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幾年都不回家了，阿弟。這回來的時候，爹跟我說你，他說你應該回來。爹爹年紀大了，阿弟。”“對的，是這樣。”蔣少祖冷淡而苦惱地說。“但是我被牽制了；你看，”他笑了一笑。想起了王桂英，他底臉打顫。
“你還記得蘇州么？”蔣蔚祖更溫柔地笑著問。蔣少祖匆忙地笑了一笑。
“你記得么？但是河裡現在不好玩了，河裡現在寂寞了。”蔣蔚祖友愛地說。
“是的，我記得，我不會忘記，但我無需記得。”蔣少祖想；“看見他這樣真是不能忍受的，一個女人使他不幸。但我卻使一個女人－－不，這是不對的。怎樣從這間房離開呢？一切陰沉、痛苦，一切懸念壓迫我；但是把他留在這裡么？留在這個房中？是的，留下，但他是囚犯么？預備向他說什么呢？他能懂我底話么？是的，無需說，不必說，痛苦很容易忍受。”他想，壓著手指。
蔣蔚祖含著悲傷的微笑凝視著弟弟。想到這個弟弟就是以前那個頑皮的，溫柔的男孩，他就覺得非常淒涼。“他在想什么？”他想。“阿弟。”他喚。於是蔣少祖抬頭，驚異地看著他。
“少祖弟啊，什么都離開了我，什么都去了啊！”蔣蔚祖說，同時啜泣了起來。
蔣少祖動著下顎，眼部有虛假的、掩藏的微笑，看著他。“不，不是這樣說！”忽然他用啞的興奮的聲音說，猛力壓下手指去：“為什么要這樣說？首先是你自己。－－我想你愛嫂嫂。但是世界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唯一的辦法！－－”他頓住，露出激躁的，思索的表情。
“你應該安心，安心，出去玩玩，活動活動。”他說。
聽到這個結論，蔣蔚祖就變得陰沉了。接著，那種憤恨的，冷酷的表情，就在他底眼裡出現了。蔣少祖說要走，他沒有作聲。蔣少祖站起來，勉強地笑著說了什么，他冷酷地看著他。
蔣少祖覺得難受，走到門邊又走回來。
“我後天走了。明天你去我那裡嗎？”他問，謹慎地、困惑地笑著。
蔣蔚祖冷冷地點了一下頭。
但弟弟剛剛離去，他就感到可怕的孤單。想到金素痕還沒有回來，他就痛楚地叫了一聲，抓著頭髮，倒在床上了。
覺察到有人走動，他跳起來，開啟了燈。但看見是金小川，他就厭惡地皺著眉頭。
金小川喜悅地笑著看著他（他多半這樣看他），自在地坐下來，開始吸水煙。他從煙裡喜悅地看著他，好像他是令他高興的、順從的小孩。
“剛才來的，是你弟弟嗎？”他笑著，安閒地問。蔣蔚祖不回答，皺著眉頭向梳妝檯走去。
“是你弟弟嗎？好新式的年輕人！”
“是的！”蔣蔚祖憤怒地回答。
“他在上海乾事－－他每個月能收入多少？”金小川和悅地笑著問，在膝蓋上擦著左手心。
蔣蔚祖再也不能忍耐，憤怒地看了他一眼，走出去，猛力地帶上了門。
蔣蔚祖沒有吃飯，沒有睡覺，夜深時還在房裡徘徊著。最後走到街上去徘徊，注意著每一輛車子。每一輛車子在遠處，在昏朦的燈光下都是可親的；但在走近後便變成可恨的了－－它們載著別樣的人們。車子陸續過去了，或在另外的門前停住了。空了的車輛發出輕微的響聲透過著街道，賣夜食的小販在遠處用淒涼的長聲叫喊，並且敲打竹板。空洞的街上，細雨飄落了。遠處有嗚咽般的、間斷的、孤獨的聲音，很難分辨是什么聲音。
痛苦的，灼燒的蔣蔚祖靠在電線杆上，仰著頭。
