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六月，米婭和珀爾搬進溫斯洛路那套小小的出租屋時，理查德森太太（她是實際上的房產所有人）和先生（是他把鑰匙交給房客的）都沒有多想，但他們知道米婭·沃倫沒有丈夫，還知道她三十六歲，這是她租房時提供的密歇根州的駕照上面寫著的。他們注意到米婭左手上沒有戒指，右手卻戴了好幾個：食指戒指上鑲著一塊巨大的紫水晶，小指戒指是銀勺子柄打成的，至於大拇指上的那個，理查德森太太懷疑那是情緒變色戒指。無論如何，米婭本人看上去足夠和藹可親，她女兒珀爾也是如此，是個文靜的十五歲小孩，有一頭深色的髮辮。米婭掏出一摞二十美元的鈔票，支付了押金和頭幾個月的租金，然後就開著她那輛棕色的大眾“兔子”小型車——那時候她的車就已經相當破舊了——離開帕克蘭路，朝西克爾高地的最南端駛去。那兒的房子與房子之間距離更緊湊，院子也更小。
溫斯洛路很長，兩側全都是兩戶在一起的聯排房屋，但站在馬路上是看不出這一點的，因為每套聯排房屋的兩家住戶共用一個前門、一盞門燈、一個信箱和一個門牌號碼。你或許會發現屋外有兩個電錶，但依照本城的規矩，電錶都被隱藏在房子後面靠近車庫的地方，非常不顯眼。只有當你推開前門，進入室內的走廊時，才會看到兩戶的內門：一扇通往樓上，另一扇則是樓下住戶的家門，這扇門也連著兩家共用的地下室。所以，儘管溫斯洛路上的每座房子都住著兩家人，但從外面看卻像是隻有一家。這樣的設計頗有深意：首先，居民不會因為住在聯排房屋（而且都是出租屋）裡而感到不好意思，避免了許多尷尬；其次，有利於規劃者維護市容，使得“出租屋多的街區環境都不怎麼好”的壞名聲有所改善。
這就是西克爾高地的面貌。當地的規則不少，包括你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搬進新家以後，米婭和珀爾開始慢慢地學習和適應。比如，她們學會了如何寫新地址——“溫斯洛路18434號信箱（上戶）”，“上戶”兩個字相當重要，能保證她們家的郵件不會被下戶的楊先生誤收；她們學會了稱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間的細長草皮“樹草坪”，因為那裡種著挪威槭樹，每家門口都有一棵，正是由於這一優雅樹種的存在，環衛工人才不會把每週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擱在樹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後，以免影響房前的景觀。處理垃圾的時間一到，會有穿橙色工作服、騎大號小輪摩托車的男人四處穿梭，收集各家屋後的垃圾桶，拖進遊蕩在街頭的大卡車的車斗裡。剛搬來的那個週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婭幾個月後仍然對那一天印象深刻，因為她嚇壞了：噴塗成火焰色的寬大摩托車就像某種速度奇快的高爾夫球車，引擎發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從她家廚房窗外飛掠而過。最後她們還是習慣了這一幕，就像她們習慣了使用兩家相鄰的車庫那樣，同樣為了避免影響街景，兩家車庫並排位於房屋後側，而且學會了雨天時舉一把傘下車，免得在跑進家門的路上淋溼。後來，到了七月，楊先生出門兩週探望他住在中國香港的母親，她們才知道，假如不及時修剪草坪，會收到市政部門發來的譴責信（但措辭很有禮貌），提醒她們草的長度超過了六英寸，如果情況沒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員將在三天內代為修剪，但要向她們收取一百美元的費用。當然，還有很多需要她們去學的規矩。