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收錄了十多篇我近年在各刊物已發表或寫好待發表的文字。發表的主要地方是《中國時報》系的“人間”和“時代”副刊。《李約瑟給我的影響》則原見於《歷史月刊》，蒙月刊慨允在這裡過載。原來發表的日期已註明在每篇之後。
最初寫稿的時候並無通盤計劃。現在看來，則各篇無不涉及歷史的場面與層次。即是個人回憶與旅遊觀感也無不沾上了當今歷史變化的成分。本來這種色彩可以出現於任何人之筆墨：我們活動的範圍全是“人間”；所接觸的事物也無逾於“時代”。不過一個學歷史的人，處於當今內外大變動之際，朝夕縈思，免不了對環境的變化特別敏感。為什麼中國這麼多的母親受罪遭殃？為什麼我們對性的禁忌日益開放，尤其屬於女人部分？為什麼這麼多國家的貨幣突然發生問題？事態的變化突如其來，卻又如是的普遍，這情景逼著我們通盤考慮。所產生的問題看來已不是個人的問題，我們的對策也務必透過時代的改變，從長計議。
去年（1997）11月我承時報出版公司總經理莫昭平小姐之邀，來臺北發表過一場演講，講題即是本書開首第一篇的《關係》。大意是古今中外的重要文學作品，一般不外發揮以下三種關係：生死關係、金錢關係和性關係。這三種關係也經過達爾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詳細分析。今日的局勢則是三者都在透過重要的修訂或改變。
主要的原因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來臨，實際則是因為交通通訊的發達，所有的國家都要將舊日的農業體制改造為商業體制。農業社會的管制方式，一成不變，一切以道德的名義檢束。讀者可從《何鍵》一文追想其梗概。商業則重交換。只要各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外在的紀律束縛可以逐漸放鬆。《李約瑟給我的影響》說明我涉入這類研究之由來。
可是上面這幾句話說來容易，要確實照做，則務必發動所有的人，上自思想信仰，下迄衣食住行，無不需要改造或調整。換言之，人類的各種關係，很少能夠原封不動。《大變局中讀歷史》表示我們要放大胸懷，才能體會此中真意。再如《內戰》和《世上鯊魚四十億》也從旁說明中國需要改造的原因，《母親》更表示改造期間的痛苦，很少的家庭能夠倖免。
書內也有幾篇文字，提及我在1946年初來美國的經驗，像《露從今夜白》、《從烤麵包說起》和《雷溫烏茲要塞》，多方表示一個國家進入商業體制，軍隊各部分可以隨意提調，有如機械之零件。如此這國家才算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成為一個現代國家。否則各不相屬，徒用狹義的道德為標榜，不能解決技術上的問題。再說一次吧，從農到商，不僅在增進各種關係，而是要將組成關係的原則一併更新。
另一方面，即是美國，雖已高度的工商業化，也仍在不斷改變之中。我所寫的《東安街六〇六號》敘50年代事，《邁阿密的故事》敘90年代事，就已表現社會的步伐加速，各種關係也要因之調整。我們無從說這樣的改變是好是壞，因為好壞全是個人主觀；而歷史的進展有它自己的規律。雖然我們無法預言五十年後是怎樣的一個世界；以此類彼應當不會倒退回去。讀者如再看拙文《何鍵》一遍，當信我言非虛。
我和很多學歷史的人一樣，認為一件重大的情事，牽涉廣泛，竟已發生，又不可逆轉，則當中必有理由；是為歷史的仲裁。這種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成分是《成則為王》文中之要旨。《母親》文中也作類似的結論。相反的，客觀環境尚不容許，不到時機成熟，即忙著採取行動，冒大不韙，也甚可能自招貽戚。目前一個顯明的例子乃是在某種情景之下西方人提及自由，其立場並非拋棄道德；而是將檢束的責任放在各人自己身上；同時也讓各人以自己的良心做主。很多事情，西方經過實驗已能如是。但是在東方，一般民智未開，人民宗教觀念的取捨未定，“關係”的改造還未成熟，是否也能立即如是，甚成疑問。這一套理論也是牽涉廣泛，我寫此文時不期而然的感到責任綦重，也免不了語重心長。讀者不要忘記“成則為王”的反面即是“敗則為寇”。
上文尚未提及的其他六篇，初看好像另成一系統。範圍牽涉到日本和東南亞國家，內容則又概括經濟與宗教。其實一言以蔽之亦無不涉及“關係”。我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服役於印度和緬甸，戰後又駐留日本三年。此外，三十年前在紐普茲教書的時候，因為學校裡規定亞洲系的教授須共同講解東亞國家概況的一門基本課目（以作國民外交的準備，當日為所有的學生必修），已經注意於這一整個區域之發展。同時以後環顧內外也深覺得對這些國家的最基本之認識為我策劃的“中國大歷史”之所必需（司馬遷在紙張尚未發明之前猶且將《南越列傳》寫入《史記》）。讀者必須注意21世紀中國的前途將部分由周邊國家的出處決定，有如在20世紀日本與美國的命運半由中國決定。當一個國家再造之際，它發動重訂“關係”的衝力，必較其他相當平穩的國家之影響為大。此非單獨的計算這些國家之軍備與實力時所能預見或概括。
有了這樣的交代，以下各篇宗旨不說自明。《東南亞金融風暴》經過錢果豐博士過目，並指正原稿的錯誤資料。（當然，文中的立場和尚有不妥的地方由作者自己負責。）他是香港行政局議員，英之傑財團董事長，和我為世交。
其他各篇寫《印尼的彷徨》、《印度教與核威脅》和《日本，Nippon, Japan》。其中有一點要再三著重申明：各篇提及不同的宗教，從一個學歷史而注重唯物的人看來，它們的不同特色，大都由於地緣政治的差異之所致。此一點必與很多信教虔誠的人和唯心專家所見有距離。
雖然如此，如何概括本書，既是人身經驗，又牽涉地緣政治？
讓我這樣說吧：這是一本隨筆，出入於歷史的邊緣和側後，也滲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貨，寡人好色”的成分；不過和作者所著其他書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從大歷史的角度看來，今日各種關係叢集，有令人無法抽身之感。
黃仁宇
199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