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菲茨傑拉德、尚松和普雷沃斯特</h2>
阿德里安娜和我一樣，對於在我書店裡進進出出的美國作家們也非常感興趣，我的朋友也是她的朋友，在劇院街的這兩家書店之間，真該打通一條地下通道。
我們的好朋友之一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我還曾經拍過一張他和阿德里安娜一起坐在莎士比亞書店門檻上的照片。我們非常喜歡他，但是又有誰不喜歡他呢？他的雙眼是那麼藍，他長得那麼英俊，他對別人那麼關心，他那種桀驁不馴、做事完全不顧後果的性格，還有他那種墮落天使的魔力，他在劇院街一出現，就能讓人眼花繚亂。
司各特崇拜詹姆斯·喬伊斯，但是又特別害怕和他接近，所以，有一天晚上，阿德里安娜就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大餐，邀請了喬伊斯夫婦、菲茨傑拉德夫婦、安德烈·尚松（Andre Chamson）[1]和他的太太露西亞（Lucie）。司各特在我那本《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畫了一幅素描，素描上畫了所有的客人，坐在桌邊的喬伊斯的頭上有一個光環，司各特跪在他的旁邊，阿德里安娜和我坐在桌子的兩頭，被描繪成美人魚（抑或是水妖）。[2]
可憐的司各特，好像他寫書賺的錢太多似的，他和太太塞爾達（Zelda）要在蒙馬特區喝無數瓶香檳，才能使勁把錢花掉。有一次，他用一位出版商支付給他的所有的錢，買了一串珍珠項鍊送給太太，而她則把項鍊作為禮物，送給她在夜總會跳舞時認識的一位黑人女孩，但第二天早上，這女孩又把項鍊還給了她。
司各特和塞爾達還經常把現金留在一個盤子裡，盤子就放在他們住的房子的大廳裡，這樣，那些帶著賬單前來的客戶或需要小費的人都可以自己取錢。司各特就這樣把他掙到的錢全部花完了，一點都沒有考慮到未來。
我記得是司各特介紹我認識了好萊塢的導演金·維德（King Vidor）[3]，而司各特是透過我，認識了法國作家安德烈·尚松。
我與好萊塢先有緣而後無緣的過程是這樣的。金·維德有一次到我的書店來，他問我是否能向他推薦可以改編成電影的某個年輕法國作家的某部作品，我立刻就想到了安德烈·尚松的處女作《路》（The Road）。這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讓人興奮的真實故事，內容是修建一條新路，地點是尚松的故鄉，塞文山脈的艾加爾山區。書中描寫的那個山腳下的小村子是他出生併成長的地方，這個年輕的塞文人所講述的故事驚人且美麗，也是尚松親身經歷過的。
所以，我就把《路》推薦給了金·維德，告訴了他故事的內容是什麼，“哇，這正是我所需要的，”他說，他當即就要求我請尚松到書店裡來一下。
維德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帶來了埃莉諾·波德曼（Eleanor Boardman）[4]，這樣他們可以和尚松一起編劇。維德一點法語都不懂，而尚松根本不懂英語，所以，我給他們做翻譯，並且興致滿懷地看著故事情節和場景慢慢清晰起來。維德當時在歐洲的聲譽如日中天，而且他的為人也沒有讓我失望，他很有深度，理解力極強，而且特別敏銳。
改編《路》的工作大約進行了有一個多月，有一天，維德的那輛豪華車沒能把他帶到書店來，我只收到一張匆忙中潦草寫就的紙條，通知我他有急事突然被召回了美國，紙條上沒有任何其他解釋。這也是我們最後一次和他聯絡。
以後許多次，尚松每每和我談起維德要把他變成大富翁的種種保證，我們倆都禁不住要笑，但是在當時，我們可一點都不覺得好笑。維德希望這位年輕作家放棄他在法國的一切，陪他到好萊塢去，並說在那裡，尚松能賺一大筆錢。幸運的是，尚松來自一個傳統而明智的種族，用他們的話來說，尚松壓根就不會“找不著北”，也就是說，他還是比較循規蹈矩的。他問維德：“那我的工作該怎麼辦？”尚松當時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是法國下議院某位部長的秘書，而且，他根本就沒有放棄那份工作的打算。
這事真讓我丟盡了臉面，更糟糕的是，讓我的祖國也很丟臉。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也嚇壞了，但是他處理此事的方法非常妥善，不久，尚松就原諒了我們，不再計較我們給他帶來的失望。
