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塞比奧·洛佐拉緩緩唸誦了三遍主禱文。唸誦完畢，他開始傾訴內心對主的讚頌，並向祂祈求。他的思緒飄忽不定，卻總能回到當下；他的話語時斷時續，最終仍能連貫成句。他讚頌上帝，並向祂讚美自己的妻子。他祈求上帝保佑她和他們的孩子。他祈求上帝賜予他長久的支援與庇護。然後他反覆唸誦了二十多遍“基督聖體(1)”，一是因為他身為醫師——具體說是病理醫師——以研究人的身體為業，二是因為他身為上帝的信徒，以對主的承諾為念。他站起身，回到辦公桌前。
他自認是一名嚴謹的醫師。他開始審視剛剛寫完的一段話，目光酷似一個回望新犁過的壟溝的老農，想要確認自己的活兒幹得還不賴，壟溝裡能長出莊稼。他想要確認自己的報告足以闡明病因，這個段落是否達到了他一貫的高水準，它是否真實、清晰、簡明、確鑿？
他正在處理積壓的工作。今天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最後一天，距離新年只剩下幾個小時。幾天前，他剛象徵性地度過了一個淒涼的聖誕節——其實他也沒有過節的心情。桌上鋪滿了報告，有些擺在顯眼處，其餘的按重要程度錯落有致地疊放，還有一些等著結案歸檔。
辦公室裡很安靜，門外的走廊也靜悄悄的。布拉幹薩的人口不足三萬，但城中的聖弗朗西斯科醫院在上杜羅地區首屈一指。他在這間醫院擔任主任醫師。醫院的其他區域燈火通明，充斥著喧譁與忙碌——人們哭喊著衝進急救病區，病房裡的病人一個勁兒按鈴，把護士拖入無休止的對話。病理分析區位於這些喧鬧樓層之下的地下室，這裡總是闃然無聲，就像所有的病理分析區一樣。他希望把這種氣氛維持下去。
他加了三個詞，又劃掉一個。這個段落完成了。他最後讀了一遍。他認為，病理醫師是醫生當中唯一懂得寫作的。其他所有希波克拉底(2)的追隨者都把病人的康復視作自己的勝利，但他們寫下的那些文字——診斷、處方、治療建議——在他們眼中只是轉瞬即逝的必要工序。那些只求病人康復的醫生，一旦看到病患重新站起來，就會轉而處理下一個病患。誠然，每一天都會有病患步履輕盈地離開醫院。不過是個小意外，或只是偶染風寒——他們如此安慰自己。歐塞比奧會在重病患者身上花更多心思。他會留意那些病患離開醫院時蹣跚的腳步和蓬亂的頭髮，他們絕望的表情和眼中的恐懼。儘管百般不情願，他們清楚地知道，總有一天他們都在劫難逃。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吹滅生命脆弱的燭火。一股冷風在我們所有人身後追趕。當一截燃盡的蠟燭頭被送來，燈芯烏黑成灰，側面凝固著成行的燭淚，如果在葡萄牙布拉幹薩的聖弗朗西斯科醫院，負責處理的醫師要麼是他，要麼是他的同事何塞·奧塔維奧大夫。
每具遺體都是一本寫滿故事的書，每個器官都是一個章節，所有的章節由共同的敘述者來聯結。歐塞比奧的專長就是閱讀這些故事，用解剖刀翻開每一頁紙，最後在故事結尾處寫一篇讀書報告。報告必須準確反映他在“書”中所見。這像是一種冷靜務實的詩歌創作。和所有讀者一樣，他也受到好奇心的驅使。這具屍體上曾經發生過什麼？如何發生？為何發生？他搜尋那個手段高超、無可阻擋、此刻卻隱匿不見的影子，那個終將降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的影子。死亡是什麼？屍體躺在那裡，但那只是結果，而非死亡本身。當他找到一個嚴重腫大的淋巴結或長滿異樣皺紋的組織時，他知道自己正緊追死亡的足跡。但有趣的是，死亡出現時常常偽裝成生命，比如一團生長旺盛的異形細胞，或者，它像殺人犯一樣在逃離現場前留下一條線索：一把冒煙的槍、一條動脈外壁的硬化結塊。他總是在第一時間檢視死神的作品，那時它剛剛轉過牆角，衣角的沙沙聲沒入一片靜寂。
