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寫作於1934年，當時安·蘭德正對社會感到憤憤不平。《我們活著的人》(1)遭遇了出版商的一連串拒絕，他們認為這個作品“太難懂”而且過於明顯地與蘇聯對立（當時正值美國的紅色十年(2)）；《一月十六日夜》還沒有找到出品人；同時，蘭德女士微薄的積蓄也瀕臨枯竭。這個故事在一開始寫作時本是一篇中篇小說，不過後來的一兩年中，安·蘭德大刀闊斧地將其改為了一出舞臺劇。這部舞臺劇並未能夠上演。
儘管她的第一部小說是圍繞政治主題而作，但安·蘭德在這部作品中迴歸了她早期的主題——價值觀在人生活中的作用。作品的切入點依舊是負面的，然而它不再以一種愉快的方式發展；總體來說，它是嚴肅的、悲劇化的。安·蘭德討論的是人類的道德缺失，人類對於他們所信奉的理想的背叛。故事的主題就是探討將生命與理想隔離的罪惡。
蘭德女士的一位友人——一位思想保守的中年女士，有一次曾經向蘭德提到她崇拜的一位著名女演員，她說她犧牲一切都想要見她一面。蘭德女士懷疑這位女士的情感是否真實，所以就引出了這樣的戲劇情節：一位因美貌而被眾多男人奉為最高理想的著名女演員，進入了她的崇拜者的生活。她告訴他們她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到此為止，她的崇拜者們依然持有對她的尊崇——在口頭上的尊崇，他們並不會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不過，她現在已經不再是那個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成了一個現實，他們要麼與她為伍，要麼與她為敵。
“你的夢想是什麼？”凱伊·貢達，劇中的女演員，在劇中的場景裡問道。
“不知道。”她的崇拜者回答，“有夢想又能怎麼樣呢？”
“那麼活著又能怎麼樣呢？”
“我覺得不能怎麼樣。但是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人們沒有夢想。”
“不對，因為人們只有夢想。”
在當時的一篇日記中（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蘭德女士對這個觀點做了解釋：
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夠多證據來闡明這一點——籠罩人類最可怕的詛咒就是人們認為理想是虛無縹緲的，人們可以脫離理想而生活。這等同於讓生活與思想背道而馳，或者說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如此的生活方式不僅僅適用於那些明知故犯的偽君子，也適用於另外一些雖然經歷著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卻依舊認為自己無愧於理想的人。後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沒有希望的。對於他們而言——他們的理想，或者他們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那些“更可怕且更沒有希望的人”會以所謂“聲譽”為名（例如故事中的那位小商人）或者是以所謂服務大眾為名（那位共產主義者）或者是以上帝的旨意為名（那位福音派修士）或者是以一時的快感為名（那位花花公子）——甚至他們會宣稱理想是不可達到的，因而就不用為之奮鬥（那位畫家）。《理想》成功地捕捉瞭如上述的諸多型別，並且表現出了它們的共性。這樣看來，《理想》是一部思想傑作，它以哲學的觀點，揭穿了偽善，列舉出各類導致理想滅亡的看法和態度——這些看法和態度會使得理想和生活分道揚鑣。
（然而，列舉的過程並不是在情節中展現出來的。在劇作的主體部分，情節不再發展，各個場景相互之間沒有關聯。它們就像是一幅幅生動的小插畫，堪稱精緻巧妙，但是在舞臺上，我個人認為，還稍微缺乏一些動態。）
德懷特·朗格力，故事中的畫家，是這部作品想要鞭笞的典型。他是柏拉圖主義的代言人，他主張美永遠是世界的彼岸，完美是無法達到的夢想。正因為他否認理想的現實性，儘管理想就真真切切佇立在他面前，他在邏輯上依然無法相信任何理想。因此，儘管他是那樣熟悉凱伊·貢達每個角度的側臉，他（就站在他以凱伊·貢達為主角的畫作中間）還是沒有認出現實中的凱伊·貢達。這一切使得他背叛了她。他的視而不見很好地總結了全劇的主題，並且成為了第一幕的終結。
那段時間裡，蘭德女士在日記中不斷指出，宗教是人道德缺失的主謀。所有的人物中，最不可救藥的便是希克斯，他也恰是引起凱伊·貢達鄙夷和盛怒的物件。福音派修士希克斯認為在凡世的受苦是為了上天堂後的幸福。在精心籌劃的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並非他的罪惡，而是他的信仰，以及信仰中的道德觀，導致了他背叛凱伊·貢達，並鼓動凱伊·貢達為最低等的生物做出犧牲。他的背叛實質上無關他的本性。宗教把倫理桎梏住，讓人們以犧牲為理想，所以無論宗教的意圖如何，它確實就是偽善的溫床：它教導人認為成就是低賤的（自私的），而給予則是偉大的。而“奉獻一切”(3)的意思恰恰就是“背叛一切”。
