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關係這一名詞，我們就可以立即想到私人關係、家庭關係、利害關係、性關係、金錢關係、外交關係、鄉土關係、人身關係、多重關係、雙邊關係、直接關係、微妙的關係、緊張的關係等等。
關係可能表示不期而然的影響。例如說“關係重大”。關係也可以概括一種看來好像合法而實際又非法的交往。例如最近有不少外人在中國做生意，看到中國政府好像什麼事情都管，卻沒有一定的法則。一項提議希望提早透過，免不得要走門道，或者託人送一批禮物，這樣也可以稱為“找關係”。
這樣一來，關係（guanxi）這個名詞可以不時在外國報紙上看到，幾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國詞語之一，有半公半私，介於合法與非合法中間地帶的模樣，其所以不能全部稱其不合法，乃因直到最近中國才由農村社會改進而為工商業為主體的社會。農村社會里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你與我打交道，通常不影響到第三者。工商業社會里人與人的關係為多元，如果你我私自打交道，甚至可以間接危害第三者，甚至可以使他虧本破產。
目下關係佔這樣一個重要的關鍵乃是社會全面改造，事屬創舉，立法工作還沒有完全趕上社會的行動；或者社會雖已改造，也並不是所有支援的因素都全部在位，而做事的人也甚可能有因循舊習慣的趨向。
我常常說，英國在17世紀和中國的舊社會有很多相像之處。當日的英國也剛由農村社會進展到工商業社會。且17世紀英國的外交，大概無非王室與其他王室的交往。稅收一般取包辦制度，財政也無法公開。所以致富的捷徑，一是做官，一是替國王當採辦（Purveyor），國王宮廷裡經常大開筵席，每年所用的豬羊動輒以數千頭計。所用品目與酒類，全以數目分配於各地區承辦。所付價格一般只有民間物價四分之一。所以這安排就成為承辦人牟利的淵藪，要取得這些職位，主要的在成為國王的佞幸，這也就是憑藉關係——走後門。所不同的當日英國並無政府本身經商的情事。還有一個維持關係的辦法，則是政府首先通令禁止經營某種事業，以後卻又授權，某某私人可以例外，這樣無異於頒發專利的特權。
可是這並不是說：英國既然曾如此，今日中國也如此，情有可原。17世紀的世界公私不分不能算作特殊情景。況且縱如是，英國民間已因之提出抗議，為內戰爆發日後嚴格限制王室權力原因之一。今日中國的經濟改革，無從避免內外的協助合作。若是當中非正規的行止依然氾濫，可能為成敗的關鍵。所以今日大陸有意嚴厲地肅清貪汙，包括杜絕這些走後門引用關係的行徑只是事理之當然。
在歷史上說，在關係上分出公私的界限，嚴厲執行，始自商業性格的國家已不容疑問。13世紀的威尼斯，可算世界上最早以商立國的城市國家。她的法律即已禁止她的統領（Doge）廣泛接受內外的禮品，所收外國的禮品限於蘋果、櫻桃與螃蟹。今日美國的總統可以接受外國的禮物，但是必須登記，算作白宮所有，不能由總統據為私人的所有物，也是緣於杜絕非正常關係的用意。
上面提及的乃是不正常的關係。此外經常的一般的關係，無人沒有，無日無時沒有。我們各個人有生之日不能避免與外間的接觸。很少的例外，一經接觸，就可能產生關係。既有關係牽涉，也經常激動情緒。做夢即系情緒透過下意識的一種表露。夢中的物件通常是我們自己熟悉的人，藉著夢景我們表示自己的思念、懷慕、追悔、嫉怨、恐懼或者仇恨。縱是一個人決心做隱士，與外界絕緣，也是因為與外界發生關係感到不愉快，退卻之後，閉戶自恃的一種反動。並非最初即由我自己做主，自始至終即保持一個一塵不染的決心。陶淵明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才作《歸去來辭》，並且也因為具有“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的家庭關係，才放棄“以身為形役”的僱傭關係。這樣一來，我們白天做人，晚上做夢，都無從避免關係。我在密歇根上學的時候，有一位毛爾教授（Welledey Maurer）他就提倡所謂個人（individual），全系虛構。如果各個人果真存在，也不過是一種觀念，並非實體，他的說法亦即著重我們無從與關係絕緣的見解。
在各種關係之中，以以下三種最為重要。一是生存的關係，王羲之作《蘭亭集序》即標榜著“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可見得希望保持自我（self-preservation）是人類共通的性格。第二種關係乃是性關係。孟子說“食色性也”，把男女間的情慾與飲食擺在一起。以後中文“性”之一字與英文的sex等量齊觀，看來緣由在此。第三種關係乃是經濟關係，概括言之人類首先即希望保持生存的權力，次之生育繁殖，繼續下去更要豐衣足食。連孔子也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可見得在正常狀態之下，一個人應當去追逐名利。
因著以上三種關係的需要，齊宣王在孟子面前招供，他自己一生有三個大毛病：“寡人好勇”，他喜歡打仗。接著又是“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喜歡在異性跟前找快樂。還有“寡人有疾，寡人好貨”，他喜歡蒐羅金銀囤積物資。孟子因著齊宣王之坦白，也就告訴他，這三點都是一般人的欲求，沒有什麼了不得。只要國王以百姓為重，在追求這類欲求時不忘記以全民福利為本位，並不妨礙他的王業。
