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能站起来吗”。
她在等我站起来,她相信我能站起来——她在问我,要不要。把选择权轻飘飘地,却郑重地放在我面前。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
然后她伸出手。
那只手很瘦,却很稳,掌心朝上,没有催促,只是一个明确的、等待选择的姿态。
我盯着那只手看了好几秒。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愤怒,屈辱,怀疑,一丝微弱的、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希望……
最后都归于一片空白。大脑停止了思考,只是凭着某种更原始的本能。
然后,我抓住了。
手指碰到她掌心,有点凉。她用了一点力,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动作不算温柔,但足够有效。
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她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她是“例外”的开端。
是我灰暗、黏稠、充满疼痛的童年里,劈开的第一道,也是唯一一道,金色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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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话很少。
老神父说,她从小就这样。不是不会说,是不想说。觉得没必要,或者,不值得。
她看镇上那些人的时候,眼神像在说:你们说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你们的“是”与“非”,在她那里有另一套评判标准,而你们大多不及格。
她大概从来没想过,自己最让人讨厌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
不是盯着人看,不是一副看透一切的样子,是那种——她清清楚楚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平静地判定“你们没救了”的眼神。
没人受得了被那样看着,那比直接的唾骂更让人无地自容,因为它否定的不是你某个行为,而是你整个存在的价值。
但她看我不一样。
就是看。像看一棵树,一团火,一件她暂且无法归类、但决定先观察着的自然现象。
没有预设的评判,只有纯粹的观察。这观察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平等”。
我走进教堂,她会抬头看我一眼;我坐在神父床边,她会从门口经过,往里看一眼;我离开的时候,她会站在门口,看着我的背影。
就一眼。
可我知道她在看。或许主要是看神父,但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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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看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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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今天又讲他年轻时的故事了。我已经听过三遍了,可我还是认真听着。
因为神父讲这些的时候,眼睛会亮一点,咳得也轻一点。
他在回忆里暂时逃离了病痛和这个镇子,我愿意帮他维持这个短暂的幻觉。
神父是个好人,所以我愿意陪他。
不像我?
那时候我还算个“好孩子”——至少在那天晚上之前,是。至少,我以为我是,或者愿意扮演成是。
克莱尔端粥进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脸上没表情,可我看见她握碗的手,紧了一下。
她走进来放下粥,转身出去。经过我身边时,她顿了一下,没看我,却停了一拍。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但我猜,她好像……有点开心?
她喜欢我陪着神父。
正好,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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