雨落在他底臉上，他舐著嘴唇。他是發了怎樣的誓，要懲罰金素痕啊，可是，看見了那輛輝煌的，張著輕篷的包車－－這輛包車終於來了－－他底心立刻就恬靜如嬰兒了。他跑近去，呼喚了一聲，立刻就跟著車子走起來。
金素痕輕輕地在篷子裡面回答了他，－－這種情況她是已經習慣了。車子停在門前，蔣蔚祖拉開了車篷，她就莊嚴地走了下來了。車燈照見了她底浮亂的頭髮和蒼白的、帶著厭惡神情的臉。
“我在等你。你到哪裡去了？”痛苦的蔣蔚祖問，小孩般皺著眉。
“替我拿，蔚祖。”她冷淡地說，指車內的包裹，“死囚，你總是這樣！誰叫你等！”她說，提起衣裳向裡面走去。蔣蔚祖憤怒地、痛苦地看著她。
“下雨你也不怕！”她在門廊裡用譴責的、疲乏的聲音說：“頭髮都溼了！生起病來，我怎么是好！”她說。
“都是為了你！”蔣蔚祖生氣地回答。追了上去。“死囚，總是！今天我一直跑到下關。－－死囚，今天不許胡纏！”她低而疾速地說，走過照在微光裡的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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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素痕進了所謂法政學校，有了整天不回家的藉口。她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有時，從浮華里淒涼地驚醒，她便回到家裡來，整理財產。這個工作總是給她帶來了恬靜的，憂鬱的心情。
七月初旬，她和侵佔了房租的父親有了一次劇烈的口角。她回到蘇州去，然後，因為很多房子需要修理，向老人要了一筆現款。臨走時，她歡歡喜喜地向老人說，小孩長得很好，秋季他們要回來，於是她又弄到了幾件古玩，據馮家貴說，這時候，老人開啟了櫥，她笑著自己動手來取。老人無表情地看著她，在她動手拿一件極其貴重的東西時，就紅著臉撇開了她底手，憤怒地關上了櫥。但她笑著說，爹爹錯了，她只是要看看。等等。
這些情形，在南京的蔣家底人們都曉得；馮家貴總是即刻便把這些告訴他們－－或者為事務來南京，或者寫信，用他底拙劣的、崇敬的、可笑的文筆。但在南京的人們已沒有能力再注意這些事：他們已不再為它們激動；他們覺得，較之未來的一切和失去了的一切，這些事都是細小的。
他們在這一段時間裡，是在忙著蔣淑華底婚事：這是那樣的令他們懸念。在全體底積極下，蔣淑華底婚事進行得很順利。蔣淑珍領汪卓倫去了蘇州，老人滿意，答應了。老人是那樣的滿意，在無窮的煩惱中這是一件難得的快樂，老人並且答應了來南京主婚。
從蔣淑媛生日的那天起，汪卓倫便成了蔣家底親密的人物。汪卓倫幾乎每天都來，有時到蔣家母親底老宅，經常到蔣淑媛那裡。他做了在他底身分裡應做的一切；他有禮，耐心，陪太太們看戲，應付冗長無味的談話，並且給蔣家底老人和小孩們送禮。他做這一切顯得很愉快，但實際上他心裡很苦惱，因為這一切都是他所不習慣的，他常常要覺得羞恥，並且嫌惡自己。
他對於這件婚姻還是很害怕，首先，他朦朧地覺得，他將要釀成錯誤。其次，他覺得，這個時代，人們為金錢或別的什么結婚，但他，汪卓倫不能夠這樣－－他很怕別人以為他是這樣。他認為結婚所帶來的金錢會使兩個人都不幸福。最後，蔣淑華身體很不好，也許脾氣也不好。
