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的大蕭條年代對於安·蘭德而言也是一次經濟挑戰：她依靠《一月十六日夜》的收入過活，併為一些電影公司審劇本。因此，她只能抽空進行寫作。但是，她的創作依然頗有進展。一九三五年，她已經開始為《源泉》打草稿，並開始做撰寫其所需要的建築學準備工作。她發現《源泉》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於是在寫作它的過程中，她幾度停下來寫些短作。一九三七年，她寫成了中篇小說《一個人》（由新美國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一九三九年，她將《我們活著的人》改編成舞臺劇版，並在百老匯以《勝利者》為標題上演（演出並不成功）。同年，她完成了她第三部，也是最後一部舞臺劇作品，哲學謀殺懸疑劇《三思》，這部劇作沒有登上舞臺。
《三思》的寫成要比《理想》晚五年。它的完成，以及它所表達出的文學元素、思想內涵，都意味著安·蘭德已經準備好創作《源泉》了。劇作的主題是典型的安·蘭德道德觀：利他主義的罪惡，以及人對獨立、自我存在的渴求。男主角不僅在本劇中終於超過了女主角的重要性，也鮮明地形成了安·蘭德作品中的經典形象。情節的節奏十分緊湊，富有邏輯，劇情轉折相當有創造力。故事描述了一個利他主義者隨心所欲行事，一心追求凌駕於他人之上的權力，結果成了眾人希望除掉的物件。（故事中的蘇聯人在原劇中是一個德國納粹；五十年代，蘭德女士對劇本做了修改，把他改為了蘇聯人。）全劇的文風很流暢；不在場證明、動機和線索的設計也十分巧妙；從寫作上來看，本劇體現了安·蘭德風格的明晰，她對戲劇衝突的把握，以及她的思想和智慧。甚至，在本劇中也第一次出現了科幻元素，這在後來成了《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約翰·高爾特發明的新式發動機。
安·蘭德日後的小說所表現出的寫作能力中，最令人震驚的就是她能夠把情節和主題結合在一起。這樣的能力在《三思》中初見端倪，即哲學與謀殺懸疑的結合。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謀殺案演繹，因為它中間穿插了許多較為抽象和哲學的對話。當然，它也不是被各種無關緊要的瑣事所打亂的閒聊。這部劇作是思想和行為的統一：各個人物的思想都解釋了他們的行為，行為也反過來強化和印證了那些哲學觀點，哲學觀點則使得這些行為變得舉足輕重。這樣就達到了思想深度和情節生動的無縫對接，這兩大元素後來被稱為“藝術性”和“娛樂性”。
十年之後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安·蘭德在她的日記裡寫下了如下的話：
“藝術性”和“娛樂性”的對立，也就是認為藝術性必然導致嚴肅、單一，而娛樂性則必然導致空洞、愚蠢，後者的享受是更佳的——這樣的觀點都來自於違揹人性的、利他主義的道德判斷。如果上述的觀點果然正確，那麼好的（根據上述觀點中藝術性的要求）就一定是枯燥乏味的，而不枯燥乏味的又一定是罪惡的，因為享受本身就是一種淪落，是應當摒棄的。所有的作品都應該以嚴肅性為必然追求，也就必須枯燥乏味，這樣才能給讀者以啟發。如果一個作品以嚴肅的方式體察生活，那麼它的枯燥乏味是必然結果，因為人的生活恰恰就本應這樣。一部娛樂的、給人以享受的劇作則不可能探索生活的深刻意義，它只能是膚淺的，因為生活不應以享受為目的。
蘭德小姐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應該並沒有想到她早先的作品，但是這部劇作確實是她觀點的一個例項。《三思》兼有藝術性和娛樂性，在娛樂大眾的同時，深刻地挖掘了生活的內在含義。
我第一次看這個劇本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當時蘭德女士就在我身邊，不時問我覺得誰是兇手。我猜遍了正確答案之外的所有選項。每次我做出猜測，蘭德女士都燦爛地微笑著，然後說，“你要三思”。當我看完全劇的時候，她告訴我，只有瞭解她以及她的哲學思想，才能一下便猜到兇手。她又說，她沒法寫一系列謀殺懸疑作品，因為那樣的話，每個人都會知道兇手是誰。“怎麼知道的呢？”我當時問她。
現在試試看你們能否猜到兇手是誰。我把安·蘭德給我的答覆附在了劇本的結尾。
里奧那多·佩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