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博士於3月24日黃昏逝世於劍橋，享年九十四歲。《紐約時報》3月27日所登載的訃文說他自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生前不只一次對我說過：“我的宗教觀念不容許我尊奉馬克思主義。”但是他確曾自認為“左派”。有一次他在劍橋演講，他說及聽眾可以視他為“毛派基督徒”，或為“道家社會主義者”，各隨尊便。這也就是說除了硬性教條主義之外，他甚可以翱翔出入於諸子百家各種政治思想理論之間，表示他是一個徹徹底底的自由主義者。
我作此文時面前堆放著李公與我來往函件，內有他近三十年致我的緘柬約四十件。長信超過三五千字，短柬只數行，他對我的影響無法言喻。假使不是他或者我未曾與他接觸的話，我的半生行止很可能與現狀有甚大的差別。
<h4>初識與交誼</h4>
我第一次與他接觸是在1967年的夏天。我剛完成哥大一年的工作，準備秋間赴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副教授的新職，我的孩子培樂英文名傑佛遜（Jefferson）也在當年7月誕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長信，簽名人自稱他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即《中國科學與文明》）的作者，他又很謙遜地問我：“不知道你聽說過我們數年來出版的系列書刊否？”他從富路德教授（L.Carrington Goodrich）處得悉我的姓名住址（事前富公未曾向我提及）和所作的研究工作。寫信的目的，則是探詢數年之後我是否可能前往劍橋做合作者（collaborator）的工作。所屬是《科技史》的卷七，針對中國社會經濟背景與科技的影響。他更向我解釋：他自己的研究證實中國在14個世紀之前就很有成效地將自然的知識施用於人類，滿足人類的需要，勝過於歐洲。為何現代科學出現於歐洲，而不創始於中國？是否社會經濟的條件，有特殊促進科技和遲滯科技的影響？
信中又說及：他需要的幫助不在一朝一夕，大概總在70年代，因為他刻下還在作《科技史》的卷四之第三部分。但是根據經驗要及早綢繆。
我尚未閱及全文就向格爾呼喚著：“嘿，有人請我們到歐洲去！英國劍橋！”
我回信給他的時候即比較沉著。我知道他是左派；這對我無所忌畏，因為我年輕時從軍之前也和不少左派人士交往。倒因為我自己在國軍服務逾十年，不知對方如何看法，與其日後生出波折，不如開門見山立即提出。我在信中尚說及我曾畢業於美國陸軍參謀大學，在旁人看來也可以算是“右派”。我又提到我的長處是能在短時間瀏覽大塊文章，勾畫其重點，但是生性魯莽，不計細節，“極度精微之琢磨非我特長”。至於聽說過《科技史》與否，則是毋庸提出的問題，我在教書的時候早已宣揚過李約瑟之大名。《科技史》中精義，譬如15、16世紀之交中西科技尚在並駕齊驅的地位，日後歐洲突飛猛進，方使中國相形見絀，又如道家則在尚未產生一個“牛頓型”的宇宙觀之前，先來了一個“愛因斯坦型”的宇宙觀——如此之警句也已在我的學生之前交代得明白。
我當時除了教書之外，尚在做研究明史的工作。我有總攬明代財政稅收及有關明代最後一個戶部尚書倪元璐的思想之論文各一篇，已經在學界宣讀即將收入專書；此後兩三年內，尚望將稅收一部分擴充套件為單行書刊。所以他需要的工作最早也在三年之後，對我的環境更為合適。
我再接到李公回信之後，好像諸事定妥。他說我的習慣個性與觀感都符合《科技史》的要求，我一定可以幫助他替卷七打草稿，今後我不斷地收到他寄來的書刊文字。現在看來他在這段時間給我以越洋的訓練，使我熟悉於他的歷史觀，我注意著他在寫作中同情於中共之作為並非支援共產主義，而是中國的工業化採取集體行動“避免西方工業化所犯的錯誤”，亦即在初期存積資本時不用販賣奴隸、虐待童工、構成貧民窟（slum）的方法行之。這一點我至今無法忘卻，也已收入我的論文之內。