他靠在椅背上伸了個懶腰。椅子“吱呀”一聲響，彷彿上了歲數的骨頭。他注意到工作臺上有一份報告，就在顯微鏡靠牆擺放的位置。它怎麼會在那兒？工作臺下面的地板上又是什麼——另一份報告？還有他辦公桌上的玻璃杯——它已經乾透了，簡直是在積灰。他堅信適度飲水對於人體至關重要。生命在於潤澤。他應該把杯子洗淨，倒上新鮮清涼的水。他搖了搖頭。別再胡思亂想了。他有許多東西要記錄，不僅僅是用溶液和切片，還要透過文字。對於每一個案例，他必須收集病人的臨床病史、屍檢發現以及組織學分析結果，並將它們融合成清晰連貫的整體。他必須專注於工作。專注，說你呢，要專注。找到恰當的詞。再說，還有其他尚未完成的報告。有一篇他已經拖了很久，今晚必須完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已經放了好幾天了，一半曝露在空氣裡，一半泡在水裡，不久就會腐爛膨脹。
一陣響亮的敲門聲嚇了他一跳。他看了看錶。晚上十點半。
“進來！”他喊道。聲音裡難掩惱怒，如同水壺嘴裡噴出的蒸汽。
沒人進來。但他感覺到堅硬木門的另一側有一個沉默的存在。
“我說進來！”他再次大喊。
門把手依然沒有響動。病理學不是一門經常需要處理突發狀況的醫科。病人，或者說他們的活檢樣本，基本上總是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至於死者就更有耐心了，所以門外不大可能是一個接到緊急病例的醫護人員。況且病理醫師的辦公室都安排在外人不易找到的位置。有誰會在這個時辰，在新年前夜，費盡周折來醫院的地下室找他？
他心煩意亂地站起身，桌上的幾份報告被撞得一片散亂。他繞過桌子，握住門把手，拉開門。
他面前站著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面容和藹可親，長著一雙褐色的大眼睛，手裡拎著一個袋子。見到她他很驚訝。她看著他，張口說話，嗓音溫暖而低沉：“為何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唉哼的言語？我白天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我如水被倒出來。我的心在我胸中，如蠟融化。我的嘴唇枯乾，如同瓦片。啊，親愛的，快來助我！(3)”
歐塞比奧輕不可聞地嘆息一聲，不過這種情緒轉瞬即逝，他開心地笑了。門口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她偶爾會來辦公室看他，只是很少這麼晚。她名叫瑪麗亞·路易莎·莫塔爾·洛佐拉。他對她的抱怨早已爛熟於心。它們大多摘自《詩篇》第22篇，她最愛的一篇。其實她在世俗生活中沒有一絲值得痛苦的理由。她的身心都很健康；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房子裡；她從沒想過要離開他或者他們居住的城市；她有一群知心好友；她從沒真正感到無聊過；他們有三個成年的孩子，個個都健康幸福——簡言之，她擁有幸福生活的全部要素。只是他的妻子，他親愛的妻子，是一個業餘神學家，一個半吊子神父。她格外認真地對待生命的法則和她自身的塵世煩憂，一心以約伯(4)自勉。
她喜歡引用《詩篇》第22篇，尤其是第一行：“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捨棄我？”他心想：這句悲嘆是以“我的神，我的神”開頭的。即使他幫不上她什麼忙，有人聆聽多少會有點兒好處。
