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幾周，穆迪每天都會問珀爾同樣的問題。兩人去他的母校費諾韋小學玩，在操場上爬單槓，走獨木橋。他帶著珀爾到德雷格買熱軟糖聖代，像小孩那樣在蹄鐵湖爬樹和餵鴨子。坐在“真情”餐館的高背木椅上吃薯條和培根，往點唱機裡投幣點歌，聽《大火球》和《嘿，裘德》。
“帶我去看看西克爾教徒吧。”有一次，珀爾向穆迪提議，穆迪笑起來。
他說：“西克爾高地現在沒有西克爾教徒，他們已經死絕了，因為他們認為性是邪惡的。他們只給這個鎮留下一個名字。”
然而穆迪只說對了一半，他和鎮上的大多數孩子都不怎麼了解當地的歷史。西克爾教徒確實很久以前就離開了這片曾經屬於他們的土地，直到1997年夏天，全世界僅剩十二位教徒，但建設這裡的時候，西克爾高地的規劃者所採取的原則與多年前在此生活的西克爾教徒的理念大同小異——他們都認為規則是秩序之母，是營造和諧的關鍵，因此一切都應該得到管理：比如早晨幾點起床，窗簾該是什麼顏色，男人的頭髮該留多長，禱告時如何交叉雙手（右手拇指壓在左手拇指上方）。西克爾教徒相信，假如他們做到每個細節都有規劃，就能創造出人間天堂、世外桃源，而在描繪西克爾高地的宜居情景的廣告中，後來的規劃者也將此地形容為“克利夫蘭山巔的彩虹”，在這裡居住，好比從聖潔的雲端俯瞰克利夫蘭的骯髒濁世。總之，“一絲不苟”是西克爾人追求的目標，這四個字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滲透到土壤之中，把這片土地上長起來的一代代人全部培養成了完美主義者，對任何缺陷與不足都採取零容忍的態度，甚至連西克爾高地的青少年——他們與西克爾教派的唯一接觸就是在音樂課上演唱該教派的代表歌曲《樸實無華的禮物》——都能感受到迴盪在空氣中的那種追求完美的激情。
幫助珀爾熟悉西克爾高地的同時，穆迪也在瞭解米婭的藝術，還對沃倫一家變幻莫測的複雜財務狀況漸漸產生了認識。
穆迪從來不擔心錢不夠用，因為永遠沒有必要。當他按下開關，燈總會亮起；擰開水龍頭，水總會流出；冰箱裡的食物定期補充；飯桌上準時出現一日三餐。從十歲起，他就有了零花錢，起初是每週五美元，後來根據通脹率和年齡的增長穩步增加，一直達到目前的二十美元。除此之外，親戚送的生日禮物裡面經常有摺疊起來的鈔票，收到的書多得看不完，有時也會收到CD和新的吉他弦。總之，他從來不會為了生活的需要發愁。
米婭和珀爾過的則是節衣縮食、精打細算的日子，以省錢乃至不花錢為目標。搬來不過幾周，她們就打聽到了克利夫蘭地區每一處救世軍商店、聖文森特修會和古德維爾慈善超市的地址。剛搬來的那周，米婭已經在當地的中餐館“幸運宮”找到了工作：每週的下午和晚上在前臺打包外賣。她們很快了解到，論中餐館，雖然西克爾的每個人都更願意去幾個街區之外的“東方明珠”就餐，但“幸運宮”的外賣生意很好。除了米婭的小時工收入，服務員們還分給她一份小費收入，假如食物出現剩餘，她可以帶一些回家——包括涼掉的米飯、賣不完的咕嚕肉和青菜——這些吃的足夠她和珀爾支撐大半個星期。雖然擁有的物資少得可憐，但米婭十分擅長重新調配各種資源，比如帶回家的撈麵只有面，缺少醬汁，她就加一些義大利麵的醬汁，放幾片牛肉拌著吃；從二手商店買來的舊床單可以改成窗簾、桌布或者枕套。這讓穆迪想起數學課上講到的概念“實用組合”：可以用多少種方法組合木薯煎餅和不同的餡料？米飯、豬肉和胡椒又有多少種不同的組合方法？
“你媽媽為什麼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有天下午，穆迪問珀爾，“如果每天多工作幾個小時，她肯定能賺到更多的錢，哪怕是在‘東方明珠’之類的地方找份正職也好啊。”瞭解到米婭的工作之後，對於這個問題，他已經思考了整整一週：假如她每天多工作幾小時，就能買得起真正的沙發和像樣的食物了，說不定還能負擔得起電視機呢。
珀爾皺起眉頭盯著他看，彷彿根本聽不懂他的問題似的。
“可她有工作啊，”她說，“她是個藝術家。”
