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安街六〇六號（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亞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這家賃客的屋子裡住了五年。每次我將汙穢襯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時候，老闆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寫收據，一面又唱著：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還加上詮釋：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無家可遷。
美國學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則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學校，秋間再覓新居。我去密大的時候，起先只取得旅遊簽證，依法不得工作。後來改變身份取得綠卡，找得的工作卻是五十英里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築公司畫藍圖。在我得到碩士學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學生，上班時來去有合夥汽車（carpool），至此也無搬家的必要。於是安土重遷，光陰荏苒，不覺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時候三十四歲，五年之後已經三十有九，實在已感受時間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後忖來：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場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來美。1946至1947年間我已經在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住過一年。不過當初穿制服、住營房，與外界隔絕。這次來時在學士班大三讀起，實際混插入美國社會。密大的選課指導，知道我準備長久居留美國，特別關注我儘可能的選上大一幾門基本功課，有如英文作文，美國政治制度從縣政府組織各州憲法開始，這確是明智之決策。只是如此我經常坐在年齡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學面前，看到他們和她們真是黃髮垂髫，臉頰紅圓圓的，眼睛亮晶晶的覺得大不自在。
1950年間美國民族間成見未除，南方各州飲水噴泉和汽車候車室都仍有黑白之區別。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亞堡這樣得風氣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無疑問。另一方面則是同等機會法案尚是以後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黃色人種的教職員尚是絕無僅有，即班內的同學有色人種最多亦不過三數人。只有足球隊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衛中衛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員尚是白人，沒有今日在體育競賽中處處黑人或佔先或包辦的形態。
一般按部就班上學的學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學生大概都有特別原因。我的房間在樓上。同房諾門，祖先法國人，來自麻省，攻讀生物化學的博士班，課餘在大餐廳做侍者。隔房亞瑟，希臘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統計學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樂系，胸襟寬厚，我們覺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大有成為職業音樂家賣座的可能。只有約翰不苟言笑，不和我們來往，成日K書。要是我們在房裡吵嚷得厲害他即挾書去圖書館K。樓下是房東菲史一家自用，只有一間房間出租。住客大衛·林也是華裔，但是他來自新加坡。他不講普通話，我不懂福建話，所以我們只能以英語交談。起先我們沒有料及，日後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舉成名。成名的原因卻為離譜，此是後話。
