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的金融問題沒有結束，而且值得一般讀者的注意。
第一點令人注意的乃是問題之大。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籌措的緊急救濟，南韓部分就有五百七十億美元、印尼部分也近四百億美元，預計千多億美元用罄之後，基金的實力已虧，還要準備後續的問題。所以克林頓政府在下年度預算之內再編入一百八十億美元，作為美國持續投入基金的股份。有些美國共和黨人士已經準備反對。他們說：私人在國外做投機生意，又交結當地權要，做得虧本，怎麼要用美國一般民眾付稅填補？他們說的，近看確有理由。只是現代的貨幣金融透過跨國公司，已聚江淮河泗而成汪洋，最後也清濁難分，反正大家都是借債經營，做得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投機。區域性某方垮臺，甚可以牽涉全體，構成全世界的經濟恐慌。
國際間互相牽涉的情形，不難了解：日本因為頻年經濟不景氣，將利息降低，低至百分之二以下。如果你有適當的擔保，借得此款，大可以輾轉生利。美國年利六分，南韓年利八分。如果你能借得日方資金值美元百萬千萬，換作美金，即是利用當中的差價，放債牟利，一年也有四萬六萬，或四十萬六十萬的收入，只要日元在這一年不再對美金增值的話。
以今日國際間匯兌的靈活，也沒有人能完全斷定遊資的來龍去脈，但是一般情形之下日美多餘的資金，轉入東南亞。比如說，南韓一家鋼鐵公司每年經營收入美金五億元，借得的短期債款即達六十億。可以想見其用款沒有以之增設廠房熔爐，而以之輾轉投機營利。香港一家國際投資銀行不久之前宣告破產，乃是因為它以三分之一的資金投資於印尼雅加達的計程汽車事業。印尼遭金融風暴，禍延香港的投資者。
投資最後之出處總以地產為主。你既要做大生意就少不了摩天樓裡的寫字間，又及於飛機場與碼頭、廠房倉庫，更又及於旅社公寓。地產又為信用最好之依託，合同可以悔約、證券可以假造，可是一座七十層的大廈，誰能搬走隱沒？地產也可能繼續增值。只要佔用寫字間即能繼續賺錢。而公寓的租金也和薪給的比例看來合理的話，地產增值拭目可待。香港的大亨多已熟悉於此中訣竅。他們過去趁著人心動搖地產貶值的辰光以信用做主買下地產。後來地產漲價又以此信用去大陸頂買得另一批市中心地產（大陸方面一般只出租使用權七十年）。一旦兩端漲價，三面增光（連投資的銀行信託公司在內）。
這辦法行於香港、新加坡之外也及於東南亞的國家。馬來西亞吉隆坡的摩天樓突入雲霄稱為世界之最高，毫無待開發國家形象。既有這般擺佈也少不得交通通訊所謂服務部門的事業。於是高速公路與飛機場、貨櫃碼頭都不可免。總之先造成一片繁榮景象，即使沒有其他生意，旅遊事業先已賺得一筆外匯。
說到這裡我又必提及若干歷史上的例證。
現代金融經濟稱之為資本主義與否已經無關宏旨。其要點在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僱用，和技術上的支援因素（交通、通訊、保險各事業及法庭與律師業務）全盤活用。亦即全國所有的經濟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不論公私、不論大小，也不論城市與鄉村，一皆如是。即透過財政稅收，各項企業及投機生意仍然如此。積各國的經驗，當中最大的困難，即是籠括鄉村。凡農村社會里安土重遷的習慣與潛勢力，上假專利威權，中及於地主僧侶的壟斷，下至鄉紳裡甲的約束，種種妨礙交換的因素，都要一掃而光。而且不易執行交通、通訊和法制的障礙也要克服。
當英國在17世紀創立這種體系的時候，即經過兩次內戰前後近十年才將土地所有規律化。次之使一套通用的法律同時施用於城市與鄉村，又經過數十年的奮鬥。荷蘭因著濱海與內地情形的差異，只得實行“一國兩制”，各儲存自有的法制系統，也只因地理的情形才能如此。而兩方經常齟齬仍近百年。不用說，法國想弭平內外的參差不齊，尤以消除貴族與僧侶所領地產，為禍最烈。德國以創造新經濟體系的姿態登場，以普魯士原有的國營企業Seehand-lung作基礎，也用關稅聯盟（Zollverein）與修造鐵路為工具敷設新經濟，也仍需向美國、巴西和智利大量移民，才能減輕對農村的壓力。
