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的病因有二，所以想引導一個慢性抑鬱症患者自殺，也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想辦法使其停止服藥，降低大腦內血清素的含量，為心理干預創造物質條件。二，找到抑鬱症發病的根源，推匯出發病的心理過程，再想辦法引導其心理重演這一過程，從而導致抑鬱的再度爆發。
第一點很容易做到：蘭釋是處方藥，只能在醫生的幫助下購買。李松經常隨身帶著蘭釋，說明他很可能擁有一名長期合作的精神醫生。只要買通這個醫生，讓他給出暫停服藥的建議，李松是不會不聽的。
關鍵在於第二點：李松生於49年，20多歲開始服藥，抑鬱的根源顯然和六七十年代的某種經歷有關。85年，抑鬱症出現了一次短期爆發，說明當年的經歷，再次觸動了他內心深處的抑鬱根源。從袁主任提供的調查材料來看，他的抑鬱根源很可能和祖父受迫害致死一事有關，但這畢竟只是毫無依據的推測。放在其他任務上，我可能會透過不斷的試探進行驗證，但此次任務至關重要，和目標的接觸機會也極其寶貴，在猜測得到證實之前，我是絕對不能輕舉妄動的。
“袁主任。”我隨後說道，“還差最後一件事。幫我調查兩個時間點，一是李松祖父受迫害而死的具體日期，二是李鬆開始服藥的確切年齡。明天對李松的專訪開始前，請務必調查清楚。”
“明白了。”袁主任說，“我現在就開始查，但結果不好保證，我會盡最大努力。”
“至少查清楚其中一項。”我最後說，“也好讓我有個推測的依據。”
回憶至此，一隻溫軟的手突然搭到了我的後頸上，我本能地一哆嗦，再度回到現實。老婆把茶水放到書桌上，愧疚而略帶驚慌地看著我：“啊，是不是影響你了？”
“沒有。”我鬆了口氣，抬頭對她笑笑，又迅速低下頭說，“妞，辛苦你了。我是說，這些年你辛苦了。”
她半彎著腰，摟住我的脖子，吻了吻我的臉頰，兩秒後又看了一眼電腦顯示器，隨口問道：“這是誰啊？”
“哦。”我看著顯示器裡李松的會議發言特寫，輕輕咳嗽一聲，說，“一個老朋友，一個過世好幾年的朋友。”
2007年7月22日上午八點半，省監察廳召開了一場常規工作會議，李松代表紀委出席並發表講話。我一邊作為記者在會場內拍照、記錄，一邊對李松進行近距離的觀察。雖然是行政監察方面的會議，但李松的發言還是著重於反腐工作。說到調任半年以來的工作感受，他直言不諱地說：
“在座的各位可能心裡都明白，省裡存在著一股頑固勢力，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已經滲透到了黨內，成了不得不除的毒瘤……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在場的某些人，就和這個利益集團有著很深的牽扯……這些都是要查到底的，但你們也不要怕，我奉勸那些誤入歧途的同志啊，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到相關部門交代，爭取較為寬大的處理……我可以跟你們講講我最近遇到的人和事，看看這個利益集團是多麼猖狂，多麼無法無天……我上任不到一個月，不到一個月啊，就有人敢提著現金去找我……最近三個月，我還收到不少信，有威脅我人身安全的，有威脅我的家人的，還有些信裡說得更直白，什麼‘李書記，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你在別的地方能呼風喚雨，來了XX（本省）註定要栽跟頭’……我今天可以先交代一下自己的家底，啊，我父母都已經過世，女兒也遇到車禍不在了，只剩結髮妻子臥病在床。我經常到醫院陪她，經常跟她交流，她說呀，她已經做好了隨時拔掉氧氣管的準備。我和她都已經視死如歸，所以那些威脅我的人，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們，有什麼招數儘管使出來，第一，我和妻子都已經備好了棺材，我們都不怕死，第二，敢動我，只會給你們的保護傘增添麻煩，這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的發言慷慨激昂，會場掌聲不斷，不少與會者和記者還紛紛落淚。我對李松的膽氣深感敬佩，但同時，也在他的言行中覺察到一些異樣。
我發現，每次說到與死亡有關的話題，他總會低一下頭，額頭上的皺紋明顯加深，呼吸也會出現短暫的急促。另外，有三次提到自己的死時，他都下意識地把手放到了心臟的位置。這些表情和行為，在談論與死亡無關的事件時，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具有與死亡相關的高度特異性。下意識低頭和皺眉通常代表不自信，呼吸急促象徵突然的緊張，這些都是心理不適的外在表現。至於把手放到心臟處，似乎也有著某種十分特殊的意義，可能是某種儀式化行為。
