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中，很少有像我這麼不爭氣的男人。我一直盤算著“就在下次，下次一定能收到徵召入伍的紅紙片”，但直到戰爭結束它還是沒有到來。雖然我也收到了傳喚令，被傳喚了過去，但徵兵的人只問了我兩三個問題，同其他人相比問題驚人得簡單，然後他們就用一句“你辛苦了”把我客客氣氣地打發出去了。
在戰爭年代，我是個完全聽天由命的人，對所有事情都漠不關心，避而遠之。就像之前說過的那樣，即便是收到徵兵傳喚令的時候，我也只是覺得隨便怎樣都可以，想法簡單無比。當他們說“身體狀況不好的人請站到這邊來！”時，一半左右的人都過去了，其中還包括很多看上去很健碩之人。我不會去做那樣慌亂，滑稽的事。但是，最終他們還是對我有所顧忌，與其說是覺得我無能，倒不如說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可能會危害到其他人的人。他們認定小說家只不過是白天睡懶覺，晚上徹夜不寐，黑白顛倒的懶惰之人，是不服從規定的無賴漢。我聽天由命，什麼工廠都願意去，但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會不會按照別人指示去工作。我是徹底的聽天由命主義者，任何事情都不會讓我慌亂，好像我的確是有些古怪。
也許就因為如此，當所有日本人都在拼命工作時，只有我卻幾乎什麼都不做。其實，我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心裡覺得在戰爭中自己起碼有三分之一的機率會死去，我當時已經做好了死的心理準備。
我當時是日本電影公司的特約顧問。不過，我現在竟然想不起“顧問”二字要如何寫了，想必各位也能想象到我是怎樣一種存在吧。我一個禮拜露一次面，看一看這個禮拜的新聞影片以及其他一些還算有趣的東西，然後跟專務(當)見個面，談話談個十五分鐘就算完事了。即便如此，有時候專務好像還會覺得不耐煩，一副不見面也可以的樣子。我也因此順水推舟，漸漸地一個月只去一次公司，去領一下薪水而已。其實，我寫過三個劇本，不過一部都沒有被拍成電影。其中第三部《黃河》原本就不合時宜，我寫這個劇本是在1944年年底，那個時候日本已經確定會戰敗，所以不可能在那個時候扛著攝像機，悠然地行走在中國的黃河邊上了，但公司卻還是要我寫那個劇本。仔細想來，也許專務覺得我的處境可憐才做那樣的安排，他一定覺察到我什麼都不做，也不去公司上班，卻領著工資，他的心裡應該有些不好受。而且，寫小劇本的話很快就能完工，一個接一個地搞下去又太麻煩，所以他用心良苦地讓我寫一個大劇本。其實，專務跟我之間多少有一點兒不為外人所知的關係，這些就略過不提了。
治理黃河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需要面對的大難題。幾千年以來這個問題都難以解決，所以有種說法是“誰能控制黃河誰就能控制整個中國”。電影的主題是，“九一八事變”之初，為了將戰略性決堤(理)後改道的黃河河口引入長江，日軍進行了一個龐大工程。不過具體如何搞工程與我無關，我負責寫的是那件事情發生前的故事，主要表現黃河是一條獨特的大河，具有怪物般的性格！這是一個側重講述歷史、地理的文化劇本。
幸好有這件事，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熟悉了黃河，相關的書也讀了很多。當時，立教大學校內有一個叫亞洲研究所的機構，那裡有一位詩人，還是一位中國研究學者，名字已經記不得了。我曾經在三好達治(的)那裡見過那個人一面，聽說是一位可信的中國研究學者。我聽說那位詩人當時在亞細亞研究所工作後，便去拜訪求教。除了他之外，那裡還有幾位中國研究學者。但不巧的是，其中並沒有誰專門研究過黃河，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那裡我得到了耐心的指點。他們告訴我一些書，還有書店的名字。我就去了內山和山本那兩家專門出售跟中國相關的資料的書店，買回他們推薦的書，開始閱讀起來。