在和妻子的相處中，他需要時時聆聽——他確實如此，卻很少能幫上忙。她的嘴唇也許真的枯乾如瓦片，但她從不引用《詩篇》第22篇裡的下一句——“我的舌頭貼在我的牙床上”——因為那會是一句謊言。她的舌頭永遠不會貼在牙床上。瑪麗亞熱愛從口中迸出的語言。對她來說，寫作是熬雞湯，閱讀是小口喝湯，只有話語才是香噴噴的烤雞。所以她熱愛說話。她無時無刻不在說話。獨自在家時，她自言自語；獨自上街時，她自言自語；自從三十八年前他們相遇的那天起，她就在他耳邊說個不停。他的妻子是一段滔滔不絕的話語，其間沒有一處真正的結尾，只有暫停。但她從不會胡言亂語，並對他人的胡言亂語缺乏耐心。有時她對朋友的愚蠢談話很不耐煩。她給她們端上咖啡和蛋糕，聽她們說東道西，之後抱怨道：“一群豚鼠，我身邊全是豚鼠。”
他猜想妻子讀過關於豚鼠的書，看來它們的某種特徵激起了她的厭惡：它們弱小，它們完全無害卻也毫無防備，它們怯懦，它們簡單地滿足於啃上一兩顆麥粒而對生命不寄予更多的期望。作為一名病理醫師，他倒挺喜歡豚鼠。它們確實在各個方面都很弱小，特別是比起生命赤裸裸的殘酷與無常。他解剖的每一具屍體都向他低語：“我是一隻豚鼠。你能否用你的胸膛溫暖我？”胡言亂語——妻子會這麼評價。她對死亡缺乏耐心。
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他喜歡情人間充滿愛意的喁喁私語，瑪麗亞對此也容忍過一段時間。雖然他的職業乍一看很殘忍，他卻有一顆柔軟的心。當他第一次遇見她——那是在大學的咖啡館裡——他覺得她是自己見過的最迷人的造物。這個嚴肅女孩的美麗點燃了他心中的火焰。一看見她，他的耳畔就回蕩起歌聲，整個世界光彩奪目。他的心怦怦直跳，滿懷感激。但是不久後她就投來不屑的眼神，告訴他不要那麼多廢話。他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使命是傾聽她的話語，然後適當回應，避免用輕浮的言語惹惱她。她是沃土是陽光是雨露，他只是讓莊稼生長的農夫。他是個必不可少的配角。他對此欣然接受。他那時深愛著她，如今同樣深愛著她。她是他的一切。她依然是沃土是陽光是雨露，他依然樂於做那個讓莊稼生長的農夫。
只是今晚他希望做一些工作。顯然這不可能了。“滔滔不絕”已經向他襲來。
“嗨，我的天使，”他說，“見到你太驚喜了！袋子裡有什麼？你應該沒去買東西。這會兒所有商店都打烊了。”他湊過去吻了妻子。
瑪麗亞沒有搭理他。“死亡是一扇難以叩開的門。”她平靜地說。她走進他的辦公室。“歐塞比奧，這是怎麼了？”她大聲說，“你的辦公室簡直一團糟。實在太不像話了。你讓客人坐哪兒？”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辦公室。確實凌亂不堪。病理醫師工作時接待的病患一般不需要坐下，也不在乎整潔與否。他們通常平躺在走廊對面的工作臺上，沒有一句怨言。他把工作臺前的椅子搬過來，放在辦公桌前。“我沒想到你今晚會來，我的天使。來，坐這兒。”他說。
“謝謝。”她在椅子上坐下，順手把袋子放在地上。
他收攏桌上的報告，把它們塞進手邊的資料夾裡，和其他資料夾摞在一起，再把它們通通放到地上。他伸腳把這堆資料夾踢進桌下的暗處。然後，他一隻手抓起桌上零碎的紙片，並用掌邊拂拭那些讓人難堪的積塵，另一隻手用作簸箕，把垃圾倒進桌邊的紙簍裡。好了，這下好多了。他坐下來，隔著辦公桌與那個端坐的女人四目相對。丈夫與妻子。
“我終於找到答案了。我必須告訴你。”她說。
答案？問題是什麼？
“好，你說吧。”他說。
