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省行政長官稱省長，只有自北伐開始至國共內戰結束之前一段稱省政府主席，我是湖南人，我小時候自1929至1937年當中約九年，我們的省主席是何鍵。
他在保定軍校畢業，原為唐生智的師長，後升軍長，自擔任省主席之後，名義上已將軍長職務卸交於不著聲名的劉建緒，但是實際上湘省所轄的四個師仍由他排程。內中一個師長李覺是他的女婿，各師的經費也由省政府擔負。
軍費的一部分來自礦產，湖南的銻我們稱為白鉛。所產之鎢，我們稱為黑鉛。長沙有一座白鉛煉廠和一座黑鉛煉廠，此外省政府還有一部分經費得自鴉片公賣。省政府下轄有一個“禁菸緝衛隊”，所謂“緝”即是嚴切的查禁私販，只有“衛”才是保障官賣。傳統的土地稅過於短少，只能供內地官僚機構本身的開銷，正稅之外，又附有很多的“捐”，如學捐、團練捐、公路捐等等。我們只能猜想，每一項名目，都有它指定的用途，看來承襲於明清體制。
湖南有七十六個縣，省政府只有民政、財政、建設和教育四個廳，當中無調節的組織，所以駐軍的防區必在重要關頭干涉民政，從官衙組織和行文的程式看來（長沙各日報的“本省新聞”經常刊載官衙文書的全文），整個行政體系的效能必低。加以民間的新型事業如銀行業務和律師業務剛才發軔，而且新型法律也在內地行不通，政府的功能，只能重管教，這也就是說：一方面嚴刑峻法，有時不恤以恐怖的手段加諸犯者；一方面卻不廣泛地擾民。費正清教授說，中國的政府只是“膚淺”（superficial）。何鍵治下的湖南符合這種觀察。
雖說全省公費的開銷沒有嚴格的標準稽核，我們仍不能說當日的官僚即已廣泛的貪汙橫行。比如說，長沙附近一個縣的縣長，收入自收自付，本身俸給所得也不過每年兩千餘元，可能為一個省會里的中等家庭之二三倍，總算還是有節制。
何鍵之成為湖南省主席，出於一連串的事故。
1926年湖南省長為趙恆惕，他手下一個師長唐生智駐在湘南擁有水口山鋅礦，因之他一師的裝備編制較其他各師為優，趙恆惕正想收回省權，但是尚無能為力。而且他本身又在名義上受坐鎮武漢的吳佩孚節制，實際上也是貌合神離。
據李宗仁的《回憶錄》，吳佩孚也志在囊括湘省，所以他一面暗中鼓勵唐生智的叛變，一面又公開協助趙恆惕，這也是當日軍閥混戰時的一般伎倆。
唐生智情急，乃向南方的強人求援，這時候在廣西有李宗仁，他剛以武力統一全省，正躍躍欲試。
在廣東則有蔣介石，他的黃埔建軍可謂已初步進入成熟的階段。他的兩次東征和一次西征既已將廣州外圍的敵對勢力肅清，他又借廖仲愷之被刺而流放胡漢民，又與汪精衛合作而流放許崇智，更再借“中山艦事件”而流放汪精衛，至此已開始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唐生智的乞援不僅促使李宗仁更靠攏於廣州之“黨中央”，也更加深了蔣北伐的決心。
當初北伐的目的在席捲湖南，進入武漢。蔣本身的部隊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其他在廣東的部隊為第二至第六軍，李宗仁所部為第七軍，唐生智為第八軍，由廣州籌款五百萬元，足供兩個月之用，顯然無長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戰尚在不下之際，盤踞長江下游之孫傳芳傾巢來犯，使北伐軍正面側面同時受敵。又更不料苦戰之後獲得武漢，而孫傳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擊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蔣之進據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蔣介石自己記這段發展也簡概地說，無非“將錯就錯”。