其實60年代後期及70年代初期，自反對越南戰事到尼克松之“開放中國”，早已將西方“左”、“右”的觀念重新訂正。李約瑟在1950年間尚被視作叛徒，至此則被尊為有先見之明。1972年我用參加李約瑟所著《科技史》之工作請求支援時，各文化基金有求必應。國家科學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全美學術團體聯誼會（American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將我提出的預算全部批准，使我只能根據章程自動將重複一部分備案刪除，自此之後再無此好運也。
所以當尼克松再次競選，涉及水門事件，奧林匹克競技在慕尼黑舉行，發生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進入選手村綁架以色列選手時，我已實現李約瑟之五年計劃，全家橫渡大西洋，卜居於古色古香之劍橋。李公給我的指示則是他的書籍檔案之中有無數資料涉及中國歷史與科技的關係，我不妨全部翻閱一遍。他的宗旨乃是“不讓一塊石頭不翻轉”（leave no stone unturned）。這對我而言當然是絕好的讀書機緣。我對他惟一的交代乃是每星期六下午陪他往劍河河畔散步，討論讀書心得。當日沒有看出：如此安排日後對我著書大有裨益，遠逾於我對《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貢獻。
<h4>喜居領導地位 愛排場</h4>
然自1966年（我和他開始通訊之前一年）始，李約瑟為凱思書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之院長（Master）。劍橋大學的體系，本身可算國立，愛丁堡公爵為名譽校長，校本部也由國家預算開銷，可是大學只主持教室演講、統籌考試、委任教授、頒給學位文憑。其他管理事項概屬此間之三十個書院。書院可算私立，各有其基金，其建立遠者已數百載，近者乃本世紀產物，各懸掛其院旗院徽，個別之私人教堂更不可少，當然也各有其傳統與章程，凡學生入劍大，概由書院申請錄取。因此書院具有宿舍餐廳、圖書室及運動場所，也維持紀律，主持個人教讀。院長每週與院自治會（college council）集會一次，他享有院長官邸（Master's Lodge），不僅廳房俱全，而且有男女傭工、廚師、園丁侍候。
李公對訪問者言及，他做院長擔當了不少枯燥冗長的工作，也見於《紐約時報》的訃文。我想這隻半系由衷之言。院長對外接待賓客，對內主持儀節宴會（凡研究員［fellows］每學期必被邀一次，一般學生三年之內最少被邀宴一次，教職員也經常飲酒聚餐，由院長以拉丁文作頌詞）。李公喜居領導人地位，愛排場。他做院長期間正是全世界學生造反期間，但是他連續的被選連任，並且在法定年齡外得破例連任兩次，必有他掌握著年輕人的魅力，也不能與他左派的聲名無關。所以我不能想象此公對做院長全無興趣，只是院長是一個專任之職位，十年時間確是耗用他不少可以做研究工作的精力。
我自1972年秋天和他見面後不久即稱他為Master，這倒是門徒對老師之尊敬，以後也為格爾及傑佛遜沿用，垂二十年。
老實說，我初入凱思書院時覺得非常孤單，也非常畏怯。此間人士外表非常輕鬆隨便，可是處處都有成規，又無人詳細指點，故不知成規在什麼地方，也不知何處的洗手間我能用，何處不能用。一方面即門房（head porter）也一身嗶嘰服裝，鬚髮修飾，態度文雅，大有權威模樣；對面來的一位有博士學位之專家卻又開領敞袖，手挽頭盔，似乘機車而來，反具勞工色彩，見面時亦不知如何招呼或索性互不理睬。而且他們在大大小小會議全部人員袍服登場，這已經令人眼目昏淆，而這時期最令人害怕的還是李約瑟本人。
李公平日在院長書房工作，在二樓，我只去過一次，內中只有少數現用參考書籍。另有研究員書房二間，分別標明K-1及K-2，每間約十八英尺見方，K-1所容納為社會科學書籍與一般參考資料，二十四史及李自己所著書也容納在內。這一年內，K-1成了我的書房，對面K-2所置多自然科學書籍，為他的書伴魯桂珍博士所用，桂珍這時在幫助他完成《科技史》中的醫藥部分，有時李公也往K-2和她對著古籍商討。