凡北歐邊緣的國家無不透過特殊環境才進入新體系之內。丹麥趁著各國工業化後生活發展程度提高時，採農業重點由莊稼改為畜牧，以生產肉食，又以合作社經營分配，使產品商業化。挪威因發展水電而現代化。她的地形使電廠及於深山僻壤。瑞典迄19世紀前期仍是農業國家，世紀中期之後科技進步，北部低階礦砂，至此可以開發採用。原始森林之木材也因蒸汽鋸木而廣泛的開採。就業既移向新方面，農業機械化才為可能。
西班牙的情形最為特殊。過去因專制皇權及天主教神父結合不容改革。1至20世紀感受到內外壓力，新舊摻雜，議論紛紛。凡左派無政府主義者、工會及右派保皇黨一齊登場。內戰之後經過佛朗哥之長槍黨法西斯鉗制數十年。長槍黨雖仍儲存私人財產權，但企業經理由官僚取代。工人雖獲社會福利，但不得閉廠罷工。只是第二次大戰時，佛朗哥不讓西班牙捲入，戰後又以海空軍基地由盟國使用獲得美國經援，西班牙農民在長槍黨專政期間已稍舒展，最近才因全國一般經濟增高，總算同登壽域，進入現代社會。
和以上的情形相較，亞洲各國的開發，只見得時間上彙集的迫促。從來沒有如此許多的國家爭搶著現代化。而尤其農業部分的準備，極不充分。一般又以外在的力量主動，最後的發展則缺乏多邊形式，而採取同一方案以致彼此互相競爭。
我們不妨先從日本說起：日本戰後復興由美國支援。當年毛澤東高唱向蘇聯一邊倒，美國只得扶植日本以為對策。美軍繼續駐日，日本無國防費用，工資又低，資金與技術的轉讓都無問題。在50年代與60年代日貨入美全未產生異議。加以又有韓戰與越戰，日本成為美國之後方，採辦補給一部須透過日本。於是戰後日本復興飛黃騰達成為奇蹟。臺灣也在類似情況之下受惠。只不過臺灣缺乏重工業基礎，所興革的以勞力密集的事業為主而已。
其實美國讓東亞各國包括南韓的貨物暢銷，也並不全是克己利人。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工商業科技也有一段突飛猛進。其下層技術低微的事業就由這些國家以廉價勞工所制商品片面填補。以致世界經濟更趨向於一元。這種發展也是東西冷戰蘇聯不支而促使中國大陸趨向西方原因之一。
只是對正在開發的國家講：這樣做法，也有其限度。廉價勞工的輸出固然產生國際貿易的順差，也逐漸使落後國家工資接近世界水平。日本的一部分不說，南韓、臺灣與香港的工資超過或接近每月美金六百元時，而馬來西亞及泰國等處只一百五十元，則已不如在這些國家投資開廠之為計。中國工資較各國尤低，但是意識形態的隔閡未除，外方投資亦仍有重重障礙，政府的管制過緊，外匯無從隨意炒買進出，都促使西方投資集中東南亞國家。
投資的力量西漸，東亞各國都受影響。近數年來臺灣社會已感到壓力，南韓發現製造不如投機已如上述，五年前日本經營零售事業的大公司八佰伴移至香港，而日本地產一般也貶值百分之二十三。
所謂東南亞國家當然不是一個整體。當中包括不同形態。菲律賓曾受美國統治，儲存著美國政治體系。只是政黨政治有名無實，重要人物可能在重要關頭脫黨而加入敵對陣容，馬尼拉的選舉常為呂宋島上西班牙裔大地主家族尋報宿怨的工具，釀成政局不穩。菲人百分之八十五信奉天主教，寺院田產也遍在各地成為土地改革之障礙。所以菲律賓不為各國投資的良好物件，而尤以拒絕美國持續的利用海軍基地之後尤然。但傳聞臺灣在菲有相當的投資，只是以華裔菲人出面，所以也情形不詳。倒是因為菲島不是投機商之熱門，這次受風暴的程度亦不深。
印尼富於資源，輸出以石油木材為主。但是人口兩億，歷來糧食不足，近數十年經過“綠色革命”——用改良種籽及化學肥料等——才能供應自身糧食。國內華裔雖只百分之二，卻操縱著零售事業之牛耳，最為民族主義者及回教徒攻擊。
馬來西亞華裔佔全人口百分之三十，約為馬來裔之一半左右。過去民族間的仇怨經常爆發。又因馬來人只願做農夫漁戶，不願受僱，因之文教經濟地位落後。自1970年後，聯邦政府迭次立法使馬來人在各方佔優先權，以和緩華裔印度裔聲勢。