成人一做學生，上只受名義上的督導，下無責任，總是淘氣頑皮。國軍軍校的高階班補訓雜牌將領，各區隊長隊副（中下級軍官）說及，他們所轄學員，雖任軍長師長，一旦編入行列，也無不返老還童，總是笑臉嬉皮。諾門、亞瑟等雖比我年輕，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課備考之外無事一身輕，乃經常弄惡作劇。
有一次諾門把他解剖過的死老鼠擺在我的午餐紙袋裡。我一氣之下將他的打字機藏匿在房東太太的儲藏室裡，讓他在急於趕交專題的時候找不到打字機。這還是韓戰期間，也是麥卡錫以共產黨的紅帽子戴在各人頭上的時候，諾門和亞瑟說我已近中年，還在研究美國地方政府的組織，必為中共派來的間諜無疑。通常諾門做侍者下班遲時我們託他在街上帶回各樣小食，也有時他來電話詢問要不要帶。他給我電話時，總是變更音調，裝腔作勢地說：“這是聯邦調查局FBI。”幾經如此，我們也不以為意。不料一日真的聯邦調查局要來住處詢問我，他開口也說：“這是FBI。”
我只以為這是諾門的頑意。於是帶笑地說：“諾門，這次你真的扮得好，我建議你去好萊塢演電影。”
對方還在否認他在開玩笑。我雖然已聽出不是諾門，還是不信為真，只說：“不管你是誰，你真的裝扮得妙。”這位聯邦偵探沒有旁的辦法，只好念著檔案上我出生年月日和父母姓名，這才使我相信確係弄假成真。幸虧以後他親來訪問只涉及我曾任職於東京一家進出口公司的關係（這家公司曾與大陸做生意），無關大局。只是使我吃了一驚。事後埋怨諾門與亞瑟，怪他們以政治關係開玩笑。
可是毫無用場。有時他們也稱我為柴那門（Chinaman）、毛派（Maoist）、“中國之自由公民”（Free People of China），我一提及我曾在國民黨的軍隊裡任下級軍官，他們又說我屬於“蔣家幫派”（Chiang Kai-shek junket），必定錢多（loaded）。和他們辯論無益，只有替他們取小名以作對抗。
聖誕節剛要來臨，貼鄰的門前裝飾一對木質大蜡燭，上裝電燈泡有如火焰。我們經過門前的時候，林提議：“讓我們摘下他的燈泡。”
諾門說：“把它整個搬過來。”（Let's take the whole thing.）
於是我們七手八腳，把假蠟燭的電源截斷，將一對全部搬過來，安裝在六〇六號門前。又找到一條電線，接通電源插座，使門前光照著輝煌。亞瑟說：“這一套來得好，我好久沒有過。”（This is a good one, I haven't had it for a long time.）又經過一晝夜之後，鄰居先生才發覺門前的裝飾不翼而飛，只離原處不過十碼，他雖然帶笑地取回物歸原主，卻也告訴菲史太太，他們幾乎報警，如果一經過警察局則成刑事。
看來東安街六〇六號是外國學生學習美國俚語的良好場所。以上如是開玩笑或做事沒有實際的目的為“只跳一跳”（Just for the kicks.）。睡覺乃是“倒進袋子上去”（Hit the sack.）。洗手間稱為“屎屋子”（shit-house）。我們同屋之人每隔數天必聽到彼德以他的宏大肺量叫著：“這是誰？把屎屋子燻得臭氣沖天！一定是腸肺都爛透了！（rotten to the core）”我就告訴他：我們中國人也有一段粗俗的俚語，是為“自屎不嫌臭”。
又直到以後我在暑假做小工才知道美國工頭（foremen）很少會嚴辭厲色地責備下屬，即有警告申斥，也以笑謔的方式讓場面輕鬆。如此看來，由來已久，與我們做學生時的習慣相貫通。
我所說的無種族成見乃是指對公眾權力上不分軒輊，並不是私人愛好之下也與膚色無關。因為亞瑟老呼我為“柴那門”，我也稱他“希臘佬”。殊不知在安亞堡，希臘佬（Greek）有兩重意義：一指男生之加入兄弟會和女生之加入姊妹會，各會以希臘字母為名，是以為“做希臘人”（go Greek）。一又泛稱自地中海沿岸而來膚色較棕黑的移民，也不問其祖籍（其實真正的希臘人仍不乏金髮碧眼之男女）。尤其安亞堡有好幾家小餐館希臘老闆自任廚司又兼侍者，所以稱人希臘佬至此又有輕蔑之意。
亞瑟有一天走進我的房間和我說：“我不計較你在屋子裡稱我希臘佬，不過不要在外面也這樣喊叫，好嗎？”
我反駁他：“那你為什麼柴那門不離口，又動輒稱我毛派蔣派呢？”
原來亞瑟拼命想找女朋友，結果到處碰釘子。他不嫌自己矮小而醜，又過於吝嗇，而只怪人家人種歧視，他至此已對外自稱愛爾蘭人。有時他照鏡子，又自問：“我不是很像愛爾蘭人嗎？”
諾門將他的鏡子搶過來，又用手指整理自己的頭髮，也顧鏡自憐地說：“看這個漂亮小子！”
我們雖不樂意於他的自吹自擂，心裡倒有數：諾門身長六英尺，頭髮鬈曲而帶深色的棕紅，背脊挺直，臉上和身上沒有一盎司多餘的肥肉，眼睛明快，面頰有酒窩，又經常帶著那樣令人迷惑的微笑，確是女人欣慕之物件。我和他並肩在街上步行的時候，看到年輕女人橫掃過來眼光之多，只能暗自心服：他實在是一個有徵服力量的妙齡少男。
像安亞堡這樣的大學城市充滿著年輕男女，到處都有性的迷惑和吸引力。環顧左右，無處不有眉目傳情的景色。教室裡講的是性與衛生。性的分析，也透過了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凡一沾上文學與美術，飲食男女誠然是無法避免的題材。何況外間的電影舞臺、報紙雜誌全在鼓吹“利比多”（libido）。歷史上安亞堡尚是“搶褻褲運動”（panty raid）的發祥地。