除此之外，會津八一(此)老師大概是從創元社的伊澤那裡聽說我正在研究黃河，便邀請我去早稻田的甘泉園，那裡有很多老師收藏的中國古代美術作品。老師告訴了我一些有關黃河的文獻，不過那些文獻都是中文原版，我沒有讀懂它們的語言能力，所以只瞭解了書名便不得不敬而遠之。
我越來越感到，被強迫完成這樣一件毫無希望，或者說毫無意義的工作，最終只會是徒勞無功。如果這是一本小說，戰敗後過個十年、二十年，或者等我死後，也許有出版的可能。但是，這樣一部描述中國的電影劇本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它會隨著戰爭的失敗而永遠消失，變成水中泡影。非要讓我完成這水中的泡影，我做不了。翻閱有關黃河的一些書籍本身倒是十分有趣，我幾乎每天奔走於神田，本鄉，早稻田，以及其他各地的舊書店去找書，為了寫劇本，就連黃河之外的有關中國的書也拼命地閱讀，甚至可以說到了瘋狂的程度。然而，我還是一點兒都沒有寫劇本的心情。硫磺島被攻破，沖繩陷落，我變成了每兩個月見專務一次。每次見面，他都催我準備差不多就該動筆了。不過，專務在乎的只是公司的流程和形式，他比誰都知道那個劇本已經不可能被拍攝成電影。而且，專務只是關心形式過場這一點更讓我覺得無趣。雖然我也在想，既然每個月都拿人家薪水，那就必須要寫。可是，那種毫無意義的工作，並不是光憑義務感和覺悟就能做得來的。我的內心總是在小聲嘀咕：“我一半的薪水都拿去買有關黃河的文獻了，所以就算不寫也可以說得過去吧。”我總是這樣寬容自己的懈怠。
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我住的地方竟然幸運地未被燒燬。我住在蒲田，附近有下丸子的大片工廠區，之前就已經開始遭到了大轟炸。不過只炸燬了一家大工廠，其餘的街區都只是受到了流彈波及而已還有十多個大工廠沒有被摧毀。一個大工廠至少要花兩個小時才能被轟炸掉，這麼算來，要炸燬其他工廠少說也要二十多個小時。可是那時我已經受夠了膽戰心驚的日子，我想遲早有一天會有一兩枚流彈飛落到我家裡。
因此，我早就盤算好，只要發現白天編隊的轟炸目標是這附近的廠區，就一溜煙地從家中逃走，跑到五百米或一千米外的地方。我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加強身體鍛鍊，以免到時候體力不支，邁不動腳。我甚至想好了要怎樣輕鬆地跳過四米的水溝。儘管我這般怕死，但是當別人好心勸我疏散到鄉下時，我卻毫不領情地拒絕了，堅持要留在東京。這種矛盾是我一生的矛盾，我總是心甘情願地接受命運的安排。簡單地說，我有一種讓人難以理喻的好奇心。我是一個極度怕死的膽小鬼，可是卻無法拒絕與好奇心嬉戲的巨大誘惑。我不曾詛咒過戰爭，我想，恐怕我是全日本唯一一個竟天真地與戰爭嬉戲的傻瓜了。
但是，我對以後沒有任何設想。戰爭期間，我有幾位朋友去了麻生礦業工作（目的是所謂的逃避徵兵），我有時會去那裡，跟在那裡的荒正人(是)聊上幾句。這個男人確信“一定會倖存下來”，說是當非常時刻來臨時，一定會全力以赴，嘗試各種努力，好讓自己存活下來。平野謙(讓)雖然沒有憋著那麼一股勁，不過他也有相同的想法。佐佐木基一(雖)也同樣如此，他很早就跟一個女人逃到深山裡去泡溫泉了。也就是說，搞“近代文學”的那些人，從那個時候開始就在計劃著倖存後的今天該怎麼辦。他們制定計劃的能力著實不錯，不過，他們在現實中的生活能力卻不足，計劃總是難以如願。現實中面對生活的能力與知識能力的高低無關，就算是不善於制定計劃的人，都比我們這些文學家要強。我們這些文學家，一旦遇到事情可就全然沒有對策了。在蒲田政府第一次強制疏散幾萬人的時候，一個衣櫥二十元就會被賣掉，荒正人從我這裡聽說這件事情之後，一副要立刻跑去蒲田買衣櫥的表情。也就是說，他因為很確信能活下來，反而變得有些慌亂。