我意識到，“死亡”這一概念，對李松的心理影響深遠。
十點半，會議進行過程中，我收到了袁主任的簡訊：
“祖父死於1973年5月，批鬥過程中心臟病發作死亡，並非他殺。服藥起始年齡，有未經查實訊息說是25歲左右，可供參考，正在進一步核查。”
我回復：“儘快核查。”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袁主任那邊卻始終沒有訊息。十一點四十五分，上午的會議進入尾聲，一名工作人員找到我，表示對李松的專訪已經安排好，將在十分鐘後開始。我再次發簡訊詢問調查進展，袁主任也迅速做出回覆：
“今天可能沒辦法核實了。”
我刪掉簡訊，跟隨工作人員離開會場，一面迅速思索。事已至此，只能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進行大膽推測了。
事情很可能是這樣的：李松存在與血清素合成有關的基因缺陷，他生於1949年，1973年24歲。24歲的他目睹祖父慘死，發生了一系列複雜的心理變化，心理變化又透過激素調節等方式影響了生理，導致其血清素水平大幅降低，又因為血清素合成相關基因存在缺陷，李松從此便患上了慢性抑鬱症。1974年，李松25歲，經歷了一年的痛苦後，他和家人終於認識到了抑鬱症的存在，從此開始服用抗抑鬱藥物。1985年，在事業和家庭的雙重挫折面前，他的心理再次出現了與1973年類似的變化過程，並再次影響了生理，使得抑鬱症出現了三個月的短期爆發，隨後又在藥物和家人的支援下歸於平寂。
按照這個思路推斷，1973年和1985年，兩起事件都導致了李松抑鬱的爆發，所以其抑鬱根源，很可能與兩起事件中共同存在的某種現實因素有關。兩起事件中共存的現實因素實在是太多了：生活壓力的陡增、親人的離世、來自他人的惡意、前途的暗淡，等等。我任由思維發散，把能想到的因素全都套入推測中過了一遍，卻始終無法確定導致其抑鬱的根源究竟是什麼。或許，他的抑鬱根源並非某種單一的因素，而是多種現實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是這樣，我究竟該從哪方面入手、引導他的抑鬱再次爆發呢？
我跟隨工作人員緩步走動，不禁有些自責：接下來的十分鐘專訪，是A集團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機會，如果白白浪費掉，實在是太可惜了。我為什麼沒有提前進行各種猜想與推測，非要等待袁主任的調查結果呢？如果我早作準備，此刻或許就不會如此被動了。
但再多的自責也毫無意義，十幾秒後，我已經跟隨工作人員進入了李松的辦公室。當時，李松正佇立窗前、眺望沉思。帶我前去的工作人員看了看我，又看著李松說：
“李書記，《時政法律》的張記者來了。”
“嗯。”李松回過神來，走到我身邊，親切地伸出手，一面打量著我說，“喲，沒想到是個這麼年輕的小夥子啊。”
一旁的工作人員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隨即關上房門。
我趕緊伸出雙手，一面賠笑說：“李書記，能得到採訪您的機會，說三生有幸真是一點都不為過。我覺得，您比我想象中的還要平易近人。”
他無奈地搖搖頭：“哎，年輕人啊，還是少學點嘴皮子功夫、多長真本事的好！”
我繼續賠笑，一面觀察辦公室裡的佈置，想象著他自殺時的情景。當時，想到他的死，我心頭突然一震，注意到一個被我一再忽略的詞：
死亡。
在當天上午的發言中，李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死亡，而且每次都會表現出明顯的心理不適，說到自己的死時，他還總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心臟——這似乎是某種儀式化行為。我當時就覺得，“死亡”對李松來說有些十分特殊的心理意義。
那麼，他的抑鬱爆發會不會跟“死亡”這一概念有關呢？
很有可能——按照此前的推測，他抑鬱的前兩次爆發，分別發生於1973年和1985年。1973年祖父受迫害而死，1985父親得急病而死，兩次抑鬱爆發時，他都經歷了親人的死亡。祖父死於壓力下的心臟病發作，李松提到自己的死亡時也總會下意識地摸一下心臟，二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聯？李松的父親是得急病而死，是什麼急病呢？會不會也是心臟方面的問題？李松摸自己的心臟，究竟有著什麼心理意義？和“死亡”這一概念又有什麼關係？
我決定就從“死亡”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