我為了日後為自己的書刊繪圖，曾去藝術系選了一門人體寫生的課。班中的模特兒全是男女同學，女子一絲不掛不說，男子也只多了褲襠下一面三角小巾，我們在畫圖時專心一志畫圖，每至一小時休息十分鐘時，男模特兒總是被愛慕的女同學圍繞。他們的身體也實是健美。及至回教室時他們的胸前脅下總是沾掛著口紅的痕跡。此全系欣慕他們的女同學在走廊裡當眾頒發的褒獎狀。
我在“非禮勿視”的儒家教條之下束髮受教長大，除了電影之外，從來沒有在真人實事的場合中，面睹如是男女之情慾可能百無禁忌的當眾披露，有時不免感覺大不自在，不知如何這畏怯之情也給亞瑟看出。他問我：
“為什麼不讓你自己的情慾（lust）發揚一下子呢？找不到打夥的對手（date）嗎？”
我老實告訴他，生為中國人，我有我的自尊感，不願平白被人拒絕。
“怕被人拒絕！”亞瑟自身說法地解釋，也帶輕蔑反抗的聲調：“我和你的看法不同。人家拒絕我；我也拒絕人家。凡是沒有經過我詢問邀請的女子，也是被我不受理（reject）之人。你直想一想：這樣的女人有多少？”
原來面皮厚的自有其厚黑哲學。他見著我疑難的表情又添著說：“給這班女崽一個機會！（Give those wenches a chance!）”
我的羞怯之情未被亞瑟·加幹拉司勸說而消失。一到春天草木迎風，百卉爭妍，安亞堡的女人以袒胸露腿的輕裝出現，我們在域外做苦行僧，確實不大好受。這時代還沒有以東方女人做廣告上之模特兒的辦法，凡是公眾媒體總在宣揚白種女人之美。我們當然深受這廣告心理學的擺佈，即是一個相貌平庸的女孩子看來也有她的特色。而真具特色的更是仙女下凡了。有幾次夜間諾門說他看書不能專心，他披上夾克，準備上街遛一陣子，讓女人“撿拾”（pick up）。這更只讓我和大衛·林嫉妒豔羨。
直到後來我和林加入衛理公會教堂的學生合作社，才逐漸將這苦行僧的身份消失放棄。合作社由教堂供給廚房餐室水電。會員男女學生都有，輪流充任廚司、買辦、洗碗碟等工作。午餐只付費五角，晚餐一元。要在這情景之下才能和異性熟識，要在飯後喝咖啡的時候（合作社只供應牛乳）才能約會看電影或騎腳踏車往外遊玩。我又一直待到後來積了錢買第二手汽車才真正有打夥之對手。
你看著安亞堡一萬多女生，外表上個個穿著齊整，平日也無裝闊、穿時裝、戴首飾的表現，可是實際上萬別千差。內中當然不乏百萬富翁之千金，可是也有貧民窟窮人子女。她們的態度更是因人而異，有些南方來的女生還以為和有色人種的同學貼鄰坐在一起為破天荒，卻還有些女孩子偏望與有色人為伍。還有醉心東方文化的女子專愛與東方人接近。有的以廣交異性對手為榮，也可以增加經驗，有的卻又深居簡出，一有對手即必涉及婚嫁，也真是非禮勿視。有些女孩子二十歲不到，已怕找不到物件不能結婚；也有些剛二十多歲即早已“曾經滄海難為水”。這樣誰能找到理想的搭檔？誰敢貿然邀請？
後來我和幾個女孩子混熟，她們告訴我：有些女生雖在月經期間，一有邀請不願錯過，於是用冷水淋浴止住月經，回頭再用熱水衝回。也有女生望與教授交遊可以在考試時得到高分，或者提及某人錢多，“他會邀請我吃牛排”。也有女生與人交遊而產生不良後果。這也是避孕丸尚未發明之際，女生可以往密大的衛生處查驗。也由這些女孩子告訴我，恐怕自己已懷妊的女生到衛生處檢驗的時候不用自己本名而冒用周邊已婚同學的名字充數。但不論真名與假名，如果結果是正面的，可能使受驗之人瘋狂。
安亞堡有幾處幽暗的街頭盡端（dead end）不時有男女停車在側。有一夜我與女友效法於桑間濮上之際突然有強烈的電光照在頭上。只因我們談得開心，沒有覺得巡邏警察之來臨。他看到我們衣衫完整，只檢視我的駕駛執照。他又問我：“你知道安亞堡停車的規矩嗎？”
我答說不知。他就指點：
“你要停車可以到福勒路那邊靠休龍河去，在那裡你可以停到十二點鐘。”
我們照他的話開走，找到了指定的場所。可是剛離開了警察的監視，又遇到一群惡少年的騷擾，他們來打岔，還說穢褻言語。有一晚我們遇到三四個惡少年駕無頂汽車而來，我料知他們的目的在搗亂，於是開車疾奔而去。當中一人以一個啤酒瓶向我們方向擲來，幸虧沒有擲中。他嘴裡還說：“幹完了嗎？（All done?）”
於是我們在矛盾之中。全不開放不好，待開放又有障礙。警察也有他們為難之處，遇事幹涉不妙，完全不聞不問也怕出蹊蹺。
只到這時候諾門才告訴我：要和女人來往，沒有大問題，只怕事後麻煩，要負責任。他又說：“有些女人願和你們一類人來往，可以不負責任。”我只能猜想他謂我非美國公民，卻不知為何與他來往要負責任，與我來往則可以不負責任。
可是最後還是諾門·戈雷自己先遇到麻煩。他在安亞堡任女人撿拾並沒有如何的成就，最多也不過在冰淇淋店裡和人邂逅。他和他的未婚妻卻在這春天之內產生了嚴重的問題。
原來諾門與露易絲原本互不相識，因人家安排的約會（blind date）而相戀而訂婚。他來密大，露易絲留在麻省，兩人每隔三兩天必有情書來往。（平信郵費只三分！）有一天她提及週末與人約會，信內還有這樣的一句：“他們福爾銳瓦的人都說我們紐白德弗的女孩子輕佻。”我想她故意讓諾門嫉妒。果然，諾門接信後寢食不安，他給信讓我看，又解說福爾銳瓦去紐白德弗有十英里之遙，他和露易絲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做搭檔而訂婚。這樣看來他們所訂之婚已靠不住了。
於是東安街的參謀團聚商，亞瑟主張諾門應向露易絲追回訂婚戒指。只有我是忠厚長者，始終以中國傳統成人之美自命。我說：
“你不是三兩天前自己還在街上找人約會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