我卻一點兒都不慌亂，我沒有預見未來的能力，我天生就沒有那種為未來制定好計劃的性格。我是一個在現實中游戲人生的男子，抱著萬事“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消極信條走到了今天。佐佐木，荒正人他們是思想犯，才剛從拘留所出來，強烈地希望可以熬過戰爭，重新開始自己新的生活，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荒正人信心滿滿地訴說著，不管多麼辛苦都會堅持到底，不管使用多麼卑劣難看的手段都要力爭活下去。荒正人本來就是一個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勁頭十足的人，從空襲這段時間開始他更是憋著一股勁，就像是對著空襲亂吠的動物一般，讓人都覺得有些好笑了。不過，他並不是那種讓人望而卻步的猛獸。相反，面對空襲，裝作一本正經，卻在悠然看熱鬧的我，更像是心懷不正，毒性纏身的動物。
那件事是在平野謙被抓去軍隊的時候發生的，他說過“不管採取什麼方式，都會想盡一切辦法活著回來”。我送他去東京車站說：“去戰場說不定會比讀無聊的小說有趣得多！”他用力捶了一下我的小腹，讓我不要說風涼話。後來，他很巧妙地騙過了軍醫，第十天左右就被從兵營放了回來。
總之，他們從那個時候就彼此說好，在戰敗後的日本廢墟上，即便耍盡手段，用盡奇謀詭計都要活下來，他們想要站在擁有發言權的一邊。他們的確是有意識地在說那些話，而那些在酒館裡排隊的小混混們，想必內心也確信只有自己可以活下去，所有人都在心底謀算著各自的策略。
對於倖存下去後的生活，其實我的好奇心要超越他們那些人。我大致上有存活下去的自信，可是，我仍然堅持要留在東京。我一直在想象那樣的場面，當東京被敵軍包圍，整個東京被踐踏，騷動如地獄一般的時候，我會像地鼠一樣，猛然從藏身處探出頭來。既然碰巧遇到戰爭，我不會離開戰爭的中心區域，這也是出於一種好奇心。我的意識深處有著各式各樣的好奇心，它們紛亂地交織在一起，想留在中心區域看局勢發展與要存活下來看將來會變成怎麼樣，這兩種好奇心最為強烈。當然，我已經做好了思想準備，要是不幸死了，那也不過如此而已。
東京大轟炸時，我把手頭正在寫的小說全部燒掉了，後來還因為那個感到很困擾。當時，我隱隱相信，至少在未來十年內我都會處於無法寫小說的環境中，所以乾脆把它們燒掉，不留任何後顧之憂，好讓自己可以在緊急情況下輕鬆地出逃。盛夏時節，我用作廢的稿紙燒了兩次洗澡水。
在空襲最厲害的那段時間，我隔不上三天就會去神田等地買書。朋友們都很錯愕，他們說反正到頭來還不是要燒掉，何必再要買書？我那時已經成了非要浪費點錢不可的男人，不能喝酒，也不能玩女人，除了看書沒別的事情可做，所以只好看書。不過，不管遇上多麼嚴重的空襲，我都不曾把買的這些書帶出去，一本都沒有帶過，我帶著一同跑出去的，只有別人寄放在我這裡的一些東西而已。
實際上，我的確經常在看書，看的全都是些歷史書。只不過在我看來，當時那些歷史與現實已經變得非常之近。請看，第一，當時的晚上已經沒有燈光照明瞭，步行代替了主要的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人們的生活還原到了本來位於歷史深處的樸素原形。人們為了買菸酒排隊，同時也會有人插隊；也有人會從“鄰組”(與)推出代表，主張自己的權利。歷史上所謂的權利、法律，也就是這樣漸漸地組織化起來的。古代有所謂的“座”(推)，是一種類似行會的組織。當時，那種為了保護相關利益，由個人組織起來、以伸張自己權利的最樸素的原始形態團體，開始出現在我們的身邊。空襲後的日本，文明開化的繩索已經被切割成碎片，情形已經與“應仁之亂”(關)時的廢墟日本無分軒輊。“上繳國庫”這種做法，也越來越像古代莊園通行的做法，農民一定是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學會藏米了。原形態的事物中沒有任何美麗的東西，充斥的全都是赤裸裸的利己私慾，人們只是想借著行會或者團體，理所當然地守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歷史的河流源遠流長，我卻深深感受到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之短。