泰國內部民族間關係比較融洽，大概由於彼此信奉佛教之故，泰人又歷有親日傾向，日本投資也遠較他國為多。但教育落後，北部清邁等處工廠，無法覓得本地勞工，只得向鄰國如緬甸及柬埔寨輸入勞工。
縱是彼此間情形不同，整個地區卻有顯著的共通特色：這些國家內城市與鄉村間的差距大，教育仍未普遍，傳統習慣不易革除，民眾易受煽動，缺乏內部存聚資本的組織能力。外方的投資也先滲入大城市內的服務部門，開發的製造業則以半製成品加工為主，有如汽車零件裝配成車、電子零件湊成電腦、車衣制靴。印尼所制時裝天鵝絨來自上海，甚至南韓亦不能免，所造電子器材一部分零件都由日本輸出。所以這一地區內接受科技之轉讓極有限度，其輸出重點在勞動力，已滲入製成品內，接受外方投資時本地供應率為地產。
這種做法各國之間彼此重疊，好像都有無限制的廉價勞工與無限制的外資，只是角逐有限的海外市場。金融風暴的近因則起自外匯。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Mahathir）尚且提名道姓地指摘始作俑者為國際金融玩家索羅斯（George Solos），但經IMF調查，索氏固已涉及，而牽涉更深的尚且是各國本地長袖善舞、有力量借到當地貨幣先期拋售的人士。他們看清各國債臺高築，所建造的又多豪華大廈，所營業又無廣泛出路，所以借得當地貨幣賣出，兌成美金或西方貨幣，等本地貨幣不支而貶值時買還。本來資本主義的精義即是利用各處的不平衡使之平衡，也在這過程中創造下一次之不平衡。只要做得合法，也無謂道德不道德。金融玩家是誰不說，東南亞國家必有構成這種不平衡的局面才引起投機者的覬覦。惟有投機者所闖禍之大，超過一般預度，已由貨幣而影響股市，由當地借家而影響到國際銀行業，由東南亞而牽涉南韓、日本，再波及華爾街，西歐東歐也可能受影響。
現在善後的方法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的緊急補助，首先必須清理債務。一部分由IMF墊還，或先付利息，將短期債務改做長期債務，有些虧空過多的銀行，只能任之破產倒閉，餘存的則須嚴守紀律，也可能受借債國政府及IMF的監視。這種提議合乎情理，卻不孚眾望。如果美國人尚且不願見他們的政府替人抵賬，本地人又如何願見投機企業家的私人債務變成國債，並且今後財政事務，受人監視，損傷國權？所以漢城與雅加達的反應已是不佳。第二階段則清賬之後各國貨幣必採取彼此之間一種合理的匯兌率。這也可能產生無限的爭執。既為負債國，則希望本國貨幣率高，可以還債時付息時不多費氣力。但為貨物輸出的國家又望幣值低，以便與外界競爭，得多傾銷，下一步增加生產，防止失業，因匯率的波動，也可以引起各國互相競爭之餘，樹立關稅壁壘。第三步各界都已看清：亞洲各國連日本在內，都要擴大並開放內部的市場。這種方案執行時更多困難，也是本文討論之重點。
我們看到各界對善後的提議，只見得彼此間觀點距離之大。《華爾街日報》載有一位女士的論文，她主張在國際間片面的恢復金本位。殊不知1929年的經濟恐慌，首由美國農產品價格過低，農人缺乏購買力，又因用金本位，銀根太緊，借債不易，以致貨不能暢其流，生產萎縮，引起大量失業，落後各國才全部放棄金本位。金融的調節，只根據經濟統計增減利息行之。這位女士的提議可謂反其道而行。
又有亞洲傳來訊息：有人建議，樹立日元區域。此議頗像馬哈蒂爾氣憤之辭，但如有實際意義，勢必排斥美金，倡導東亞門羅主義（馬哈蒂爾有此趨向，他在推崇日本之外，也在迎邀中國大陸參與他的經濟企劃）。日本現擁有美國國庫債務券百分之九，價值約四千億美金。依議而行勢必掃數出售。若不如此，固然可以說日本為美國之債權人，但反面說日本無處投資，其本身財富尚寄存於美國，若以日元為東亞盟主，豈非仍擁戴美金為太上皇？反面言之，掃數出售，美元固受虧損，日本也先受其害，以後又更向何處投資？並且此後美國勢必撤退駐軍，因其無特殊之經濟利益，亦不必在此地區維持軍備。你既不許她為國際銀行家，又如何能強迫她提供義務性質之銀行警衛？各國是否願邀日本取而代之？即有識之日人願接受此項差遣，除非此等問題獲得合適之答案，所謂日元區域之建議，亦為不假思索之想法。