她們已經這樣生活了許多年：米婭每天出門做幾個小時的兼職，賺一點僅夠兩人活下去的錢。從記事開始，珀爾就明白了一個事實：她母親的真正工作是藝術，出門賺錢是為了滿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質上不過是讓她的藝術事業得以繼續的手段。她母親每天都要投入若干小時進行藝術創作，儘管穆迪起初並沒有意識到米婭在做什麼：她有時待在臨時搭建的“暗室”——地下室洗衣間——裡洗照片，有時坐在那裡讀上一天書，有時站在起居室的視窗望著外面的樹木發呆。反正在穆迪眼裡，這些行為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聯絡，如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烹飪雜誌、汽車說明書和從圖書館借來的埃莉諾·羅斯福的精裝硬麵傳記這三種東西一樣，完全不搭界，根本不會讓他想到她是在工作。有天上午，他過來找珀爾，看到米婭拿著個線圈在玩翻花繩，兩人回來時，米婭還在玩，只不過手上的花繩樣式比他們離開時繁複了許多，突然，她把手一鬆，花繩又變回了那個簡單的線圈，然後她繼續玩起來。“這是常規工作的一部分。”珀爾面無表情地告訴穆迪，顯然已經見怪不怪了。
有時候，米婭會揹著相機出去，但更有可能花上幾天甚至幾周的時間進行外出拍攝的準備，而真正拍照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穆迪發現，米婭並不把自己視為攝影師，她認為攝影的本質是記錄，他很快意識到，在米婭眼中，攝影無非是一種工具，對她而言，相當於畫師手中的筆和雕塑家的雕刻刀。
照片沖洗出來之後，她會加以修飾。比如用華麗的狂歡節面具擋住照片裡的人臉，或者直接剪下上面的人物，給他們“穿上”從時尚雜誌上剪下來的“衣服”。有一張照片拍的是乾淨整潔的廚房，米婭在沖印好的相紙上灑了幾滴檸檬水，營造出廚房被“汙染”的感覺；還有一張拍的是晾衣繩上掛了一排衣服，她把漂白劑塗在上面，在晾衣繩周圍製造出幾團“鬼魂”般的白點，繩子本身也被扭曲了。另一組照片，每一張都小心地做過了雙重曝光處理：一座摩天大樓的遠景與她自己的中指的影像相重疊；一隻躺在人行道上、翅膀展開的死鳥與藍天重疊，除了眼睛是閉著的，它看上去真的像是在藍天上飛翔。
米婭的工作風格魄力十足，只保留她喜歡的照片，扔掉其餘的。靈感枯竭的時候，她就把每張照片都洗出來，毀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賣。”穆迪問她為什麼不多洗幾張的時候，她漫不經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爾會給珀爾拍一張，比如女兒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間那次，但她從來不把珀爾的照片用於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爾告訴穆迪，米婭做了一組自拍，在照片裡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絲花邊、馬慄樹的葉子、潮溼柔軟的海星——擋著臉，最後忙了一個月，把照片的數量精簡到了八張。它們既美麗又令人毛骨悚然，珀爾到現在依舊印象深刻：母親明亮的眼睛從海星的觸手之間向外窺探，好像一顆閃光的珍珠。可最後米婭還是燒掉了這組照片和底片，原因連珀爾都無法理解。“你花了那麼多時間，”珀爾問母親，“就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個響指，“把它們全都燒成灰？”
“我覺得效果不好。”米婭只回答了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來並且賣掉的照片，都是相當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華轉租房的時候，米婭把房東們的許多傢俱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種奇怪的裝飾——像她手指一樣粗的螺栓、原木橫樑、單獨的腳掌——組合成動物的樣子。