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潛規則，然而米婭和珀爾很久以後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以“房子該漆成什麼顏色”為例，市政部門曾經發布過一份說明，將本地房屋的建築風格分為三大類：都鐸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據不同的建築風格選擇適當的顏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綠色或者褐色（深淺可以不同），從而確保每條街道的審美和諧；“都鐸式”房屋外牆的灰泥必須塗成某種特定深淺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則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總而言之，在西克爾高地，一切皆有定規。1912年，設計師規劃城市佈局（這裡是全國第一批預先規劃然後建設的城鎮之一）的時候，特意把學校安排在學童無須穿過主要馬路就能到達的位置。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與主街相連，猶如百川歸海，可以讓乘輪渡過來的通勤者迅速進入克利夫蘭市區。實際上，這座城市的座右銘就是“經過規劃的才是最好的”，背後的潛臺詞：任何事物都可以——也應該——被規劃，從而避免出現不恰當、不愉快甚至災難性的後果。
不過，搬到這裡的最初幾周，也能發現一些不錯的事。比如，在打掃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過程中，她們熟悉了周圍街道的名字：溫切爾街、拉迪摩爾街、林恩菲爾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該怎麼走。米婭認為，顧客在那裡得到的是貴族般的待遇。例如，顧客無須親自把購物車推到停車場，一位身穿熨燙平整的襯衫、衣服上彆著工號牌的小夥子會發給你一隻紅白相間的標籤，顧客把標籤掛到自己的車窗上，另一位小夥子會把你買的東西推出去，整整齊齊地打包好，放進你的後備廂，而且拒絕收小費。
她們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裡——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單價總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處雜貨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領到雙重優惠券；瞭解到附近的克利夫蘭高地、沃倫斯維爾和比奇伍德的居民會像其他人一樣把不要了的東西丟在馬路沿上；知道該去哪裡買錘子、螺絲刀、油漆和刷子，這些都能在西克爾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點半到下午六點間去買，六點鐘店主會讓員工回家吃飯。
對於珀爾來說，更多的發現來自於房東家的孩子們。
穆迪是第一個遊蕩到溫斯洛路出租屋的房東家的小孩，因為他聽母親對父親描述了他們家的新房客。“她是個藝術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訴丈夫。理查德森先生問是哪種藝術家，她開玩笑地說：“艱苦樸素的那種。”
“別擔心，”她向丈夫保證，“她給了我一筆押金。”“這並不意味著她會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說。但他倆都知道，這點房租不算什麼——樓上的房子出租，每個月的租金最多隻有三百美元——他們肯定不會只靠這筆小錢過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辯護律師，理查德森太太在當地報社《陽光日報》社上班，溫斯洛路的房子對現在的他們而言無足輕重，不過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兒小的時候投資的一點兒私產。