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所謂要塞，十分之九為歷史產物，只在開國初年和前期具有戰略價值，今日一般為兵營或訓練的場所。雷溫烏茲要塞（Fort Leavenworth）也是如此。它創設於19世紀初年，有雷溫烏茲上校率兵維持從美國中西部至西南聖大菲（Santa Fe）馳道的安全。他就在密蘇里河畔西岸當日驛車來往之處設柵造寨，作為供應補給的中心，所有防禦性質的裝置亦不過對付紅種人的部落之來襲著眼。所以我們在1946年8月底初來此處時看不到任何城樓碉堡，深為詫異。後來問明仔細，才知道沿密蘇里河畔的山上，還有遺留的舊式火炮數門，至此已被當作古蹟看待。要塞不過是沿用舊時名號並無相對的實質。
可是雷要塞雖不駐重兵，卻有陸軍監獄一處，美國人稱之為“紀律營房”（disciplinary barracks），大概在19世紀此地有等於中原文物的邊際，用囚人實邊，也是中外相同，有如“派發至邊瘴區充軍”。所以此間的紀律營房不說，另有聯邦監獄一處和堪薩斯州監獄一所，視拘禁的人所犯的法律不同而定。40年代，我們不時遇到美國朋友的揶揄。如果我們說曾在雷溫烏茲要塞居留耽擱一段時期，對方可能裝腔作勢地問：
“雷溫烏茲的哪一部分？”（What part of Leavenworth?）
其實堪薩斯州在20世紀早已不是蠻荒邊境，這些監獄也和雷溫烏茲市遠隔。只有陸軍參謀大學，才與這小市鎮分庭抗禮。而且美國的其他的軍事區域如訓練步兵的本寧要塞（For Benning）和訓練炮兵的西爾要塞（Fort Sill）都離不開兵營體制：木製平房成為標準的建築，卡車來去，飛塵撲鼻，隨處有憲兵指揮交通，各色各樣的指路標幟觸目即是。參謀大學無此跡象，只有一片溫文雅靜，即是學員與教職員所分配的宿舍也視有無家眷分別為單獨的住宅和公寓。街中除間或有服勤務之士兵打掃清潔之外，無部隊來往，一般情形與今日很多小型大學極為相似。
參謀學校創立於美國內戰之後（創立人即是小說《飄》中提及焚燒餓狼陀並且縱兵搜掠喬治亞的謝爾曼將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統一陸軍的戰法和經理補給的程式作了實質上的貢獻。史迪威的檔案中即不時提及雷溫烏茲。只是戰時的速成班只兩個半月。戰後又再度提升更名為陸軍指揮與參謀大學（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我們在1946年秋季報到時，是為正規班之第一期，在學期間九個月。當日學校的便覽稱，參大之目的在訓練師級以上的指揮官和參謀人員。在開學典禮時主持教育的副校長狄恩少將（William F.Dean）即席宣佈：美國陸軍上將之中只有一人例外，其他全系參大畢業生。此特殊人物乃是麥克阿瑟，他雖未曾在參大畢業卻曾任教官兩年。
參大正規班第一期有學員三百餘人，除了五十多個外國學員代表著二十多個與美國結盟的國家之外，其他全系美國軍官，以中校級佔絕大多數，很少上校和少校。大概他們來此之前已經經過一度選拔，畢業之後可望不久升級為上校，任師參謀長和作戰課長等職。學員中階級最高的為英國之一旅長（英國旅長［brigadier］非將官，與美國准將［brigadier general］不同）。尉級學員全班只七人，全系外國軍官，內中、法、荷，及智利各有上尉一人。中國學員在南京出發時奉命在出國期間一律降二級。我那時官居少校，至此與另一少校徐應芬屈居中尉與海地之一黑人中尉為全班之最資深者。當局的設想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國軍官階嚴謹，其實這辦法既不必要，而且與參大體制不符，只增加我們就學期間的尷尬。