尚松夫婦還向我談起一次司各特半夜造訪他們的事情，他們當時住在萬神店後面的一個小公寓裡。司各特帶來了一瓶裝在桶裡的香檳，可能是他從哪個夜總會里弄來的，在和朋友共飲了香檳之後，司各特就伸腿躺在長沙發上，打算在那裡過夜了，於是，露西亞就把一條毯子蓋在他身上。可是他改變了主意，尚松夫婦花了好大勁才阻止他從陽臺栽到大街上去，他們住的可是六樓啊！最後，尚松總算扶著司各特一步一步走下樓梯，把他弄到大街上，弄進一輛計程車裡。要是沒有尚松，司各特准會把口袋裡所有的錢都掏給司機，連司機自己都驚恐地拒絕，他用法語說：“你這樣會給我惹麻煩。”計程車司機都是忠厚老實的人。
尚松後來的事業非常成功，所以，他當年沒有去追隨“鬼火”，也沒有什麼可後悔的。他成為凡爾賽宮博物館最年輕的館長，現在，他是小皇宮美術館以及另外兩家國家博物館的館長，而且，他也已經成為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二十年代中期，阿德里安娜和我常常與安德烈·尚松以及作家讓·普雷沃斯特（Jean Prevost）[5]見面，他們倆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兩人又實在非常不同。尚松穩重紮實，勤奮好學，多才多藝，頭腦冷靜。而普雷沃斯特則毫無定數，喜怒無常，非常情緒化。他是一位文法學家，又很有哲學家的才能；而尚松則是一位藝術鑑賞家、歷史學家，更有政治頭腦。
普雷沃斯特曾經是阿德里安娜出版的《文學評論》的一位助理編輯，所以，他的大部分時間都逗留在我們的書店裡。他也是作家安德烈·莫洛亞的好朋友，他對莫洛亞很忠誠，莫洛亞對他很照顧，他總是把莫洛亞掛在嘴邊。
阿德里安娜和尚松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的山，而且，他們都有各自所鍾愛的山脈，尚松的山是他的塞文山區中的艾加爾山，而阿德里安娜的山則是矗立在尚貝日和艾克斯萊班兩座城市之上的荒漠山，其山峰坐落在瑞瓦峰和尼弗十字峰之間。
為了證實尚松的山確實像他所說的那麼好，我們還特地開車去了塞文山區參觀了他的艾加爾山，我們不得不承認，他的忠誠完全是有道理的。這座山非常高，長滿了樹，山的一側有一道溪流順山而下，山下是幸福谷，一條山路蜿蜒通向尚松的山頂，那就是他的小說《路》中所寫的那條路，修築這條路可真是一項偉大的成就。當你爬上艾加爾山的山頂，你的目光能越過塞文山脈，一直看到地中海。即便如此，阿德里安娜仍然認為和她故鄉薩瓦地區雄偉的阿爾卑斯山相比，尚松的山美雖美，但還只能算是個小山丘。
普雷沃斯特的頭非常硬，我這樣說，並不是指他頭腦頑固，我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說，他的頭真的就像石頭那麼硬。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曾經用他的頭猛擊我書店中的鋼管，鋼管和我一起戰慄，而他的頭卻一點感覺都沒有。他是一個拳擊手，他說，別人的拳頭打在他的頭上，他根本就不在乎，因為他壓根就感覺不到。你要去打普雷沃斯特的頭，還不如去打一根鋼管呢。我曾經安排海明威和普雷沃斯特這兩個拳擊冠軍進行過一場比賽，結果把海明威的大拇指給弄斷了。普雷沃斯特身材結實，健壯有力，他特別喜歡體育運動，每個週日都去踢足球。
普雷沃斯特是師範學院的畢業生，有一天，我們三人坐在阿德里安娜的圖書館裡，外面有一個男人停下來，看櫥窗裡陳列的書籍，那是個中年人，長相很有趣。普雷沃斯特說道：“那是賀瑞歐。”就衝出了書店。他以師範學院特有的方式和賀瑞歐打了招呼（這種打招呼的方式太不雅觀，實在不便描述），賀瑞歐就和他一起進了書店。我很喜歡艾杜亞·賀瑞歐（Eduard Herriot）[6]，我覺得他是法國政壇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更不用說他一直很喜歡美國。我趕緊跑回街對面我的莎士比亞書店中，取來那本他寫的《諾曼底的叢林中》（Amid the Forests of Normandy），他非常樂意地為我簽了名。
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小病，都會讓普雷沃斯特大驚小怪，例如感冒啦、胃疼啦，但是這個人並不怕死。最後，他在抵抗運動中犧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