“沒有人，”劇中的人物如是抱怨道，“選擇去過我們正深陷其中的黯淡無光的生活，我們是被迫的。”但是，正像劇中所展示的那樣，所有人都是自己選擇了他們的生活。當他們面對他們天天掛在嘴邊的理想時，他們卻選擇了放棄。他們所鼓吹的“理想主義”只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們讓自己以及別人相信他們追求的是某種更高尚的東西。然而事實上，他們並非如此。
相比之下，凱伊·貢達是一個自我價值觀的熱衷者。她必須追求她的理想，她高高在上的人生觀意味著她與醜陋、痛苦、籠罩她周遭的“沉鬱的快感”等等不共戴天。於是她需要證明她在這一點上不是被孤立的。毋庸置疑，安·蘭德本人與凱伊·貢達有著同樣的人生觀，也有著類似的孤獨——就像凱伊在劇中的吶喊一樣：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夠親眼看到我所創造出的榮耀，因為我創造的只是幻象。我要那些幻象成真！我想要知道還有其他人也在追逐同樣的東西！否則，為了一個不可能的願景不斷地眺望、奮鬥、燃盡生命又有什麼意義呢？一個人的靈魂需要燃料，不然它的能量可能會耗盡。
在情感方面，《理想》無疑與安·蘭德的許多作品不同。但是《理想》最獨特的一點莫過於它著重地挖掘罪惡和平庸。這部作品中充滿了凱伊·貢達在人群中的孤立感。這樣的感覺無疑是痛苦的，而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也確乎生存在大批價值觀的背叛者中間。正因如此，主人公強尼·道斯便稱不上是一個典型的安·蘭德式人物。他只是一個被世界驅逐出來的小人物，他的優點便在於他只知道為沒落而生活（而且經常為死亡而生活）。如果一個人在前蘇聯有如此感覺的話，那麼可能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便不需要形而上學的解釋。但是強尼是在美國。
在安·蘭德的其他作品中，她本人也給出過關於“崩壞的世界”這一問題的答案，這個術語是由她自己提出的。例如《源泉》中的多米尼克·弗蘭肯，她在理想方面的孤立於世與凱伊和強尼驚人地相似，但她最終找到了用“本善的世界”(4)來制服罪惡的辦法。“你應該學會，”洛克(5)告訴她，“不懼怕這個世界。在當下，不要讓它成為你的羈絆；在未來，也不要被它的荊棘傷害。”(6)多米尼克確實學會了；但是凱伊和強尼還沒有，至少沒有完全學會。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非典型的安·蘭德作品：這部作品肯定了多米尼克最初的認識。
毋庸置疑的是，蘭德女士當時的個人奮鬥——她在思想上和寫作上面對一個總是充耳不聞、甚至是充滿敵意的文化——與這部劇作的中心思想有著很大的聯絡。蘭德女士說，多米尼克就是“鬱鬱不樂的我”。《理想》也可以用同樣的話來形容。
儘管《理想》充滿抑鬱的元素，它並不是一個完全“崩壞”的故事。這部劇作也有它輕鬆乃至幽默的一面。比如“無私者”扎克·芬克的插科打諢，埃爾默·甘特里(7)式的愛希·圖梅修女以及她的“精神加油站”。另外，故事的結尾儘管表面上不是明朗的，但是它也並沒有被設計成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和潰敗。強尼的最後一舉是實實在在的行動——這是一個很關鍵的部分——他捍衛了理想，駁斥了一切的空話和空想。因此，他的理想主義是發自內心的，而凱伊·貢達在不懈的追尋之後也得到了積極的答案。這樣來看的話，《理想》亦可以被理解為對本善的世界的一種肯定（儘管它的形式是非同尋常的）。
里奧那多·佩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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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蘭德的第一部小說。——譯註
(2)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九三八年被認為是斯大林的意識形態達到頂峰的一年。——譯註
(3)“give them up”，作為單字解釋時，可以理解為“給出，奉獻”，但短語“give up”的意思是“放棄，背叛”。——譯註
(4)“崩壞的世界”和“本善的世界”是安·蘭德所創客觀主義哲學中的兩個對立概念。“本善的世界”裡，事物發展的趨勢是上升的，也許有時會有災難降臨，但墮落不是世界的常態。因此這裡的“本善”與“人性本善”在本質上無關。客觀主義哲學傾向於以“本善的世界”為模型看待世界。關於客觀主義哲學可參見譯本序。——譯註
(5)《源泉》中的主人公。——譯註
(6)由譯者據英文原著譯出。——編者注
(7)美國作家辛克萊·劉易斯的同名諷刺小說中的人物。——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