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見過一幅簡約的電影海報：兩條弧線構成的小船，中央蜷著一頭老虎。很多人能一眼認出，這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如果把海報橫過來，小船成了眼睛，老虎成了瞳孔，故事也成了寓言。在那段不可思議的漂流中，我們透過老虎重新審視生命與信仰。現在，類似的主題在《葡萄牙的高山》中再次出現，而這一次揚·馬特爾筆下的主角換成了黑猩猩。我忍不住問自己，如果要為《葡萄牙的高山》設計一幅海報，該怎麼畫？十字架上的猩猩似乎是當然之選。當我譯完全書，掩卷回想時，另一個畫面浮上腦海：兩道車轍和一行腳印——車轍從里斯本到圖伊澤洛，是托馬斯的探險之旅，也是彼得的回鄉之路；腳印從圖伊澤洛到布拉幹薩，是瑪麗亞·卡斯特羅的遠行與歸途。之於我，這兩個畫面彷彿從書中先後掉落的兩張藏書票。
馬特爾的故事總在神秘中透出哲思，拋給讀者一個又一個謎題。“家”指的是什麼？“黑猩猩”又代表什麼？這些問題到現在依然困擾著我。翻譯時總覺得自己在盲人摸象，不明所以，直到重讀時才依稀看出幾分脈絡。小說講述了時間跨度將近一個世紀的三個相互關聯的故事，並跟隨書中人物一同探詢人和神、人和世界的關係。人在何種情境下才會思考這類終極問題？在最孤獨最無助的時候。故事的主角托馬斯、瑪麗亞、歐塞比奧和彼得都痛失至親，孑然一身。對親人來說，每一起死亡“都是一次謀殺”，人們本能地為死亡尋找一個解釋，為悲傷尋找一個港灣。托馬斯的反應是質問與抗爭，拉斐爾和瑪麗亞選擇了沉默，歐塞比奧選擇了拒絕，彼得選擇了漂泊。當他們兩手空空、無可依憑之際，他們是否抵達了內心的港灣——“家”？托馬斯的抗爭在某種程度上以勝利告終，但他同時也摧毀了自己的信仰，在痛快淋漓的宣洩之後落得徹底的無家可歸；瑪麗亞在苦難的盡頭見證了神蹟，懷揣著感恩之心與家人團聚；而彼得需要的只是一隻安靜的黑猩猩，在它的陪伴下審視人生得失，珍藏對家人的愛，重新融入永恆的時間。家，是愛與信仰。
黑猩猩出現在每一段故事裡。在《無家可歸》中，神父在黑奴哀傷的眼神裡看到自己，領悟了眾生平等的真相。為了昭示世人，他將黑猩猩的形象刻上十字架。接著，在《歸途》中，黑猩猩現身於拉斐爾的屍身內，懷抱著父愛凝成的熊崽——這大概是對信仰的回報與呵護。到了《家園》，黑猩猩“活”了過來，牽著彼得的手，帶著他回到時間的荒野。聯想到瑪麗亞·洛佐拉那一段關於耶穌神蹟的論斷，你會驚訝地發現：黑猩猩在三個故事中，不也走過了和耶穌同樣的路，上十字架、死去、重生，用神蹟啟發並施惠於世人？它是否代表了神子的再一次輪迴？寫到這裡，我覺得自己似乎也成了瑪麗亞·洛佐拉，試圖透過曲折的道路到達一個牽強的論點。小說不是數學題，不需要唯一的答案。作者借彼得之口感嘆道：“思考作為人類的一大特質，為什麼反而令我們笨拙不堪？”看來我也不知不覺淪為了馬特爾諷刺的物件。
馬特爾小說的迷人之處不僅在於字裡行間的隱喻，也在於情節本身。《無家可歸》像一部充滿黑色幽默的公路電影，托馬斯不情不願地駕著“新式馬車”跋涉在葡萄牙的鄉間，壞運氣如影隨形，當他跳罷“寄生蟲之舞”後被炸飛、頭頂升起一柱黑煙的時候，我們心疼他，卻也不禁莞爾。在這樣輕鬆詼諧的氛圍中，他的悲痛與烏利塞斯神父的絕望遙相呼應，顯得分外沉重。《歸途》刻畫了兩個傷心人的相遇，瑪麗亞的悲傷在解剖刀下漸漸顯形、消解，歐塞比奧的悲傷卻隱忍不發，深不見底。故事前半部分有關《聖經》與偵探小說的討論或許略顯枯燥，但它埋下的種子在結尾處意外地綻放，讀者的耐心獲得了回報。《家園》中的彼得雖然重走托馬斯的老路，心境卻恰恰相反。短暫的混亂之後生活漸漸歸於平靜，淡如一縷炊煙，讓人聯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最後一章《卡列寧的微笑》。前後三個故事重疊在一起，讓我們感慨命運的交錯，回味箇中因果，閱讀也多了一份樂趣。
翻譯過程中，書中關於葡萄牙高山區的描寫常令我神往。我不止一次想揣上這本書去里斯本，租一輛車北上，開向葡萄牙東北角的那個小村圖伊澤洛，親眼看看那些兩層的石砌小樓。等到譯文定稿時，這種心情反而淡了，大概因為馬特爾的故事已經在我的想象裡紮下了根，這三個故事對我來說就是“葡萄牙的高山”。它是一個鮮活的存在，不再需要任何物理意義上的確認。回望里斯本和圖伊澤洛之間的車轍和腳印，我想對作者說：Thanks for the ride，Mr．Mar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