他對這些有著繁重的考慮。首先，這個婚姻底提起喚起了他底深重的悲哀，他覺得他，汪卓倫，不能夠再適應別人。雖然多年來他在同事們中間生活，很有一些朋友，但他卻是孤獨的：很少參加宴會和娛樂。他孤獨地、單調地生活著，對這種生活有著明白的意識；他想他自己是正在腐朽，死亡是逐漸地來臨，他對這個思想已經習慣，毫不覺得它可怕。他對各種社會事變不大關心，他希望能在靜穆的鄉間，消度以後的歲月。因此，在那天和蔣淑華談話以後，他對自己底幸福意識發動了強烈的譴責。他認為自己是不能忠實的。他認為較之家庭幸福，他寧是更喜愛那種死滅底自覺，－－至少後者是於他更適合些。
所以在後來幾次和蔣淑華會面時，他底沉默多於說話，快意地感到自己心中底陰冷。但別人使他做了一切－－他慣於順從別人。而他所做的這一切使地承認了他底幸福意識了。他不明白他究竟決定了沒有，不明白一切是怎樣進行的：在蔣家姊妹們帶小孩出現時他就送禮，在她們請他時他就去，而最後，在蔣淑珍邀他去蘇州時，他認為這是應該的，就向部裡請了兩天假。從蘇州回來，他繼續考慮著，悲傷地明白了這一切正是他自己所要做的。
從蘇州回來時天在落雨。和蔣淑珍分開後，他坐人力車回家，車子在雨裡行走著，泥水在下面發響。凝視著灰黑色的房屋和低沉的雨雲，不經心地看著就在眼前經過著的那熟悉的一切，汪卓倫感到悲哀和疲乏。想到等待著他的是空虛的、熟悉的房間，他感到滿意，他想到他底用了五年的漱口杯已經開裂，考慮是否要新買一個。這時車子滾過泥塘。“不，不要買新的！一切舊的、破的，它們要留下，因為它們是我的！”他想：“無論怎樣，我不能再過什么新的生活，耽誤別人！我並沒有向她們提半個字，這是對的，在還沒有錯誤的時候－－我留著我底漱口杯，我不買－－”他看著灰色的雨幕，對自己說。“我覺得心裡安靜，沒有什么引誘我，這樣最好！我沒有錯。我沒有墮落。讓我安靜，逃開，死去。一切已經過去，－－為什么還要再去看她？”車子走近時，他注意到了住宅左近的池塘：它已在他離開兩天內漲滿，並且變得清潔了：“多好，－－是的，只有這個才是我底，只有這些才屬於我，沒有花開，但是秋天底蕭條的樹木為什么不好？－－”
他走進門去，嗅到了熟悉的氣味，看見一切都照舊，心裡充滿了感激，隨後他就安適地睡去了。醒來時，已經下午，雨仍然在落。房間裡的一切使他異常感動，他用手墊著頭躺著，寂寞地繼續著以前的思想。
有了輕輕的敲門聲。他沒有動。
“我不需要任何人－－有誰來呢？他應該回去，因為他自己也是煩惱的。”他想。“哪個？”他低聲問，坐了起來。
聽見是蔣淑華，他皺眉了。他開了門，笑著，有禮地向她點頭。
“實在是一回來就很累，太匆促，沒有去你們那裡。”他煩惱地微笑著，說。
蔣淑華坐下來，把繡著黃花的白色的提袋放在桌上，說了關於天氣的話，沉默了。談話不連續，蔣淑華不時臉紅。顯然她覺得她到這裡來，是不對的。假若所遇到的汪卓倫還是那個溫柔的，羞怯而憂鬱的汪卓倫，那么她到這裡來便是對的。但現在這個汪卓倫是冷淡、拘謹、煩悶。
“你，你覺得蘇州怎樣？”她用假的聲音問，臉紅了。“很好。”汪卓倫回答，不安地看著她。“我還是頭一次去。”他說。
他底看向洗臉架的，沉思的眼睛說：“是的，破了，但是正因為破的，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