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店工作最舒服的時候，就是在我給四樓的侍應打下手那天。我們在一間小餐具間幹活兒，那裡靠升降機與備餐間聯絡。待過了地下室，這裡真是讓人神清氣爽，主要工作也就是擦拭銀器和玻璃餐具，倒還像是人乾的活兒。侍應瓦倫蒂是個不錯的小夥子，我們倆獨處時，他幾乎平起平坐地待我，儘管如果有人在場，他得對我惡語相向，因為侍應不能給洗碗工什麼好臉色。要是哪天他賺得多了，還會給我五法郎的小費。瓦倫蒂儀表堂堂，今年二十四歲，但是看上去就像十八歲，他跟大多數侍應一樣，儀態得體大方，深諳穿衣之道。他身著黑色燕尾服，打著白色領帶，青春鮮活的面龐配上光澤亮麗的褐色頭髮，看上去就像個伊頓公學[1]的學生。不過從十二歲起他就自己掙錢養活自己了，從貧民窟裡一路打拼到了今天。他的經歷曲折而豐富，先是沒有護照偷渡過義大利邊境，在北方的林蔭大道上推著獨輪車賣板栗，又因為在倫敦打黑工坐了五十天大牢，到酒店之後有個老富婆看上了他，送了他一枚鑽戒，之後又指控他偷竊。空閒的時候我們會坐在升降機井邊抽菸，我很喜歡跟他閒聊。
打掃餐廳的日子就是我的噩夢。我不用洗盤子，那是廚房的人乾的活，我只需要負責盤子之外的餐具、銀器、餐刀和玻璃餐具。儘管如此，一干就是十三個小時，算下來我一天要用三四十塊洗碗布。法國舊時的洗碗方法只會讓清洗餐具的工作量翻番。餐具架是什麼？沒聽說過。肥皂片也沒有，只有黏糊糊的軟肥皂，在巴黎的硬質水裡還打不出泡沫。我幹活的地方是個骯髒擁擠的小屋，既是餐具間又是後廚房，直接連著餐廳。除了洗洗刷刷的工作之外，我還得給侍應送飯，伺候他們吃飯。大多數的侍應都傲慢無禮，讓人難以容忍，不止一次，我得靠拳頭才能讓他們對我客氣一點。通常做這活兒的是另一個女人，這幫傢伙讓她的生活痛苦不堪。
有時候四處打量這間骯髒狹小的後廚房還挺有意思，想想看，餐廳跟我們中間就隔了一道雙扇門而已。門的那邊坐著顧客，一切光鮮亮麗—一塵不染的桌布，一盆盆的鮮花，鏡子，鍍金的簷口，畫上去的小天使；而門的這邊，距離僅僅幾步之遙，我們這裡髒得令人作嘔，因為這間後廚確實髒得令人作嘔。我們忙起來得到晚上才有空掃地，地上都是肥皂水，混合著萵苣葉、碎紙片和被踩爛的食物。幾個侍應脫了外衣，露出流汗的腋窩，他們坐在桌邊攪拌沙拉，把大拇指插進奶油罐子裡。房間裡瀰漫著一股食物和汗水交雜在一起的味道。櫥櫃裡的餐具後面，隨處可見侍應們偷來的食品，也都髒兮兮的。後廚房只有兩個水槽，沒有洗手盆，所以經常能看到侍應在清洗餐具的水槽裡洗臉，不過反正顧客看不見。餐廳門外有一張椰殼墊子和一面鏡子，侍應通常會在那裡精心打扮一番，好以乾淨整潔的形象出去示人。
侍應走進餐廳的畫面很有啟示意義。穿過門的一剎那，他身上的一切便忽然起了變化。肩膀一下子就挺起來了，什麼灰塵啊不耐煩啊火氣啊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他從地毯上輕輕走過，帶著牧師一般肅穆的神色。我記得我們的副侍應領班，一個暴躁易怒的義大利人，他在餐廳門前停下大罵一個學徒，因為他打碎了一瓶酒。他高舉拳頭上下揮舞，不停大聲嚷嚷（幸好門還有點隔音功能）。
“氣死我了——你管自己叫侍應嗎，小混蛋？去你媽的侍應！你連給你媽待的窯子擦地板都不配！下三濫！”
後來他找不出話說了，就轉身走到門口，開門時最後罵了一句，就像《湯姆·瓊斯》裡面的威斯特恩鄉紳[2]一樣。
然後他走進餐廳，端著餐盤輕盈地走過大堂，優雅得像只天鵝。不出十秒鐘，就看見他恭恭敬敬地對著一位顧客鞠躬。看著他那樣訓練有素的侍應在那裡鞠躬賠笑，你不禁會想到，被這麼一位貴族服侍，顧客會不會心生愧意。
洗碗的活兒從頭到腳都讓人生厭，不是說有多難做，而是乏味愚蠢到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地步。一想到有人要成年累月都幹這份工作，我就覺得不寒而慄。我頂替的那位女工六十歲上下，每天要在水槽前站十三個小時，一週站六天，全年如此。另外，她還被侍應欺負得很厲害。她跟大家說她曾經是名演員，而實際上，我猜其實就是妓女而已。大多數的妓女最終都會淪為女傭。雖然她都到了這把年紀，生活落魄成這樣，她還是帶著淡金色的假髮，塗著濃重的眼影，把臉畫得像個二十歲的姑娘，看起來很奇怪。所以很顯然，即便一週工作七八十個小時，人還是能剩下一些活力。
注 釋
[1]伊頓公學（Eton College）：著名英國貴族中學，僅招收13～18歲的男生。（譯註）
[2]《湯姆·瓊斯》（Tom Jones）：英國作家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著，威斯特恩鄉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性格粗暴專橫，思想保守頑固。（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