比如把一張笨重的十九世紀書桌變成“公牛”，兩側的抽屜是粗壯的“牛腿”，抽屜上的鑄鐵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閃光的“陰囊”，一把呈扇形攤開的筆從桌子裡探出來，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爾的幫助下，米婭將這些部件擺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營造出霧氣蒸騰的背景，然後她親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後把書桌重新拼好；她把一隻破舊不堪、已經碎成拱形金屬網的中式鳥籠組裝成一隻老鷹，它伸展的“翅膀”有著黃銅組成的骨架，彷彿正要起飛；她在一張沙發裡填充了許多東西，把它變得鼓鼓囊囊的，裝扮成一頭“大象”，象鼻子高高揚起，好像在吹奏管絃樂。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動物的形象難以置信地精緻逼真，只有湊近了才能看出它們是什麼做的。透過朋友安妮塔——紐約一家畫廊的老闆——米婭賣出了不少這種照片。珀爾沒去過紐約，也沒見過安妮塔，米婭則討厭紐約，永遠不會到那裡去宣傳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婭在電話裡告訴這位朋友，“我非常愛你，但我不能去紐約做展示，不，哪怕這樣能賣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頓了頓，又說，“我知道會有這樣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經盡了力，我已經很滿足了。”儘管如此，安妮塔還是設法賣出了六七套照片，這意味著米婭可以在接下來的半年中留在家裡搞新專案，不用出去幫人打掃房子了。
珀爾的母親是這樣工作的：用四到六個月時間完成一個專案，然後開始下一個。她馬不停蹄地工作，做出一組照片，交給安妮塔——透過她的畫廊，至少能賣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起初的售價很便宜——幾百美元一幅，米婭有時候不得不同時接兩份甚至三份工作。隨著時間的推移，她的作品得到了藝術界的認可，安妮塔能以更高的價格賣出更多的照片，足夠支付米婭和珀爾的賬單——食物、房租和大眾車的油費——甚至還能付給安妮塔百分之五十的抽成。“有時候一幅照片能賺到兩三千美元。”珀爾驕傲地告訴穆迪，穆迪迅速心算了一下：假如米婭每年賣出十幅照片……
有些照片卻賣得沒有那麼好——比如米婭的“骨骼葉脈”攝影系列，只賣出一幅，為此，專案完成後，她一連幾個月都不得不去做些奇怪的工作：打掃房屋、插花、裝飾糕點。好在凡是需要動手的活計她都擅長。她傾向於選擇一些不用直接與顧客打交道的工作，因為這樣她就有了獨處和思考的時間，像服務員、秘書和售貨員之類的職位都不在她的考慮之列。“我做過一次售貨員，那時你還沒出生，”她告訴珀爾，“但只堅持了一天。一天。經理不停地嘮叨，指揮我把衣服掛回架子上去，顧客會偷偷把衣服上的珠子扯下來，拿給我們要求打折出售。我寧願給人家擦地板——只要讓我一個人在房子裡待著——也不願意幹這個。”
好在米婭的其他作品確實有銷量，而且獲得了關注。某個系列——做了一段時間的裁縫之後，米婭開始準備這個專案——的收入，足足支撐了母女倆接近一年的開銷。她去二手商店買來一批舊動物玩具——褪色的泰迪熊、破爛的毛絨小狗、開線的兔子——越便宜越好。回到家，她把這些玩具的接縫拆開，掏出裡面的填充物翻曬，清洗外皮，重新拋光眼珠，然後再把它們縫到一起——但外皮是翻過來的，裡面的部分朝外——看上去有種詭異的美感，磨舊了的粗糙毛皮很像天鵝絨。動物玩偶的神情姿態也有變化：背部和頸部更挺直，豎起來的耳朵更加靈動，眼神清澈了許多，彷彿經歷了轉世重生，透出一股更為老成、大膽和睿智的氣質。珀爾喜歡看米婭工作：她母親趴在廚房的桌子上，用外科醫生的工具——手術刀、針頭和鑷子——將破舊的玩具改造成藝術品。這套作品的每一幅都被安妮塔賣了出去，據她說，其中一幅還被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收藏了，她懇求米婭再創作一套類似的作品，或者至少加印本，然而米婭表示拒絕。“這個創意已經完成了，”她說，“現在我要處理其他創意了。”她就是這樣與眾不同，而且總能想出新點子。珀爾很肯定，米婭總有一天會出名；總有一天，她親愛的媽媽會躋身“那些藝術家”的行列，比如庫寧、沃霍爾和奧基弗，大家都知道他們的名字，這也是她不介意她們現在過的這種缺衣少食的動盪生活的原因之一；總有一天，每個人都會看到她母親的才華。