在雷溫烏茲期間，中國學員除了間常被美國教官邀往家中晚餐之外，極少社交生活。校園之內既全系教官及同學之眷屬，亦無從覓得異性朋友。我們剛入學三星期，有一位中國同學晚間和一位未成年之少女在戶外邂逅，被巡視的憲兵發覺將姓名列入報告之中，立時風傳至華盛頓，中國駐美武官當即派員來參校，也未調查事實真相，詢及此人在此場合下是否有為非引誘之動機，也不由辯說，只是勒令退學遣送回國。經過此段風波，我們無不引以為戒。此外我們只能於週末至堪薩斯城與隻身之女性喝酒跳舞，在這情形“高不成低不就”，也無從產生羅曼蒂克情事。另一實際之困難則是阮囊羞澀。我們每月的生活費只美金一百二十元，同學共認“自中國軍官有留學生以來未曾有如是待遇之苛刻者”。再加上學校功課忙迫，也使我們無從淘氣滋事。參校每日授課五小時，但是學員應預備之讀物，即美國軍官也稱有時非讀至夜深莫辦。而且上課時任何時間都可以由教官無預告的提出臨時小考。我們最討厭教軍醫的教官，他們動不動將全本帶技術性質之小冊子指定為預備讀物，勒令從頭到尾看過。我自己既感到校課的緊張，看到好幾位菲律賓同學態度瀟灑，就問他們如何能將指定讀物全部看完。他們當中有一位即據實說：
“我們每晚讀到八點鐘，到那時候看完與否不論，我們總是掩卷去看電影。”當日電視尚未登場，校園之內的電影院入場券僅美金二角，每三日即有新片登場。而且菲律賓在戰後正式脫離美國而獨立，這些同學正抱怨獨立之後無一好事，首先即被停止同美軍的待遇，自是士氣消沉，也更對校課不能專注的感到興趣。
更帶著濫竽充數的態度者乃是南美洲各國的軍官，當中有好幾位年齒已長，也不習英文，上課時另有通西班牙語的譯員在旁指教，此中成效如何看來甚為可疑。他們的考卷也和我們的不同。我們聽說美國同學最低，也有月入四百元，而且公家供給各種便宜，已經感到豔羨，而南美和中美的學員有的月入在千元以上，在1940年間，可算是極盡奢華，怪不得他們常在校園之外生事。後來我在1950年間再度來美時，聽說當中若干人已為各該國高階將領甚至為政府之首要。
參大學員三百多人，教職員倒有一百多人。大多數教官與學員階級相埒。他們成為先生，並不是因為年資深，而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所管職務各有專長，不論講授高射炮和輕戰車搜尋的教官都在戰場上有實地經驗，而且收集逃兵，被敵人俘虜時如何脫逃也成為特別題材，有專人講授。甚至軍中參與婦女輔助隊（WAC'S）所產生的問題也由一位女教官講授，她並且提到花柳病及懷妊等問題。從這些方面看來，美國人對中國人憑藉著官僚主義凡事只顧外表門面的作風肆意攻擊可算在心理上具有內在的原因。前述高射炮教官即講到二次大戰期間因為部隊間通訊不確實，美國曾在西西里島上空擊落自己的飛機十餘架。教授軍政府的教官已經對日本人的效率出言稱讚，他說及佔領軍所派往日本各縣之監視小組常常發現日本人在進行做某項事，他們即問何以如此，對方答稱乃是奉有貴方上峰的指令。大概佔領軍的公文，由麥帥總部（駐東京）經過第八軍司令部（駐橫濱）下達各處監視小組需歷時一星期，而日本內閣將同一公文轉至下方則不出二十四小時。
教官之充分的時間準備也出於我們以前意料之外。我後來與一位教官熟識，他就告訴我，凡講授一小時已預算準備之時間八十小時，所有講稿都全部寫出也經過預習。參大有特別之圖書館收藏各種參考資料，也有專門設計繪製講壇之後各色圖表之美術室。後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學司空見慣，在當日卻仍不可多見。我們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統統在一大講廳授課。每個學員佔用之臺桌橫寬五尺，以便展讀地圖。凡講課及答問均用擴音器，室內擴音機之傳話器無乃三四十座，所以講座有戲臺之色彩。每一教官上臺，即有軍士持著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掛在講座之左。因為每一課目總是設想在某種情況之下所產生之各項問題，有時對付此一問題之專家，講說不過半小時或十五分鐘。教官既魚貫出入，名牌也隨著更換。講壇之後布幔揭開後之圖表也都是碩大無朋，貼上於有小輪推轉之木板之上，早已於先一日按次序擺佈妥當。掌管這一切勤務之職員，稱為“課堂監督”（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間隔之小室在廳後視察，手下也有男女軍士一二十人奔走協助。看來所有工作都已預先分配妥當。即使某一小時內有預排的臨時小考，也可以在臨時三兩分鐘內觀測得到，因為教官之演講業已告一段落，廳後之女軍士數人，一字橫立手中各持試卷一疊，按時出現，只待候命分發。在此就學的九個月間，我曾未見課堂監督須臨時指畫某人應做某事者。我們的課堂監督範·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為舞臺監督必能毫無差錯，勝任愉快。