然而，當年正是這房子的租金幫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學的學費，後來，理查德森太太還是初出茅廬的小記者的時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貼補”（這是她母親的原話），然後她嫁給了比爾·理查德森，成為理查德森太太，兩人在西克爾高地貸款買了一棟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燒掉的那一棟），又主要依靠這筆錢還清了每個月的房貸。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幾個月內相繼去世，她繼承了溫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幾年早就賣掉了老房子，住進護理中心，但溫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們的護理費，當然，現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沒有賣掉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紀念而已。
所以，租金無關緊要，樓上樓下加起來也不過每月五百美元，只夠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費用。去年他們用這筆錢去了馬撒葡萄園島旅遊，在那兒，萊克西的仰泳技術突飛猛進，崔普迷倒了一大群當地女孩，穆迪曬爆了皮，至於伊奇，在家人的脅迫下，她終於同意到海灘上去轉轉——然而衣著保守，腳上套著馬丁靴，面有慍色。話說回來，即便沒有這筆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夠的錢度假，而正由於房租並非他們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別介意房客是什麼樣的人，因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從小就教她與人為善。他們每年都會給動物保護協會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捐款，並且經常參加當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輪社的無聲拍賣會上，還為女兒拍下過一隻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將租房子這件事看成慈善之舉，租價定得很低，雖然克利夫蘭的房地產價格便宜，但好社群——比如西克爾高地——的公寓相對貴得多，她只租給那些她認為有資格租住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得到命運垂青的好人，這讓她有種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楊先生是她繼承出租屋後迎來的第一位房客，他是來自中國香港的移民，在美國舉目無親，講英文時磕磕巴巴，口音濃重，儘管已經來美國許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沒有減弱。和他說話時，聽到似懂非懂之處，理查德森太太只能點頭微笑，但她覺得楊先生是個好人：他為勞雷爾學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學校——開校車和打雜，工作十分努力。僅靠那點微薄的收入，他永遠無法住進這樣的好社群，只能到偏遠的巴克艾路找一處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東克利夫蘭的那片綠化不足的三角地碰運氣——那裡經常被誤認為是唐人街，房租異常低廉，到處都是被遺棄的舊房子，警笛每晚至少會響一次。況且，楊先生把溫斯洛路的出租屋當成自己的房子來愛護，他會親自修理漏水的水龍頭，修補門前的水泥地，還把那個簡直比郵票大不了多少的後院整治成了鬱鬱蔥蔥的小花園。每年夏天，他都會把自己在園子裡種的“中國瓜”分給她，彷彿繳納十一稅，雖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這種異國瓜果——綠玉色的皮上佈滿皺紋和令人不安的細小絨毛——該怎麼吃，但她讚賞他的體貼。總之，楊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報，也同樣會感念她的善意。