那些排隊的人們，把物品上繳國庫的人們的內心世界，跟千年前的日本人並無區別。沒想到才過了幾年，文化就又回到了距今千年前時代最原始樸素的風貌。不過再轉念一想，認定新秩序已經完成顯然還太早。不需要分析日本過去的千年歷史，就看最近這十年或者二十年，就能明白這個道理。戰敗後的日本，我覺得最好社會陷入儘可能最大的混亂，人的精神陷入儘可能最墮落的境地。因為，半吊子的混亂只會產生半吊子的道德，大混亂才是趨近大秩序的必經之路。而且，我相信，走在從最大的混亂到再建秩序這條路上的當代日本人，不需要再如歷史上古人一般無意識地等待社會像水流一樣慢慢向前淌，不需要再苦挨一段空虛而漫長的時光。
儘管如此，在萬事當前私慾優先，所有的人都只考慮自我的黑暗戰時世態下，卻幾乎沒有小偷和強盜。這是為什麼呢？這是當時最引起我好奇的事情，或者說最讓我感到驚異的事情。雖然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標準，但是不管怎麼說，每個人都尚能填飽肚子，所以就促成了這種平靜的秩序，我忍不住要這樣想。而且，即便偷了錢也沒地方消遣玩樂，自然也就沒有小偷了。
當時的社會勞有所得，有所食，無貧賤之分。請銘記當時那種如死屍一般毫無生氣的平穩生活吧，人類的幸福不在於別人。即便做小偷，即便殺人，也仍然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某些東西，那才是人類所要的真實幸福。
戰爭中的日本人心態平和至極，甚至可以說是日本兩千幾百年歷史中最最和氣的日本人。當時所有的人都能填飽肚子，都可以透過勞作獲得報酬，而且，連一個強盜都沒有。夜晚城市裡漆黑一片，幾乎沒有巡邏人員，到處是火災過後的廢墟，即便做壞事逃跑也不用擔心被抓。所有人都穿著一樣的衣服，不用擔心被別人認出來。深夜下班回家，人們不會防備可疑的腳步聲，不會擔心尾隨而至的手電筒。小偷們、殺人犯們作案的外部條件如此完備，卻幾乎沒有一個小偷或者強盜。可是人們因此就幸福了嗎？我們成了一群只會漫無目的地埋頭吃飯，然後虛無生活著的傻子，而不是人。
在社會秩序方面，那種連犯罪都很有限的社會可說是非常完善的。愛國熱情似乎在高漲，迸發。多麼虛無的美啊！自己家的房子被燒掉了，成千上萬的房子被燒掉了，可是沒有人為此而悲傷，只是木然地挖掘著焚燒後的廢墟。旁邊有人死了，人們已經變得看都不會再看上一眼，剩下的僅僅是與面對一隻老鼠屍體時相同的心態。人們的內心變得如此麻痺，他們宛如惡魔的親戚。可是，即便如此墮落，還是有飯可吃。而且，那時的人們如果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的東西，是不會去當小偷或強盜的。想要的東西也不過是些襯衫或者浴衣之類，到澡堂裡面大搖大擺地把別人的浴衣或者襯衫穿出來，就如同那衣服本來就是自己的一樣，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常常會遇到。但是，做這種事的人的真正的內心已經沉淪到對犯罪麻痺的境地，他們並不覺得自己是小偷或是強盜。平靜的道德秩序下透著的是這般的寒酸，虛無，無趣。那種秩序里人類沒有幸福可言，也看不到生活的意義，因為在那種秩序里人已經不算是人了。
毫無疑問，我自己也絕對算是那些傻子中的一員，而且是其中最虛無，最平靜的傻子。我在當時還是會甜言蜜語地取悅女人，也會跟女人談情說愛，互訴衷腸。跟我交往的女人本身也因為戰爭變得混亂不堪，甚至比我還要自暴自棄。她的靈魂已經走到了末路，可是她並沒有發現這一點。在幽會的時候，她有時會穿著正裝褲過來，然而她荒廢的靈魂與她一本正經的衣服風格是如此不協調。
我偶爾還是會去日本電影公司。專務的房間在四樓，因為不能使用電梯了，所以要爬三尺寬的窄樓梯上去。在那裡，我經常會看到穿著邋遢罩衫，“哐當、哐當”地拖著木屐的男事務員，與身著髒兮兮褲子、也踩著木屐的女事務員肩搭肩地摟抱著在我前面往上走。我就走在他們後面三尺左右的地方，他們卻對我毫無顧忌。那就是荒廢靈魂的真實寫照，是精神虛無的和平社會的真實寫照。那些人就靈魂層面來說，已經不再關心穿著是否體面，從他們身上很難看到任何明日的希望。