在這種氣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講授之間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個教官即在應當分發講義時（講義必在需閱讀的幾分鐘之內分發）下令“分發薄棉紙”，原來英文念來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韻。不過並非所有的學員都能欣賞如此之作風。有些同學就評論講課而裝小丑，不免輕佻。美國軍隊研究敵情時不主觀的先決定“敵方之企圖”，而先列下一條長單，條敘敵方“可能之能力”。這觀念由四個教官以話劇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講解之後，講壇上的師長就命令他的情報課長判斷敵方之能力。這位課長對著地圖上敵我距離量了又量，又望著自己的手錶裝聾作啞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敵人“可能的”於此時此刻此分駕臨此城此地此處。他說完和師長拔步就逃，而真有兩個扮德軍計程車兵在臺上另一方搜尋前來。我們捧腹大笑之餘，卻從此忘不了不要忽視敵軍可能採取的行動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後，我仍沒有忘卻這喜劇情節。（要是日軍轟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覺性就好了。）
我們的分科為“人事”、“情報”、“作戰”與“後勤”四科。可是在分科之前的第一學期是共同的諸兵種協同之戰術，由步兵炮兵工兵團之戰術及供應而師而兵團（army corps，是為中國之軍）而軍（Army，是為中國之集團軍）。分科之後一個半學期各就專修。只有情報科專供美國學員入學，雖盟軍不能染指。最後的四星期往各州營房參觀演習之後，又將全年所學綜合一次才發文憑畢業。外國學員的成績也另報告於各盟國之參謀本部。校長哲樂中將（Leonard T.Gerow）是美國陸軍中有名的智多星，曾在五角大廈主持各項計劃，最後在歐洲戰場任第十五軍軍長。他只在我們講授軍戰術之前在講壇上演講半小時，這也是他分內之專長。他就著重軍之行動，有如在一週之內將堪薩斯城之人口（當時約五十萬）在敵人阻撓之下全部遷移於聖路易城（約二百五十英里）。也可見得問題之複雜與龐大。如此具體的描寫也是給人印象深刻。
我們的課業可算得將美軍在第二次大戰中的經驗綜合整理，前已提及。可是即在當時，各教官已經覺悟到今後戰爭的方式因有核彈飛彈及其他科技的進展，又可能整個翻新。然則卻又無法預測來日陸軍之形貌。所以只好在下結論時，對未來之發展，帶保留態度。只有一次在全班討論時，有一位同學預言將來之運輸機可能載重五十噸至一百噸，因之整個兵團及師可能迅速的空運。當日聽來尚帶未來之色彩，而今日已成事實。又另有一次有一個同學談及原子彈之殺傷半徑為普通炮彈之七倍。以平方計則七七四十九，所以未來部隊在戰場之上疏散程度，應為第二次大戰時之五十倍左右。這種提議雖合邏輯卻無從付諸實施。凡此只表現班中教師及同學對未來之揣測。大概新武器之出現與戰術及軍隊之經理方式重重相因，所以我人之所學除了最基本的原則之外，其他技術部分一般早已成為昨日黃花。1947年夏季畢業之正規第一期學員以後尚留在軍中者，數年之後必回雷溫烏茲進“再修班”的短期訓練，才能保持所學之合於時用。可是這已不復，是命運給我的安排和選擇了。
1992年1月10日《中時晚報》時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