為樓上的房子找租客的過程卻沒有那麼成功，而且幾乎每年都要換一次房客：第一位來租房子的是個剛剛被音樂學院聘為教師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個四十多歲的離婚女人，然後是一對剛從克利夫蘭州立大學畢業的年輕夫婦。他們或多或少都有點兒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條件，然而沒有一個待得久的：大提琴手應聘克利夫蘭交響樂團首席大提琴的職位失敗，黯然離開，去了別的城市；離婚女人只談了四個月的戀愛，閃電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進了萊克伍德的嶄新公寓；而那對看上去彼此深愛的年輕夫婦，卻在十八個月斷斷續續的爭吵之後分道揚鑣，先後離開出租屋，他們不僅違反了租約，還摔碎了好幾個花瓶，在牆皮上留下三處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處竟然在天花板上。
理查德森太太決定接受教訓，這一次，她會更加小心地選擇房客。她請楊先生修補了樓上的牆皮，然後開始慢慢地尋找滿意的租客。溫斯洛路18434號信箱（上戶）足足空置了將近半年，她才迎來了米婭·沃倫和她的女兒。米婭是單身母親，談吐文雅，還是搞藝術的，女兒也讓她教育得彬彬有禮，看上去既可愛又聰明。
“我聽說西克爾的學校是克利夫蘭最好的，”米婭說，“珀爾現在已經開始選修大學課程了，可我負擔不起私立學校。”她瞥了一眼安靜地站在空蕩蕩的起居室裡的珀爾，女孩扣著兩隻手，規規矩矩地擱在身前，臉上掛著靦腆的微笑。母女倆彼此對望的溫柔眼神觸動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心絃，她立刻向米婭保證說，西克爾的學校的確是最好的，珀爾入校後可以參加大學預修班，學校裡有科學實驗室、天文館，還能選修五種語言。
“如果她感興趣的話，可以加入戲劇社，”她補充道，“我女兒萊克西去年在戲劇社的《仲夏夜之夢》裡演海倫娜。”她告訴米婭，西克爾高地的教育圈有句廣為流傳的名言：“社群好不好，看學校就知道。”所以，儘管西克爾的房地產稅是周邊最高的，可這筆錢交得絕對物有所值。“雖然你只是租房子，但也能享受到本地居民享受的所有福利，而且沒有任何負擔。”理查德森太太笑著說，想象著面前這個女人和她的女兒在溫斯洛路的公寓裡安頓下來，珀爾在廚房的桌子上做功課，米婭在可以俯瞰後院的小陽臺上畫畫或者做雕塑（當然這也是理查德森太太的想象，米婭並沒有告訴房東她是搞什麼藝術的），她感到心滿意足。
聽了母親對新房客的描述，比起米婭的“藝術家”身份，穆迪對她女兒的“聰明”更感興趣。母女倆搬進新居之後，沒過幾天，他的好奇心佔了上風，決定騎車過去一探究竟。他的腳踏車是一輛“施文”牌的死飛，還是他父親很久以前住在印第安納的時候買的。西克爾高地沒人騎腳踏車，也沒人搭公交：大家要麼自己開車，要麼坐別人開的車，但是穆迪除外，因為春天時他才滿十六歲（開車的年齡），他也不願麻煩萊克西或者崔普開車載他。
穆迪蹬車出了家門，騎過帕克蘭路的一長段拐彎和鴨池塘（他從沒在這個池塘裡見過什麼鴨子，只有一群脾氣暴躁的加拿大野鵝），穿過範-阿肯大道和幾條輕軌鐵路，來到溫斯洛路，雖然不怎麼到這邊來——理查德森夫婦不會讓孩子們幫忙照料出租屋的事——但他知道出租屋的位置。穆迪還小的時候，有那麼幾次，他母親曾經開車帶他經過出租屋，把車停在門口，母親進去放東西，他坐在沒熄火的車裡等她時，他會漫不經心地打量院子裡的那棵桃樹，撥弄車上的收音機。可他母親也不是經常過去（尋找租戶的時候除外），出租屋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房客自己打理。腳踏車的輪子在人行道的砂岩路磚上顛簸起來的時候，穆迪才意識到，他從來沒有進過出租屋，不知道里面是什麼樣的，他也不確定理查德森家的其他孩子是否進去過。