對穆迪而言，母女倆的存在方式突破了他的想象，旁觀沃倫一家的生活就像欣賞魔術，是種奇妙的體驗，他彷彿眼睜睜地看著她們把一隻空杯子變成一個閃閃發光的銀罐子，從絲綢大禮帽底下憑空拖出一塊熱氣騰騰的餡餅；又像是親眼目睹魯濱孫是如何在荒島上奮力求生的。與米婭和珀爾相處的時間越多，他就越對她們著迷。
穆迪還了解到她們以前是如何四處流浪的。兩人喜歡輕裝簡行：一路上只帶兩隻盤子、兩個杯子、幾件不成套的餐具和一包換洗衣服，當然還有米婭的相機。夏天，她們會搖下車窗上路，因為“兔子”沒有空調；冬天，她們晚上開車，汲取一點兒發動機的溫度，白天把車停在陽光照得到的地方，在車上睡到日落再出發。不冷不熱的晚上，米婭會把行李堆到前排擱腳的地方，和女兒合蓋一條行軍毯，躺在後座上睡覺。為了保護隱私，她們在後車窗和前排座位的頭枕之間撐起一塊床單，權當帳篷。到了吃飯的時間，她們把車停在路邊，躲在駕駛座後方吃紙袋裡裝著的食物：麵包、花生醬、水果，有時配著薩拉米香腸或者義大利辣香腸（假如米婭能夠買到打折香腸的話）。有時她們會一連開上幾天甚至幾周的車，直到米婭覺得到了合適的地方才會停下來。
在米婭覺得合適的地方，她們會租下一處公寓：通常是單間的，有時與人合租，總之怎麼便宜怎麼來。租金最好按月支付，因為米婭不喜歡被束縛。她們會用舊物佈置新居，讓房子變得勉強能住。米婭會送珀爾進當地的學校讀書，自己則找一份足夠支撐兩人生活的工作，然後就開始她的下一個專案，直到三個月、四個月或者六個月之後，她創造出一組新的照片，寄給紐約的安妮塔。
晚上珀爾睡著後，她會把浴室佈置成沖洗照片的暗室：洗印照片的托盤擺在浴缸裡，在花灑上拴一條晾衣繩用來晾底片，門底下的縫裡塞一條毛巾，防止透光。工作結束後，她就把托盤摞好，把照片放大機塞進包裝盒，化學藥劑藏到水槽下，仔細擦洗浴缸，所以每天早晨珀爾洗澡時，浴缸總是白得發亮，看不出任何可疑的痕跡。上床睡覺前，米婭會敞開浴室的窗戶通風，珀爾醒來後，顯影劑的酸味也會消失。米婭一旦把照片寄給安妮塔，珀爾就知道，她們又該打包行李動身了，下一個迴圈即將開始：新地方、新專案，然後再搬到別的地方去。
然而這次不一樣。“我們準備留下來，”珀爾告訴穆迪，他突然感到心底一陣雀躍，好像一隻充多了氣的氣球，“媽媽已經答應我了，這一次，我們再也不搬了。”
毫無疑問，她們這種周遊式的藝術家生活對穆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有一顆追求浪漫的心，雖然每學期都被評為優等生，但不喜歡循規蹈矩，夢想著離開學校，像傑克·凱魯亞克那樣四處漫遊——在旅途中寫歌（凱魯亞克是寫詩的）。逛舊書店時，他淘到過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和《達摩流浪者》，還有弗蘭克·奧哈拉、萊納、瑪麗亞·里爾克和聶魯達的詩集，而且，他欣喜地發現，珀爾也有著詩意的靈魂。當然，她讀的書沒有他多，因為她們經常搬家，但她的童年時光大部分在圖書館度過，每當就讀一所新學校，這個新來的女孩總是徘徊在圖書館的書架間，汲取書中的一切，彷彿它們是生存必需的空氣。她想成為詩人，把最喜歡的詩句全部抄寫在一個皺巴巴的線圈筆記本里，隨身攜帶。“這樣它們就總是跟我在一起了。”她說。當她終於把本子上的一部分詩給穆迪看時，他興奮得說不出話來，眼睛彷彿都被她手寫的花體字母吸了進去。“真美。”他嘆道。珀爾的臉一下子熱起來，像個亮閃閃的紅燈籠。第二天，穆迪帶來了他的吉他，教她彈三和絃，有點兒羞怯地唱了一支自己寫的歌給她聽，他從來沒為別的人唱過這些歌。