當李博士交給我K-1的鑰匙的時候，他尚沒有言明，後來從桂珍處聽到鑰匙絕不能遺失。如果遺失學院內的一把鑰匙，則整個庭院的門鎖都要重換，可能花費數百鎊。我的性情不能在斗室內長坐，幾十分鐘後必往庭院，或用洗手間，或只是閒步側面觀察旅遊者。（凱思書院每日總有旅遊團體一二十人一群的來觀光，一望即知屬於不同的國家或地區，本身即是有趣的觀察之物件。）也不願來去每次鎖門用鑰。每在早上進室之後，即將彈簧鎖上彈簧扣住，原來此亦是這種鎖鑰設計之妙，可以暫時廢而不用。不料這也犯規矩，魯博士告訴我，彈簧鎖不能扣上，因為進時扣上，出時忘記放鬆，鎖鑰形同虛設，非此間法度。自此之後，我每一進室即把自己鎖入K-1，以後再進出三五次，免不得用鑰匙三五次。
這還不算，李約瑟也偶爾來K-1查考資料，我知道他手中總是挾有書籍文稿，既聽得門上鑰匙轉動，不免跳離坐椅前往幫他開門。只是這樣也犯禁忌。原來李公規矩：凡讀書必集精聚神，不顧側右。他自己既有另一鑰匙，又何必我來協助？要是一見面即起身問好，家人無恙，國事如何，那又如何能在每一小時充分地利用到六十分鐘？以後我從側面觀察：他和桂珍每日開始工作都很晚，不到九時半或十時不開工。一動手之後即再不放鬆。固然下午的茶點也很重要（我未被邀入，因為不屬於他們的時間集團），但也不超過二十分鐘，以後即工作至深夜。如果工作八小時，即有如機器開動持續八小時。
<h4>律己及治學皆甚嚴謹</h4>
再看李公檢閱書籍中參考之處，更可以看到他律己至嚴。我們在軍中操練重機關槍時，教官教我們右腳上前，左腳腳趾向左，右手手掌向外，拇指向下，左手食指開啟槍梢，如此經過一段動作之分析，機關槍才能立即上手。李約瑟抽覽案上書籍也保持類似的辦法，手足耳目概有定處。所以他的效率至高。文中出處一查就著，兩三分鐘之內各卷冊返回原位，他自己快步如飛，又利用書院中院長之特權踐踏草地而去，俄頃已將出處用打字機打出。這樣才能在做書院院長之餘，尚能往各處演講，並且著書立說。
在這期間李公平均每兩年出書一巨冊。他何以能如此？“不要問我，”李夫人Dorothy（她在1987年去世）說，“我也不知道他何以能如此。”李公則解說：“我不看偵探小說。”他以為看偵探小說是荒廢時間之表現（至今我有機會，仍看偵探小說）。
其實李約瑟不僅以不看偵探小說而著述豐碩，他記憶力特強，又經過長久的訓練。我在劍橋家裡的電話號碼只告訴他一次，連我自己都記不著，他已不待翻閱記錄，信口而出絲毫無誤。有一次他決定《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一卷之圖版，就由他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印務經理Peter Burbidge兩人坐對一堆照片商量，李公當場寫說明。兩小時後印務經理立即攜回去付印，當中再無設計者、責任編輯等人之參與。而最值得提出的乃是如此走捷徑亦無差誤。
我至今仍無法仿效李公做事之精密集中。看書時可能打翻咖啡，剛一查出書中頁次，轉身又不知出處，看到文中提及約克，當場興起，即可能花一小時尋索當年我自己經過約克時的照片去重溫舊夢，動輒就忘失眼鏡置放的位置。今日如此，當年初見李博士和魯博士時無待分說，只是感到他們全神貫注，做事用高度效率之壓力，甚至擔任合作者兩星期後，尚後悔當初不該輕率地承當此工作。
李公所收集資料之中所有書籍，有我早聞其名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此不足為奇，最有趣的是他的檔案箱中未經發表的資料大部分都是私人函件，但是也有彼此對談時的要點，而且此中有一二件寫在餐館的紙質餐巾上。可見得此公不恥下問，到處留神。大概當日漢學家和非漢學家都已詢及，例如考古學家鄭德坤主張找出十件重大的發明，一一考訂當時社會經濟之背景。翻譯《漢書》之Homer Dubs則認為李約瑟之問題即已問錯。“一個負問題不能產生一個正面的答案。”你既然說中國並未產生現代科技，如何能解釋因故並未發生？他的想法使我想到我在上小學時，要老師證明他的無鬼論。老師即說：“既然無那又如何證明？”但是此檔案箱中最生是非的，無過於魏復古（Karl Wittfogel）其人其事。
<h4>與魏復古間的是非</h4>
李公第一次看到魏著的一篇論文，確曾大加讚賞，他寫信給李夫人，要她注意這是“寶貝的”（用中文寫出有如precious）。以後他和魏曾見面通話，但是魏一再強調“東方之專制”，逐漸帶宣傳性質而脫離學術立場，引起李約瑟之反感，最後李寫了一篇書評指斥魏著《東方之專制》否定事實。魏見過之後寫信與李，央說意見不同，可以當面解釋。李公回信稱無解釋之必要。想此來往檔案仍存於檔案箱。