《紐約時報》尚有一位專欄作家最近提出：“美國、日本與中國同為亞洲經濟之推動力，此際善後應由三國採取主動，美國可將利息降低，寧可區域性的通貨膨脹，務使銀根鬆動借債有門。日本則須大量減稅，增加一般人民之購買力，用於消耗，不要全國上下一意守財。中國過去已經貨幣貶值兩次，因之才使東亞各國失去對外銷售之競爭力，此際不得再次將貨幣貶值。”
這項提議也沒有見及問題的深遠處，而且在技術上有值得評議之處。此番金融風暴之起因即系西方及日本遊資太多，投資不假思索，目下銀根枯竭之處已由IMF作選擇性的救濟，有些美國公司尚且前往搶便宜收買倒臺的企業，此際如何又要擴大美國的通貨膨脹，又再增加遊資？並令日本減稅，又能擔保其不成為遊資？
另一方面東亞各國希望保護他們的市場，也各有原因。內中一個共通的立場即是農業無法與西方競爭。這些國家一向就以精密工作的方式耕耘，一般地少人多。即日本自麥克阿瑟實行土地改革以來，雖然產生了多數小自耕農，一般每家佔地不逾數十畝。最近也和韓國、臺灣一樣，由女子及老年人耕種。年輕人只在旁襄助，他們都在工廠裡另有工作，才能收支無缺。
西方的農場，一般在二百英畝以上（一英畝等於六華畝）。美國中西部夏間一片金黃，秋收用大型刈麥機，駕駛室冷氣裝置，都成專業。紐約之蘋果園摘果時用季節勞工、中南美洲人，事後車載而去。南部水田以飛機散佈稻種。東方諸國無法與之較衡也。最近臺灣因美國火雞與蘋果進口引起農民抗議，都表現本地農業無力與西方同等競爭。
中國大陸情形則又過之。農村剩餘人口近億，企盼往城市找得工作。政府準備收束賠本之國營事業，又勢必辭退大量勞工。上海之摩天樓寫字間未能租出者百分之四十，中國三千萬建築業勞工又受影響。今逢東南亞生意蕭條，水泥又不能輸出，片面責成其貨幣不得貶值亦殊難能接受也。
可是我們也不能說所有建議全不可行，東南亞註定倒臺，因著本身利害，所有有關國家都望找得折衷方案，疑牽涉商業，則取捨之間必須兩廂情願。所以討債還價之餘應能逐漸疏通，只不過目下看不出一個簡易方案，朝令夕行立即使問題迎刃而解。
我們所關心的，則是不論用何種方式解決此問題，外界投資已在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構成一種經驗體系，有似中國抗戰前通商口岸內的體系。西方式之法律只能適應於一個狹長地區。一入內地又是一個世界。迄今中國盡九牛二虎之力，方初步掃除此種隔閡。現今與各國至少尚有十數年至二十年之距離。這樣敷設的商業城市，外向而不內向。過去經驗外商向中國輸出者以農產品桐油豬鬃（當日尼龍尚未登場，為制刷所必需）雞蛋等，多零星採購。輸入則以洋房汽車做代表，只增進市民階級生活，更延長城市與鄉村間之差距，況且動搖傳統生活習慣，易為馬克思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和正統宗教主義者借之發難。也極易產生獨裁政治，因為新式法律或已頒佈，支援此種法律之社會條件尚不具在。利比亞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與古巴之卡斯特羅皆是也。
我為歷史學人，不願做宿命論者。難道中國曾如此，有些國家曾用鎖國政策，則東南亞必如此？現今東南亞的改革乃是全國改革，貨物轉口透過新加坡及香港及於各地尚有越南各國緊接下班，難道必開倒車？這東南亞一個大地區領有世界上最富庶的資源之一部，又擁有大量人口，可做撼天動地的事業，尚且不怕無人投資，今日計算機掌握的科技，尚為十年、二十年前所未有。是否可以另為開啟出路？我們應當互相體會：這不僅是一個貨幣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問題。更推而廣之，乃是一個歷史問題。是否投資的跨國公司有此長遠打算？華裔人士是否有志協助，使這運動不盡外向而能內向？各地開明的社會宗教領袖也能開誠佈公，放大眼光為子孫造福？
我所修習的大歷史，只能將所有有關因素，摘要地綜合起來。這樣看來這地區的出處有千百種的可能性，如何籌劃，尚待各專家及領導人物決策。
1998年3月5、6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