他很快發現，珀爾的記憶力驚人，簡直過目不忘。她記得《大憲章》的簽署日期、歷史上的英格蘭國王的名字，還能按照順序背誦美國曆屆總統的名字。穆迪的好成績來自於刻苦努力和時常溫習寫有知識要點的記憶卡片，但對珀爾來說，學習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一道數學題，她似乎只要看上幾眼，就能憑直覺選出正確答案，穆迪卻需要反覆演算才能得出同樣的結果；讀過一篇文章，她能馬上抓住概要或者看出其中的邏輯缺陷，好比面對一堆散亂的拼圖小塊，無需參考樣圖就能把它們正確組合起來。珀爾的頭腦像是一臺超級計算機，穆迪只能羨慕它的執行速度和輕而易舉解決問題的效率，哪怕只是單純地旁觀它處理資訊的過程，也是一種純粹的樂趣和享受。
與珀爾相處的時間越久，穆迪就越覺得自己好像同時置身兩處。他只要一有時間就和珀爾待在一起，和她去餐館，坐在樹杈上，看著她那雙大眼睛極為好奇地打量周圍的一切。他會給她講愚蠢的笑話和故事，還有生活中的瑣事，只要能逗她笑。與此同時，他的大腦彷彿生出翅膀，在城市上空盤旋，拼命尋找下一個可以帶她去的地方，向她展示克利夫蘭郊區的更多風景，因為他篤定地認為，假如再也找不出這樣的地方，她會立刻消失。他覺得，兩人一起吃飯時，她已經開始無聊地對著盤子裡的薯條和凝結的乳酪塊發起了呆，他幾乎可以肯定，她的目光已經飄到了遙遠的湖對岸。
為此，穆迪作出了一個他將在餘生中不斷質疑的決定。他一直沒有對家人談論過珀爾或她母親的任何事，像一條護衛財寶的龍一樣守護著他們的友誼，沉默而貪婪。其實，內心深處，他有種預感，假如告訴了別人，就會毀掉現在的一切，就像童話故事裡講的那樣，如果你把魔法的秘密說出去，魔法就會失效，或者遭到濫用。要是他始終相信自己的預感，守口如瓶的話，也許未來會十分不同，珀爾可能永遠不會見到他的母親、父親、萊克西、崔普或者伊奇，就算以後偶然見到，也不過是和他們點頭打個招呼，不會進一步結識。她和她母親或許就可以永遠留在西克爾高地，一如她們原先的計劃；十一個月之後，理查德森家的房子可能還會好端端地立在那裡。然而，為了取悅珀爾，穆迪已經帶她轉遍了他能想到的好玩的去處，假如他是理查德森家的別的孩子，事情或許會有所不同。因為與他相反，他的哥哥和姐妹們就從不擔心別人是否會喜歡他們——萊克西天性隨和，笑容魅力十足；崔普長相帥氣，還有一對迷人的酒窩。人們有什麼理由不喜歡他們？他們又為什麼會去擔心這樣的問題？至於伊奇，則更簡單，她根本不在乎別人對她的看法。但穆迪既不像萊克西那樣和藹親切，也沒有崔普那種玩世不恭的魅力，更不具備伊奇的自信，現在，他覺得只有把家人介紹給珀爾，才能進一步獲得她的好感，所以，七月末的一個下午，他對她說：“到我家來吧，見見我的家人。”
第一次走進理查德森家的房子，珀爾在距離大門一英尺的地方停住了。不過是座房子而已，她告訴自己。穆迪住在這裡。然而即便如此，她還是有種不現實的感覺，穆迪站在人行道上，近乎羞怯地朝著大門點點頭，告訴她：“就是這裡。”她說：“你住在這兒？”並非房子龐大的面積令她驚奇——因為這條街上的每座房子都很大，雖然才來西克爾三週，但她見過更大的房子——而是草坪的翠綠、磚縫間白得耀眼的砂漿、溫柔的微風中沙沙作響的楓葉，以及微風本身，使她震撼，還有大門入口處洗滌劑的味道、烹飪的飯香和青草的香氣、角落裡有點兒卷邊的地墊，似乎剛剛有人把它弄亂，忘記了整理……與其說她走進一座房子，不如說她這才明白“房子”真正意味著什麼，初次觸及“房屋”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親眼看到她過去只有耳聞的東西，她能聽到遠處的房間裡傳來的聲音——電視廣告片裡的人聲、微波爐的嗡嗡聲——但都朦朧而不真切，彷彿一個遙遠的夢。
“來吧，進來。”穆迪說。於是她走了進去。
後來，珀爾猜想，為了給她留下好印象，理查德森一家必定事先安排，特意把家庭成員最完美的生活狀態展示給她看：
理查德森太太在廚房裡做餅乾，米婭就從來不願意幹這個，儘管有時在珀爾的懇求下，她也會買一塊加工好的麵糰，把它切成圓片，丟進烤箱。理查德森先生站在開闊的綠色草坪上，熟練地把一包木炭倒進銀光閃爍的烤爐。崔普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英俊得簡直不像真人，一條胳膊搭在靠背上，似乎在等待某個幸運的女孩過來坐在他身邊。窗前的萊克西被燦爛的陽光包圍，明亮的目光從電視螢幕轉向走進來的珀爾，好奇地開口問道：“啊哈，這是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