我也要趁此申明：首先將亞洲諸國在經濟史上混同攪在一起為馬克思。他所標榜的名詞為“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這些國家之組織，始自大河流域，但是馬克思只用亞細亞生產方式辯說亞洲國家歷史之發展與歐洲不同。他自己對這名詞並無深度之發揮，況且他一提到土耳其、波斯（今之伊朗）和印度北部不容許私人擁有土地，即已和中國曆來培植小自耕農的情形不同，也經馬克思自己承認。
我和李公聯名發表的一篇文章為《中國社會之特徵——從技術角度辯證》（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1974年羅馬和香港兩處發表，將收入《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卷七），重點在中國金融經濟發展遲緩萎縮。行文之要旨集中於“分配”，而不在“生產”。
至於此文內又提到中國初期的統一（秦漢）與治理黃河有關，完全不受馬克思與魏復古影響，而系源於中國歷史傳統。若非此傳統，如何又稱《禹貢》和《水經》？齊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在公元前8世紀，秦始皇碣石鐫碑，事在公元前3世紀，馬、魏都未見及。況且二十四史裡的“河川志”篇幅浩瀚，難道都要歸功於魏復古或馬克思？
魏復古的《東方之專制》是一部既標榜意識形態，又無法掩飾二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種族成見的一本書。內稱東方諸國因用水田灌溉，牽涉廣泛，所以產生專制政體，但是日本又例外。俄國雖在歐洲發源，但是則屬於東方專制。中國村莊裡雖有鄉長里長主持之自治，但是分屬“叫花子之民主”（Beggars' Democracy）也未登西方民主之堂。書之結論則以斯大林代表東方專制之復活。現已有人謂我等著作因襲於魏復古，看來此等人中外書都未讀過，既不知岑仲勉之《黃河變遷史》，亦茫然於何炳棣之批魏文字，只是恣意發表己見，讀者不能不察。
我和李公約瑟之關係絕不能進展至日後之融洽，倘使當日我僅被禁閉於K-1，而無星期六之散步的話。李約瑟可能古怪偏僻，做事毫不容情，令人恐畏，也可能活潑天真。週六下午他已將各事處理停當，正是無事一身輕，乃三步一趨，扮演軍士，至K-1向我立正敬禮，其詼諧也使我放鬆讀書之緊張，開始閒步。通常我們從凱思後門小巷轉出，過劍河之小橋，往東北寬敞之處走去，所討論的無腹案無綱領，地北天南，無所不說，我們總是並肩而行，由他調整步伐，接近我的步伐。他有時也停下來，欣賞小徑旁的花朵，拈著一枝樹葉，朗誦它的拉丁文名稱，讚賞它的特性。有時也講解附近的古蹟，如羅馬所修古道的出處。經常我們步行約一個半鐘頭。有一次我們發現一棵黑莓樹，停留下來，摘了一大把莓葚，後由學院內的廚師製成果醬，由我們兩人對分，星期一他給我一小瓶，只不過四盎司。我們的步行則經常折轉於劍橋的Senate House或是University Center喝咖啡，又談論半小時至四十分鐘，除了有兩三次因特殊事故取消此節目，每週如是，我生平再未有類似經驗。
這一年所討論的最重要的無逾於中國社會之本質。李公嘗稱明清為封建體制，我覺得中國社會特質無法與西方比較。
“我的家裡就蓄有女奴，難道中國在20世紀，還算奴隸社會。”我說。“什麼是女奴，你不是說丫頭？”“對，我家裡前後有兩個丫頭，我母親認作養女，以後讓她們各憑己意出嫁，我母親引以為榮，但是那時候要是將她們賣出，並不犯法。”（我沒有言及的，則《紅樓夢》所敘也可算丫環社會，至今仍為讀者羨慕。）
我也說中國人之所謂貪汙，並不是西方所謂corruption，後者是一個原本健全體制中的違法現象。中國在20世紀前半段乃是組織不健全，社會所具備的功能尚不能達到預期的成效。他接受了我的見解，但是認為應當創造一個名詞，概括這種現象，這是我日後屢稱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之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