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為根據地，產生兩種必然後果：一則使國共衝突無法避免，艾薩克（Harold Isaacs）說，自此蔣有江浙財團的支援，無須蘇俄援助，才放膽“清黨”。而其實蔣此時兼國民黨之“軍人部長”，有任命將官之主權。北伐之迅速成功，一方面出於苦戰；另一方面則出於他廣泛的收買對方將領。一般價格：對方的一個師長反正之後立即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之軍長，其來者不拒的態度與中共及國民黨左派企圖徹底改造中國的著眼大相徑庭。而後者已指斥蔣之行止，有軍閥作風。況且毛澤東所領導的群眾運動也早已引起蔣下屬軍人反對，何鍵在內，下文尚要提及。另一發展則是蔣之軍事勝利過速，日後除他近身的根據地能切實操縱之外，其他後方地區如廣東及湖南又落入不能由他實際管轄之軍人之中。湖南之有何鍵，亦如廣東之有陳濟棠，主要原因為軍隊就地籌餉。本省軍人有如五代各藩鎮之“留後”，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便利。
北伐尚未全功告成，唐生智已開始反叛，他的行動被迅速解決，但是他的部下不能全部剷除，1929年北伐已經成功，李宗仁又開始反蔣，唐生智的策略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連成一氣做根據地向外發展，李宗仁和所部“桂系”則準備先造成溝通湖北、湖南和廣西的地盤。
1929年湖南省主席為魯滌平，江西人。李已與何鍵疏通，乃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撤魯滌平職而以何鍵更代（中央政治會議是當日國民黨中樞與國民政府要員的聯席會議）。當蔣介石興兵討伐“桂逆”時，何鍵歸順南京中央，從此廣西軍人被逐，退還本省，魯滌平改調浙江省主席，使他能安插部下文武人員。何鍵則經蔣承認長期任湖南省主席，直到對日戰爭爆發。
在各省主席中，何鍵以“反共”著稱，北伐前後中共組織民運時，湖南首當其衝，農民協會和工會組織都如火如荼地展開，拘捕“土豪”“劣紳”，由群眾判罪成為廣泛的現象，何鍵的父親曾被長沙工人押解遊街。何鍵當日在唐生智軍中前方，但是他部下一個團長許克祥立即執行報復，自行封閉工會，槍決共產黨員。
當何鍵任主席時，“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已度過最高潮，“剿匪”戰爭逐漸由湘東轉移至江西。但是1930年7月共軍彭德懷部入長沙駐留十天。何鍵報復時拘捕毛澤東妻楊開慧，將她處死。
因為主席的反共立場，湖南提倡傳統道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牌匾出現於各處。學校也提倡讀“線裝書”。中學裡以《古文觀止》代替新時代的文藝讀物。在體育競賽中，何主席特重“國術”，亦即傳統的拳術比賽。他曾在長沙教育會坪主持拳術比賽三天。
“風紀”是何鍵施政的重點之一。他雖不像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般的親自審案，但是很多刑事案件的判決顯然由他做主。有一次長沙一個租賃房屋一半與房東比鄰而居的房客在大門內留下一封恐嚇信，下款匿名，索要財物，指定市中荒僻之處交款，但是又並未謀及對房東本人或家屬人身上做何侵害。房東初不料信出自房客，尚且將信出示與他詢商對策，房客貢獻意見，可與他討價還價，至此房東心疑，雖照指示投信，但暗中報警。屆時房客至指定地點撿取回信被捕，房東呈請省政府嚴懲。此案亦未開庭評證指辯，即將恐嚇詐欺犯立罪槍決，“罪狀”所示，犯人曾受教育，又並未為飢寒所迫，做此傷情害理之事，罪無可逭。
