同里没什么人,几棵老榆树光秃秃地立在墙边,枝丫上刚冒出一点嫩绿的新芽。墙角的积雪早就化干净了,只剩下一块一块的湿印子,踩上去软绵绵的。
走到东直门内大街的时候,他把围巾又往上拉了拉,遮住鼻梁,只露出两只眼睛。面粉袋子换到左肩扛着,右手揣在兜里,摸着兜里的银元包。
第一个买主住在东直门内南小街一条窄胡同里,姓马,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以前在当铺干过朝奉,眼力毒。何雨柱第一次跟他交易时,老马捏着银元用指甲弹了一下,搁在耳朵边听了听,又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才点了点头。从那次以后,每次何雨柱拿来的银元,老马都是直接付钱,不验了。
拐进南小街那条胡同时,何雨柱放慢了脚步。胡同口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头蹲在墙根下打盹,挑子上的糖葫芦插得稀稀拉拉的,山楂上裹的糖稀在太阳底下泛着光。何雨柱从他身边走过去,拐了两个弯,在一扇掉了漆的朱红木门前停下来。
他抬手敲了三下——两短一长。
等了半分钟,门开了。老马那张干瘦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眯着眼睛看了他一眼,然后往旁边让了让。
“进来吧。”
老马家的院子很小,天井只有巴掌大,铺着碎砖头,墙角垒着几个花盆,盆里的土都干裂了。老马把他让进屋里,顺手把门关上,插上门闩。
“这次带了什么?”老马的声音带着老四九特有的懒洋洋,在八仙桌前坐下。
何雨柱把面粉袋子靠在墙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搁在桌上。布包在桌上散开,二十枚银元在桌面上排成两排,银白的光泽在昏暗的屋里格外扎眼。
老马没急着拿,先从桌上摸起一个铜烟袋锅,塞了一撮烟丝,划了根火柴点着,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人之间散开,老马眯着眼睛扫了一眼桌上的银元。
“品相不错。”他伸手拿起一枚,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都是三年的?”
“有八年的,也有三年的。”何雨柱在对面坐下,“二十枚,您看看。”
老马把烟袋锅叼在嘴里,一枚一枚地过手。他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银元,指甲在边缘弹一下,凑到耳边听响,然后翻面再看。动作不快,但很稳,每枚银元在他手里停留的时间不过十秒。
二十枚银元验完,老马把烟袋锅从嘴里拿下来,在桌腿上磕了磕烟灰。
“成色可以。市价三块八一枚,二十枚,七十六块。我给你凑个整,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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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柱点了点头。老马从不压价,他说的价就是公道价。
老马从怀里摸出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包,展开,里面是一沓票子。他数出八十块,推到何雨柱面前。
“小伙子,”老马把银元收进一个铁盒子,盖上盖子,抬头看了何雨柱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老于世故的疲惫,“你每次拿来的货都不少。老头子不多问,但你也得小心点。这年头,市面上银元越来越少了,上面查得紧,一次出手太多,容易招人眼。”
何雨柱把钱收好,站起身来,“谢您提点。我心里有数。”
老马没再说话,起身给他开了门。何雨柱扛上面粉袋子,出了门,身后传来门闩轻轻落下的声音。
胡同里还是没什么人。卖糖葫芦的老头换了个姿势,靠在墙上打起了呼噜。
他顺着原路出了南小街,拐进东直门内大街,往西走。第二个买主在北新桥附近,第三个买主在东四牌楼北边的钱粮胡同。两个人都是老马介绍来的,规矩和老马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
到北新桥的时候,天边已经泛起了灰蒙蒙的云彩,遮住了正午的太阳。风吹过来带了点凉意,胡同里一个挑着馄饨挑子的小贩正收摊,锅里的热水泼在石板地上,腾起一片白汽。
何雨柱在胡同里拐来拐去,最后在一扇半掩的木门前停下来。他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找谁?”
“找秦大爷,他定的货到了。”
沉默了几秒,门往里拉开,一个二十来岁的妇人抱着孩子站在门里,看了他一眼,回头朝屋里喊:“爹,有人找您。”
老秦的体型和老马正好相反——又高又胖,走起路来地板都在颤。他穿着一件油渍麻花的棉袄,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纸烟,走到门口把何雨柱上下打量了一遍。
“进来吧。”
老秦家的格局比老马家大不少,但屋里堆得满满当当,各种旧货、零件、破铜烂铁堆在墙角,空气里有一股子铁锈味和霉味。何雨柱跟着他穿过堂屋,进了一间里屋,屋里的炕上堆着几床旧棉被,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年画,画上的鲤鱼已经褪了色。
“多少?”老秦在炕沿上坐下,把嘴里那根纸烟点着了。
何雨柱把第二包银元搁在炕桌上。老秦不像老马那么仔细,他拿起银元只在手里掂了掂分量,翻看了一遍有没有明显的假货,然后就点了点头。
“二十枚。价钱照旧?”
“照旧。”
老秦从炕席底下摸出一卷票子,舔了舔指头数出八十块,递给他。“小伙子,我听说你最近到处筹钱,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