而且歐洲在19世紀產生了三個大思想家。他們各以科學方法對上述三種關係作過個別的解釋。達爾文（Charles Darwin）是生物學家，著有《天演論》（原文如此。——編者注）述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程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創立心理分析學派，發現了下意識（subconsciousness）的力量，尤其注重性的推動力（Sexual drive）在人類行為中所產生的作用。馬克思（Karl Marx）提倡唯物史觀：歷史的重心在物品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
如果齊宣王和孟子在公元前3世紀的一段對談，不期而然的在19世紀末葉獲得了西方思想家作釋注支援，為什麼齊宣王喜歡打仗？你去問達爾文吧。他為何又好色？去問弗洛伊德吧。（聽說他聞名較遲，他的《夢的解析》出版於1900年。）為何他尚且好貨？去問馬克思吧，即此人類最基本的三種關係都有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實證”。有些歷史家就提及：人類的思想史到了19世紀的末年捲入物質主義的最高潮。
我們回頭檢閱中外文學作品，也發現上述的三種關係構成了各種小說與劇本不可或缺的題材。《西廂記》與《傲慢與偏見》可算採用單元題材，彼此都以男女關係作寫作的重點。《玩偶之家》雖然在提倡女權，但是娜拉的丈夫叫她“我們的小松鼠”，又以她獨自出外向人借債為不名譽，也就沾上了男女關係與金錢關係了。文學作品所敘述的橫寬與縱深加長放大，三種關係掛鉤的機會愈多，讀者很容易地看出荷馬所作史詩，就概括了以上三種關係。
我們再看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提到借款逾期不還，貸方依約有權割去借方身上的一磅肉。這故事象徵式地寓意於高利貸之可怕，也將一切責任推給猶太人。兩方的交惡近於戰鬥狀態，涉及生死關係。而實際情形也確係如此。我們在歷史中可以找出威尼斯排斥猶太人的紀錄。好幾次還不許他們在島上居住。劇中以主角波西亞女扮男裝在法庭做律師。我不知道何以女扮男裝在戲臺上有特別的性之吸引力，也不知道這種傾向心理上健全與否，總之這也是《威尼斯商人》劇中特色。當然劇中也提及進出口商冒險經營，可能船貨漂沒。即此戰鬥、性愛和經濟關係都牽拖上了。
我們一般觀感：男動女靜。男人對外，女人當家，在中世紀尤然。也在這種條件之下，獨出的女性，打破這種規範，也特別有她們的魅力。《麥克白》以謀殺國王鄧肯為題。麥克白本人只能打硬仗，謀殺不是他的專長，整個計劃由麥克白夫人籌謀，最後也由她以匕首完成。劇中也表示她在不斷地洗手，大概行兇時血濺指掌，她雖洗而終不能滌除內心的罪咎。劇中無直接提及經濟關係之處。但是鄧肯與麥克白分為堂表，國王被弒，麥克白繼承王位，則富貴利祿是謀殺的動機，也是劇中主題。
這樣一來，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好色與寡人好貨，既是人類共通的欲求，也透過古今中外的經驗，成為了文藝工廠裡的基本原料。《戰爭與和平》洋洋一千四百多頁更有機會充分使用這些原料。說及戰爭，書中就請拿破崙親自登場。波羅丁諾（Borodino）一役，炮彈在讀者耳旁橫飛。陣亡的當場身首異處，受傷的面目變形，雖將官亦可當場被俘。在講到男女關係，則這部小說無異於《19世紀前期帝俄貴族婚姻史》。內中有一打以上重要的角色，年輕男子都為軍官，女子也全有公主郡主的頭銜。他們相互的求婚、議婚、拒婚、騙婚、悔婚、離婚、重婚。也有男子疑惑妻子外遇，與傳說的情夫決鬥之情節。拿破崙入莫斯科，這城市被焚之後，各人家業有了急遽的改變，他們與她們的關係也要經過一度調整。托爾斯泰具有氣魄，他的手藝（craftsmanship）卻又精緻綿密講到經濟，現代讀者不難在這篇小說之中窺見當日工資與物價。
文藝作品愈接近於我們的時代，上面提出的三種關係——生死、男女與經濟——摻入的成分愈為明顯。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所作《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內中女主角樂娜一生有關的三個男子就分別代表這三種關係。她的丈夫——她叫他帕沙，做革命黨，發傳單，後來戰事爆發打衝鋒，在內戰中更成為紅軍裡的將官，無疑的是為好勇。樂娜的繼父——實際也是母親的姘頭——維克特——律師出身，侵犯了她的童貞，為人尖鑽，到處打算盤，總是佔便宜，可稱為好貨。只有日瓦戈醫生，細膩體貼。雖在冰天雪地之中仍在作詩讚美她。只是與她同居，也拋棄了自己的妻子，可稱為好色。只因為世局的動盪，才把這樣三個各走極端的男人擺在一個女人的面前。
這三種關係的出入也代表作者讀者的意向。我們開啟中國的古典小說，以《紅樓夢》為例：