另有一“蠻戀案”，犯人為政府機關傳達（信差），他堅稱同公事房某小姐在共軍迫城時央他保護，事平以婚事相酬，此女士否認有此婚約，並報警請杜絕騷擾，無奈男方一再催逼，而且不顧官方警告，當中情節詳載各日報之“社會新聞”。忽一日讀報人驚悉此蠻漢屢誡不止，已經審槍決。同一罪狀揭示另一罪犯慣以藥物摻拌酒中，因此奸宿婦女，有受害人控訴，與蠻戀案罪人一併處死，官方態度：兩案性質相同，其對被害人損傷程度不計，重點在犯人舉止失常（perveried），所幸此類案情為數稀少，社會人士亦並未認為如此斷然處決為侵犯人權。
湖南經過20年代的風暴之後，在1930年間已恢復小康局面，粵漢鐵路因動用中英庚款向衡陽以南伸展中，卒於抗戰前夕全部通車。同時湘桂、湘黔兩路亦在加工修築。省方本身興建，半由“剿匪”軍事需要，各處廣泛的築碎石公路，並架設電話線。這種表面平靜的局勢已為外人稱道。《生活》可謂當日最有影響雜誌之一（編輯鄒韜奮，發行於上海），曾派旅行記者杜重遠往來各省，所見概有批評，獨於寫湖南一段贊不離口，標題為《錦繡河山》；並稱主席何鍵，“好整以暇”。
我們當日大都沒有看清本身立場上的危機，長沙的新型工業除了在20年代和以前興建的發電廠，在嶽麓山的第一紗廠和上述特種金屬煉廠之外，在30年代無絲毫的增進。主要原因可能如費孝通在半個世紀之前寫出：中國通商口岸與內地的經濟並沒有實切的掛鉤，對外輸出如桐油、豬鬃、雞卵、茶葉都由農村內每家每戶零星地購來，輸入則大抵都為消耗品，用於大城市，連火油在內，其癥結在農村缺乏購買力，剩餘的勞動力亦無法輸出，所以工業發展的範圍狹窄。長沙火車站附近成日有雜牌正牌部隊張揚三角小旗“招募新兵”，即表示失業問題的嚴重，剩餘的人口只有當兵為匪。所以不論軍閥各個人如何表彰自己有德行操守，對方則反是，內戰之連亙不斷，有內在的和“非人身上”的原因。
換言之，中國的前景需要整個重造，可是問題的嚴重性，尚不易一眼看出，還要待八年抗戰又約四年的內戰之後，所有舊社會的弱點才全部暴露。1930年間湖南省主席的作為，可以代表舊社會的迴光返照。其能如此，由於內地省份，交通較方便的一線地帶，新舊力量尚能保持短時間和區域性的平衡。
何鍵言辭圓緩，經常態度溫和，他原有汽車兩輛，平日駛行長沙街中時有衛兵帶自來德手槍（俗稱駁殼槍）站在踏腳板上指令行人迴避。自1930年共軍入城焚燬他的汽車後，他亦未再添購。我曾見他坐藤製椅轎來往於南門正街，他在轎中閱書。有人批評他“非醴勿視，非醴勿言，非醴勿聽”。因為他是醴陵人，他有一個智囊團，引用的都是小同鄉。
1931年他在省政府成立了一個航空署，聘請飛行員，購買飛機。但是所購冠迪司·萊特戰鬥機十架進口時，被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截留六架，謂湖南有飛機四架足夠省防之用。當江西“剿匪”已入尾聲之際，蔣命令何鍵交出全部軍權。我有一箇中學同學名吳宗鑑的告訴我，何手下的人都主張如命交出，只有他父親主張拒命抵抗，我相信他說的是真，因為他也是醴陵人，而且只因為他年輕稚氣，才將此等父兄機密之事隨便說出。自1935年後何鍵只專任省主席，湖南的四個師並航空署併入國軍。又兩年抗戰開始，何鍵改調為撫卹委員會委員長，湖南省政府由張治中接收。
何鍵自此失去製造新聞的能力。但是他離任之前仍做了兩樁事，值得在此一提。一是他指令槍決一個年輕女人。她父親在時曾與居留長沙之日人合夥經商，以後父親去世，她就淪為日人之妾。日方撤僑又不攜她而去，因此被押經判槍決。罪決所列通同敵方罪小，而貶辱中華女性地位事大。另外一事則是他發電致毛澤東，當然亦不提楊開慧之事，只說今後並肩與日寇作戰休慼與共，義無反顧。
1998年4月9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