她點點頭。“我最初嘗試著從笑入手，因為你喜歡笑。”她說，臉上卻沒有一絲笑意，“你見過的，我讀的那些書。”
他想了想。沒錯，這樣就能解釋她為什麼會讀那些書。過去幾個月裡，她從最鍾愛的科英布拉書商那裡訂購了阿里斯托芬、莎士比亞、洛佩·德·維加、莫里哀、喬治·費多的戲劇和幾本薄伽丘、拉伯雷、塞萬提斯、斯威夫特、伏爾泰的大部頭。讀這些書時，她總是正襟危坐。他自己沒讀過這些高深的書，也猜不透她為什麼要讀。不過他對她的事從不干涉。
“幽默不適合用來解讀宗教，”她繼續說，“幽默或許能夠指出宗教的諸多過失——比如屢見不鮮的道德淪喪的神父，或是假借耶穌之名的嗜血狂魔——但是幽默無法帶來真正的宗教啟迪。那只是為了幽默而幽默。更糟的是，幽默會曲解宗教，因為宗教當中容不得輕佻——我們不要誤把輕佻和快樂混為一談。宗教中充滿了快樂。宗教就是快樂。所以，輕佻地嘲笑宗教，就會不得要領。倘若你只是想找樂子，倒也無傷大雅；但如果你想真心悟道，那就誤入歧途了。你懂我的意思嗎？”
“雖然明白得有點兒晚了，但我想我能懂。”他回答。
“然後我試著讀童書，歐塞比奧。耶穌不是說過，我們必須像小孩子一樣承受神國(5)嗎？所以我重讀了從前我們念給雷納託、路易莎和安東聽的那些書。”
他的腦海裡浮現出三個孩子小時候的樣貌。那幾個小傢伙面對母親的喋喋不休，彷彿熱帶的孩子對付多雨的天氣——他們不顧大雨滂沱，跑到屋外的水窪裡盡情嬉戲，放聲大笑。她從不會因為這些歡聲笑語而氣惱。他努力把注意力拉回到妻子身上。
“這些書喚起了許多幸福的回憶，同時我也有些傷感，因為孩子們都長大了。但是它們毫無宗教上的啟迪。於是我繼續尋找。然後，答案赫然出現在我面前，靈感就來自你最喜歡的作家。”
“是嗎？真有意思。當時我見你一頭鑽進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書，還以為你想在刻苦研究之餘休息一下。”
他和她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忠實讀者。從最早的《斯泰爾斯莊園奇案》開始，他們讀過她所有的書。多虧了葡萄牙偵探小說協會的不懈努力，她的每本小說一被翻譯成葡萄牙文，他們就能收到新書。葡萄牙讀者總是翹首企盼，所以翻譯進行得很迅速。這對夫妻都懂得不要在對方沉浸在新書中時前去打攪。等到兩人都讀完了，他們會一同重溫案情，討論那些自己本該捕捉到的線索以及誤導他們走入死衚衕的破案思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明星偵探是赫爾克里·波洛——一個自負、長相古怪的小個子比利時男人。不過在波洛那顆雞蛋形的腦袋裡藏著最敏銳最具洞察力的大腦。他的“灰色細胞”（他這樣稱呼自己的大腦）永遠忠於理性，總是有條不紊地運轉。那些細胞總能覺察到他人視而不見的細節。
“《尼羅河上的慘案》真是一本天才之作！她的下一本書應該快出了。”他說。
“肯定快了。”
“你從阿加莎·克里斯蒂那裡找到了什麼答案？”
“先讓我回顧一下心路歷程，”她回答，“這條路蜿蜒曲折，所以你一定要專心聽。我們先從耶穌的神蹟講起。”
耶穌的神蹟。她最愛的話題之一。他瞥了一眼顯微鏡旁邊的鐘。今夜會很漫長。
“你的顯微鏡有什麼問題嗎？”妻子問。
“沒問題。”
“在顯微鏡裡看到的東西對你理解耶穌的神蹟毫無幫助。”
“你說得對。”
“盯著鍾看也不能拯救你的未來。”
“你說得很對。你渴嗎？在我們開始討論之前，你要不要喝口水？”
“用那個杯子？”她不屑地瞥了眼書桌上那個髒兮兮的玻璃杯。
“我會把它洗乾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