黛玉葬花——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自身憐憫（self-pity）生死關係。
“寧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習騎射。”——他自己就已講得清楚，又好勇又好色。
好姊姊，把你的嘴紅給我吃了吧！——你家裡只有門前一對石獅子才算乾淨——男女關係。——《紅樓夢》造成一段幻想（fantasy）,一個“富貴閒人”有無限的機緣（unlimited access）去接近異性。所有的丫鬟全是國色天香。違犯倫理也沒有關係，因為全書不過是一本“風月寶鑑”，風月寶鑑只能正看，讀者不能以“賈”亂“甄”。
劉姥姥、焦大等人——倒反提供了一個外界的現實。作者利用一般人好貨的心理，造成一座不勞而獲的大觀園之金碧輝煌，還是要藉著這些人，和以後的賈府抄家、賈寶玉出走做和尚等情節，才把自己所製造的肥皂泡沫說穿斫破，同歸於現實。
《紅樓夢》可與《戰爭與和平》比較來讀。這樣看來俄國到底還是屬於西方傳統。與中國比較，一是武士精神；一是文人習慣。一夫一妻制與一夫多妻制的差別更為明顯。一方面注重競爭，賭博和養馬在貴族生活中佔重要地位。一方面消滅了競爭，做富貴閒人也真的是富貴閒人。一方面講得機要處不講俄文而講法文，一方面即填詞作詩。
《紅樓夢》也可以與《水滸傳》並讀，《水滸傳》裡所敘中下層社會完全又是一個不同的世界。
生死關係：武松打虎，宋江殺惜——打大名府，劫法場——將人誣告，發往充軍不算，還要押解之人，通常稱為張千李萬的，在路途乘機謀殺，將臉上金印揭下作證交賬——吳用給盧俊義算命，主三十日內有血光星數之災。
男女關係：潘金蓮、閻婆惜、母夜叉、一丈青——林沖解圍了被人調戲的妻子，還沒有問及夫人是否吃驚，先要知道被他“玷汙了不曾”。因為這嚴格的貞操觀念，把婚外情的負擔全放在“樂戶”身上。以致宋江嫖妓狹道中幾乎與徽宗在李師師家中相逢。
經濟關係：販棗子，賣酒，打家劫舍謂之“替天行道”。劫“生辰綱”。大碗“吃”酒，大塊吃肉，“把那好牛肉切他十斤過來。”——粗率無選擇性。
這樣看來，鋪陳關係，各有其層次與場面。文學家敘述到不同的關係時，即已勾畫出來側後的社會背景。
說到這裡也觸發著下面一個題目：我們所說的關係，只是作家的原始資料。要將這批原料製作商品，還得加工。加工則不能不顧及時下的需要。在這方面歷史家與小說家有一個共同的著眼：好的歷史作品反映著時代眼光；暢銷的小說也要迎合時人的興趣。timeliness是文藝工作者的重要生意經。
上面已經說過：19世紀末葉，達爾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已將人類物質主義的觀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紀，他們的主張又在各種行動上被推進到他們自己尚沒有預想到的程度。
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只用於動植物。他們獲得優厚的生存空間與營養，於是其繼續生存的機會凌駕於其他種類之上，這種理論，也可延伸而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引證到人類生活中去。如果優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為上天諦命，那我們又何必向強有力而能幹的人抽稅，去津貼弱者，是為與天理相反行動，褫奪優勢者應享有的權利，無意義的延長應受淘汰者的苦痛？
這樣看來，社會達爾文主義更為種族主義開路。
我在中學上學的時候，曾看過一本課外讀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之後，寄居荷蘭作此回憶錄。書中也提及優種民族和劣種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為他們愛鬥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種美德，也只有醉心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才能為之慷慨道出。至於日本人之愛鬥而好血，倒確有實證。例如1944年雲南松山之役，日軍第一一六聯隊一千二百人，曾殺傷六至七倍之中國軍，因為他們準備全員戰歿。事後調查，該聯隊只有十人逃脫，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軍以坑道作業，用炸藥將他們的陣地爆破，此九人來不及自殺而被震昏。以後據他們供稱，先一日他們已焚燒軍旗，將自己受傷者處死。只是今日看來，這樣的戰法應當提倡而褒揚，抑或受批判指摘，實為可疑。威廉的回憶錄倒確有為日本人鼓勵的趨向。
威廉看不起中國人，因為中國人散漫無紀律。只是中國仍有一種優勢，則是他們的人口多，只要抽調他們人口百分之一，數百萬大軍瞬息可以編成。威廉心目中的“黃禍”，乃是這樣的大軍進兵歐洲。但是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國人自己編組而成，而是被日本徵服之後，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為事實。我讀這書時還是1930年間的事，無疑的，若干日本軍國主義者曾受種族主義者威廉第二的啟示。