房前的草坪上，珀爾正在仔細地清點一張木床的部件，從街對面騎車過來的穆迪一眼就瞥見了這個穿長裙子、寬鬆T恤的苗條女孩，T恤上還印著一句他看不太清楚的話，她的頭髮又長又卷，紮成一條粗厚濃密的馬尾，垂在脊背上，似乎隨時都能爆開。她把床頭板平放在牆根的花壇旁，床欄和兩旁的遮板整齊地擺放在相應的位置，如同根根分明的肋骨，看上去就像這張木床剛剛愜意地做了個深呼吸，懶洋洋地躺在草坪上，攤開四肢休息起來。穆迪躲在一棵樹後面，探出頭去暗中觀察，只見珀爾慢慢地踱到停在車道上的一輛四扇門全開著的大眾車後面，從後座取出床尾板。他很好奇，不知道這對母女運用了何等高超的“俄羅斯方塊”遊戲技巧，把這麼多的木床部件全部塞進這輛空間極其有限的小型車。珀爾搬著床尾板穿過草坪，把它擱在床頭板對面時，他才發現她赤著腳，然後，他疑惑地看到她踏進兩塊板中間的那片長方形空地（就是該放床墊的位置），仰面往地上一倒。
出租屋二樓的一扇窗戶“嘩啦啦”地被人推開，米婭露出腦袋：“都齊了？”
“少了兩塊板。”珀爾回答。
“我們會想辦法補齊的。不，等等，你先別動。”米婭的腦袋縮了回去。過了一會兒，她拿著一臺相機——真正的相機，鏡頭粗長，好像一隻大錫罐——出現在視窗，珀爾躺在地上沒動，盯著被烏雲遮住一半的天空，米婭幾乎把半個身子都探到了窗外，調整著鏡頭的角度。穆迪屏住呼吸，擔心相機可能會從她手上滑到她女兒臉上，也害怕米婭可能頭朝下墜到草地上，幸而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米婭專注地盯著取景器，腦袋跟著搖來晃去，相機擋住了她的臉，但沒有擋住頭髮，她那一頭暗色的捲髮看起來就像籠罩在相機周圍的黑色光環。後來，看到洗出來的照片，穆迪的第一個感想是，珀爾就像一塊精緻的化石，曾經是一隻被遠古巨獸吞進腹中的小動物，幾百萬年後，巨獸化為骨架，化石顯露出來。他還覺得她像個展開翅膀仰臥著休息的天使，可是，再端詳一陣，他又改變了看法，認為她無非是個在一張綠色的大床上睡覺的普通女孩，或許還在等待她的戀人走過去，躺在她的身邊。
“好了，”米婭對樓下喊道，“拍完啦。”她滑進窗戶裡，珀爾坐起來，望向街對面，兩道視線直射在穆迪身上。他的心跳一下子變快了。
“你想過來幫忙嗎？”她說，“還是繼續站在那兒？”
穆迪不記得自己是怎麼穿過馬路，把腳踏車停在出租屋門口，和珀爾彼此介紹的，他覺得自己彷彿一直都知道她叫什麼，她也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不知怎麼，他和珀爾似乎已經認識很久了。
兩人一起把床架的部件搬進狹窄的樓梯間，起居室裡還沒擺傢俱，角落裡有一摞紙箱，地板中央鋪著一塊大紅地毯。
“走這邊。”珀爾抬著幾塊床板的一頭，引著穆迪走進較大的一間臥室，屋裡空蕩蕩的，只有一塊已經褪色但乾淨的雙人床墊靠牆擺著。
“給你，”米婭說，她把一隻鋼製的工具箱擱在珀爾腳邊，“你肯定需要這些。”又對穆迪笑笑，彷彿他是一位老朋友，“缺了什麼再叫我。”然後她就退到走廊裡去了，過了一會兒，兩人聽到外面傳來紙箱上的膠帶被撕開的聲音。
珀爾用起工具來很老練，像個專家，很快就裝好了床頭板和側板，穆迪坐在敞開的工具箱旁邊，敬畏地看著她。在他們家，假如什麼東西——比如廚具、洗衣機什麼的——壞了，他母親會打電話叫修理工來修，或者直接丟掉換新的。每隔三四年，起居室裡的所有傢俱都會被他母親換一遍，舊物直接搬進地下室，地下室裡更舊的那一批則會捐獻給西區的青少年之家，或者送到市區的婦女收容所。他父親也不在車庫修車，汽車發出怪聲的時候，他會直接開到“強力扳手”修車店，二十年來，理查德森家的每一輛車都是在那裡維修保養的。穆迪意識到，他自己唯一一次擺弄工具還是在八年級的木工課上：全班人分為幾組，一組量木材尺寸，一組切割木頭，另一組打磨拋光。到了期末，每個人都盡己所能，將零部件拼合在一起，做成一隻小盒子形狀的糖果分配器，拉一下手柄就會吐出三塊糖。崔普前一年就做過一隻一樣的，萊克西大前年在木工課上也做過一隻，最後又輪到了伊奇。儘管木工課要上一學期，儘管四個一模一樣的糖果分配器現在還擺在他們家的某個地方，穆迪卻不敢說理查德森家的每個人除了使用飛利浦螺絲刀之外還會駕馭別的工具。
