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終於感覺好一點兒了，已經有很長時間，我們沒法達到默契，只是這次，我們是靠電話線傳遞的默契，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見面了。她沒有看到我生完兩個孩子之後的樣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還跟以前一樣蒼白消瘦，或者體形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年，我感覺自己是和一個腦子裡的影像說話，她的聲音不能完全代表這個影像。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忽然間，我覺得堂·阿奇勒的謀殺事件是一個精彩的故事，可以成為我新小說的核心。掛上電話之後，我馬上就把我們交談的內容整理在一起。我重新構建了莉拉提醒我的那些事兒，把過去和現在混合起來，從可憐的達里奧的被殺，到那個放高利貸的人的慘死，一直到曼努埃拉·索拉拉。我難以入睡，反覆捉摸她說的那些事兒。我越來越清楚地覺得，我可以透過這些材料，講述一個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一直在反思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把現在動盪的局面和遙遠的聲音混合在一起。我想到我現在富裕舒適的生活，還有我之前為了擺脫我的出身所做的努力，對於失去眼前的一切的擔憂，還有倒退回去的渴望，這些情感都混雜在一起。我翻來覆去想了很久，我越來越確信，我可以把這些事寫成一本書。我非常費力地思考，同時勾起了很多痛苦的回憶，我在本上寫滿了筆記，構建了一個暴力的情節，把近二十年裡的事都聯絡起來。莉拉有時候會打電話給我，她問我：
“你怎麼很長時間沒打電話啊，你病了嗎？”
“我很好，我在寫東西。”
“你寫東西時，我就不存在了？”
“你存在啊，但會讓我分心。”
“假如我病了，假如我需要你呢？”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假如我不打電話給你，你就一心想著你的小說？”
“是的。”
“我嫉妒你，你真有福氣。”
我帶著越來越不安的心情在寫作，因為我擔心孩子出生之前寫不完，我擔心自己分娩時會死去，留下一本沒寫完的書。這本書和我的第一本書那種隨性而作完全不一樣，非常艱難。我一寫完草稿，就開始非常精心地修訂。我希望用一種全新的、驚心動魄的、精心構造的混亂來寫作，為此我義無反顧。在寫第二遍時，我用一種細緻入微的手法，每一行都改了又改。多虧我有一臺奧利維蒂牌“Lettera 32”打字機，那是我在懷黛黛期間買的，虧得有複寫紙，我把我的小說變成了三份打出來的稿子，每份幾乎有兩百頁，沒一個列印錯誤。那時候是夏天，天氣很炎熱，我的肚子很大，我的臀部又開始疼了，反反覆覆。我母親在走廊裡來回走動的腳步聲讓我很心煩。我盯著那些紙張，發現自己很害怕。有好幾天時間，我都沒辦法做決定，我想讓彼得羅讀一讀，但我很猶豫。我想，也許我應該直接寄給阿黛爾，讓她看看，彼得羅不太適合看此類故事，再加上，他一直都很較勁兒，這讓他在系裡的日子很難過，他每次回家都很焦慮，會和我說一些很抽象的話，都是關於法律的價值。我覺得，他的狀況不適合閱讀一本描寫工人、老闆、流血鬥爭、黑社會還有放高利貸的人的故事。還有，他一直都讓我遠離他內心的紛亂，他從來都沒對我過去是什麼樣子、我後來變成什麼樣子表示出興趣，他對我這個人都沒有興趣，把書給他看，有什麼意義呢？他只是會談到詞彙、句點的運用，假如我追問他的想法，他也只會泛泛地說幾句。我給阿黛爾寄了一份稿子，然後給她打了電話。
“我寫完了。”
“我真高興。你讓我看看吧？”
“今天早上，我給你寄了一份。”
“很好，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你的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