我們雖不能說俾士麥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國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絕不是風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過環境上的干預，也即前後關聯。在德國既有凡爾賽和約與鉅額賠款，又加以1930年間的經濟不景氣，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變本加厲，這樣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成了德軍統帥，他即彰明較著的要替優秀的日耳曼民族創造一個“生存空間”（lebensraum），他的參謀長凱特爾（Wilhem Keitel）還在日記中寫出，籌備這樣一個生存空間，德國必須在她的四周消滅一億人口。所以他們對猶太人“最後的辦法”，集體屠殺六百萬，出於這種優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以說是人類思想裡的一塊試金石。全人類犧牲了好幾千萬人命，去考驗有無這樣一個優秀民族的存在。
人類次一重要的關係——性關係——也在20世紀經過一段空前的變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為徹底。我還記得我在學士班選修新聞系課目的時候，那已經是1950年間的事了。教授講解誹謗法。他說一個女人的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譽問題。如果處理得不好，可以產生嚴重的訴訟。現在這種情形早已改變，還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為榮。“我是肯尼迪的情婦”，不僅名譽無損，而且尚可自抬身價。莎莉·麥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說整個婚姻制度業已過時，人家即問她既然如此何不離婚，她就說連離婚也是老派頭，也無必要。這是半個世紀之前無可想象的。
將這些情形歸咎於弗洛伊德也可以說是張冠李戴。弗洛伊德是醫生，他因為臨床判斷髮現不少神經病的根源由於被壓抑的衝動。這種被壓抑的衝動之中性關係最為緊要，如由病人自身說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謂“性”有一個極為廣泛的含義。比如一個嬰孩受母親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經驗，所以飲食也與性有關。
這種理論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個教師講解文學作品與故事中動機，我因為他也是醫生出身，才選過他的一堂課。及至他說及《白雪公主與七個矮人》裡面的“發掘”dig、dig、dig也帶著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將半了。因為用“發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愛，完全是美國人的粗俗俚語，在其他文化裡，並不盡然。再又有他說及用鑰匙將鎖開啟，也包含著下意識內性的動機，則更無從實證。可見得以下意識為題，取捨之間沒有一定的準則了。
而且今日性愛之氾濫，與其說倡自弗洛伊德，還不如說由於避孕丸的發明，自此之後性關係與強迫懷孕脫離關係，才產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一案，稱為超級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決書認為電影也是一種言論，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發言麼？所以它應受憲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論自由的保護，自此之後，也不論色情不色情、猥褻不猥褻，這些考慮都已過時了。
說到這裡我也要附帶解釋：西方法律只防止個人為惡時侵犯公眾或旁人，不逼人為善。因為道德上之事，沒有絕對的標準，更無法強制執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來，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還有一點則是性的自由也仍與經濟發展有關。比如說，如果女子沒有就業的機會就很難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離婚時的贍養費，也還是一個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