“你怎麼學會做這些的？”他把另一塊床板遞給珀爾。
珀爾聳聳肩。“跟我媽學的。”她說。一隻手把板條擺在合適的位置，牢牢按住，另一隻手在地毯上的螺絲堆裡翻找。
組裝完成後，穆迪發現這是一張老式的帶床柱的床，童話裡的金髮姑娘睡的那種。
“你們從哪裡弄來的這張床？”穆迪擺好床墊，跳上去試了試彈性。
珀爾把螺絲刀收進工具箱，鎖好箱蓋。“撿來的。”
她往床上一坐，背靠著床尾板，伸展雙腿，仰面凝視天花板，似乎在測試床的舒適程度。穆迪坐在床頭靠近她腳的位置，珀爾的腳趾縫裡和小腿肚上沾了些青草，裙子下襬上也有，聞起來就像新鮮空氣和薄荷洗髮水。
“這是我的房間。”她突然說。穆迪一下子跳起來。“對不起。”他覺得臉頰熱熱的。
珀爾瞥了他一眼，似乎剛才已經忘記了他的存在，而那句話是她的自言自語。“噢，”她說，“我不是那個意思。”她從腳趾縫裡拽出一根草葉，丟到一邊，他們看著草葉落到地毯上，過了一會兒她才開口：“我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房間。”
穆迪思考了一下她說的話。“你是說，你一直需要和別人分享房間？”他試著想象假如自己和崔普共用房間會是什麼樣的情景，崔普喜歡把髒襪子和體育雜誌四處亂扔，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擰開收音機——收音機的頻道始終設定在調頻92.3，好像一天聽不到那個臺播放的低音搖滾，他的心臟就會停跳似的。度假時，理查德森家總是會訂三間房：一間給理查德森先生和太太，一間給萊克西和伊奇，一間給崔普和穆迪——早餐桌上，崔普有時會嘲笑穆迪晚上說夢話。對於珀爾和她母親不得不共住一間房這件事，穆迪簡直不相信人會窮到這種程度。
珀爾搖搖頭：“我們以前沒有自己的房子。”穆迪很想告訴她，這可不是什麼房子，充其量只算正常房子的一半。珀爾的指尖沿著床墊的邊沿划動，在每一個凹下去的花紋上打著圈。
穆迪並不知道現在她腦子裡回憶著什麼：和母親住在厄巴納時，廚房裡的爐子很難用，必須用火柴點燃；她們在米德爾伯裡的住處要爬五層樓；奧卡拉的房子後院雜草叢生；曼西的公寓煙囪經常倒煙，前房客喜歡在起居室溜他的寵物兔，到處都是兔牙啃出來的洞，還有好幾塊可疑的汙漬。幾年前，她們在安娜堡從二房東手裡租來一套公寓，雖然只住了六個月，但她幾乎不捨得搬走。因為二房東家有個女兒，可能比她大不了一兩歲，每天她都會玩那個幸運的女孩留下的小馬玩具，坐她的兒童扶手椅，躺在她那張有白色床帳的小床上睡覺，有時候到了半夜，趁母親睡熟之後，珀爾會輕輕擰開床頭燈，敞開那個女孩的衣櫃，試穿她的衣服和鞋，即使它們對她來說有點兒大。房子裡到處是女孩的照片——壁爐架、床頭櫃、起居室裡都有，樓梯間裡掛著一大幅漂亮的藝術照，照片裡的女孩手託著下巴——正因為有這些女孩們喜歡的擺設，珀爾很容易就能假裝這裡是自己的房子，把別人的傢俱、房間和人生想象成自己的。二房東一家從度假屋回來之後，珀爾甚至不敢看那個女孩——她曬黑了，也長高了，衣櫃裡的那些衣服對她而言已經太小。搬去拉斐特（她們在那裡住了八個月）的路上，珀爾哭了一路，連從女孩那裡偷來的小瓷馬也絲毫無法安撫她。偷走小瓷馬後，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好多天，但人家並沒有來找她，看來他們根本不在意，或者壓根兒沒去注意——意識到這一點，她覺得更傷心了：別人不重視的東西，她卻視若珍寶。她母親一定也有同感，因為她再也沒有找過轉租房，自此之後，珀爾就更喜歡自己佈置空蕩蕩的公寓，不願使用別人留下來的東西。
“我們經常搬家，我媽住煩了就搬。”她挑釁地看著他，眼神近乎憤怒，穆迪先前覺得她的眼珠是淡褐色的，現在卻發現它們是深綠玉色——從那天上午開始，他的人生被分成了從前和以後，他時常會比較這個轉折點之前與之後的不同。
“你明天打算幹什麼？”他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