我滿懷熱情，日復一日地閱讀著那樣的靈魂。在靈魂層面已經不在意穿著的我，用一雙冷漠的鬼眼讀著歷史，讀著人類真實走過的痕跡。當我與那個女人見面，擁抱在一起的時候，我只是用我冷漠的鬼眼，貪婪地注視著女人的身體。鬼是貪婪的，而且具有一種莫名的執著。於是，女人變得更加熱情，也更加冷漠。女人是更加頹廢的魔鬼。
我一直在想，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了？然而，不只是那個女人會這樣。在大眾酒館裡，流氓們佔據了靠外面的最好位置。在抽著煙的遊行隊伍裡，“鄰組”的女人們行為更加惡劣。她們強硬地佔據了隊伍前面的位置，把擁有獨佔那裡的權利視為理所當然。流氓的內心與良民的內心沒什麼異樣，無法得到地利的人，都只能在隊伍的後面抱怨，能不能得到天時地利成了唯一的差別。除此之外，全日本所有人的靈魂都已經沒有什麼不同，都呈現出了流氓之相。說直白一點，全都成了流氓。
在蒲田被燒成一片廢墟之前，我每天都會去圍棋會所，雖然還因此被染上蝨子。我當時的生活只圍繞讀書與圍棋會所，然後就是偶爾跟那個女人幽會，僅此而已。
有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身體看起來有些虛弱，每天都會來圍棋會所。他是田町附近一家工廠的事務員，有著強烈的反戰思想，深信軍隊一定會潰敗。他信仰共產主義，是一個十分純真的青年，在他的靈魂深處愛人類勝過愛自己的私慾。有一次下大雨，他硬是要我穿上他的外套，自己淋著雨回了家。這位青年從不懷疑他人，他覺得為了拯救別人的痛苦而犧牲自我是理所當然的。我至今都忘不了那個有著善良靈魂的人。
蒲田被燒成一片空地之後，我曾經在車站偶遇過他。當時他一副似乎沒有吃飽的樣子，臉色十分蒼白。附近有一間臨時搭建的木板房，搭在火災後的廢墟上。有很多人在木板房門口排著隊，他聽說那是壽司店後，就跟我道別，加入到了排隊的隊伍中。青年的家被燒燬了。那一刻我本想請那位青年到我家去，因為我家有不少房間，也不需要他交房租。我也知道，青年家裡還有一位年邁的母親。可是，我最終還是沒能說出口。因為那位青年的靈魂實在太完美，他太相信我了，我不忍心將他對我的幻想打碎。
我本身也是一個流氓，我的靈魂已經頹廢，看起來雖然像是在專心而悠閒地讀著書，但是我的內心早已住進魔鬼的國度。而且，我深深地相信，魔鬼讀書時就如同聖人讀書時一樣，是頭腦冷靜且思維透徹的。
其實，所謂的魔鬼也不過是無聊之物。魔鬼沒有希望，也沒有目的。魔鬼也會愛上女人，再無其他。非要說有目的的話，魔鬼的目的只是喜歡破壞而已。
我喜歡美麗之物。有時候，在餐廳前面排隊時，會有從工廠下班的漂亮女孩問我：“有餐券嗎？”如果沒有戰爭，那些女孩不會體會到這種痛苦。我把餐券遞給茫然的女孩就逃走了，我有時確實會做出那種冒失的事情。任何的同情都是多餘的，不是嗎？對某一個人的同情，是不合理的。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愛情，也只應該是為了兩個人以後一起生活的目的才給予。否則，我應該把餐券送給所有的女人。那些可愛的女孩或許後來會在空襲中死去，或許成了賣淫女，一切都無從而知。那是那些女孩的人生，必須由她們自己決定。只要我的人生不跟她產生任何交集，視她為路人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最好停止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同情。所有的人都需要同情，不應該區別對待。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這是我的愛好。有的人愛古董，美術，有的人愛風景，我愛的只是美麗的女人。除此之外的任何東西，我都不屑一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