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十年代，塞納河左岸的風景改變了，所謂“迷惘的一代”——其實這一代人真的不應該用這個名字來形容——已經長大成熟並且功成名就。我的許多朋友都返回了美國，我很想念他們，也很懷念過去發現某一家小型文學評論或小出版社的那種樂趣。二十年代是一個讓人愉悅的年代，因為那時剛從一次世界大戰中走出來，而三十年代則要進入到另一次世界大戰中去，並且面臨著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但是至少在一段時間裡，有幾位好朋友還是留在拉丁區裡，海明威在聖蘇普勒教堂（Saint Sulprice）附近租了一套公寓，而麥克萊許夫婦計劃在盧森堡公園附近定居下來，我們不得不和龐德告別，因為他更喜歡義大利的拉普羅（Rapallo），但是我們還有喬伊斯，尤金和瑪麗亞·約拉斯，雜誌《變遷》，還有克里斯街上住著的格特魯德·斯坦因和艾麗斯B.托克拉斯。海明威的公寓位於聖母院廣場街（Notre Dame des Champs）的一家鋸木場的樓上，他的許多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那裡寫成的。埃茲拉·龐德的工作室也在那附近，人們常能看到他戴著絲絨的貝雷帽走出走進。凱瑟林·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10]的公館也在那裡。
凱瑟林·安妮有一隻長得很帥的名叫船長（Skipper）的公貓，它的女主人很會做菜，船長也就越來越胖。凱瑟林發明了一種瑞典式的運動系統，將滑輪掛在一棵樹上，這樣可以強迫船長在花園裡鍛鍊身體，但是，船長天生就不是苗條的那種貓。
有一天，船長死裡逃生，它坐在靠街的大門那裡看路人過往，有一個女人居然要把它裝進一個大筐裡，幸虧它的女主人出來及時看到，她大叫道：“等一等，那是我的貓！”如果晚一分鐘，那可就糟了。巴黎有許多肥貓失蹤，因為他們是做兔肉煲的好材料。
我的朋友卡洛特·威勒斯［也就是詹姆斯·布里基斯太太（Mrs James Briggs）］曾經邀請凱瑟林·安妮·波特到巴黎的美國婦女俱樂部裡去做過一次演講，一般來說，我是不喜歡“演講”之類的活動的，但是，她的演講，就像她平時說出的話和寫出的文章一樣，非常精彩。後來，她也把演講的打字稿送給我儲存。
二十年代末，阿蘭·泰特（Allen Tate）[11]取得了一筆獎學金後第一次來巴黎時，我們就成了朋友。現在，他帶著妻子卡羅蘭·泰特（Caroline Tate）重回巴黎，我常常和凱瑟林·安妮·波特一起與他們見面。我覺得這兩位的作品雖然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兩極，但在當代文學中都很重要。如果要對他那一代詩人進行一個總結，我認為阿蘭·泰特應該佔到比較高的地位。這些詩人中，有一些也非常有趣，非常獨特，他們的原創性很了不起，但是我讀阿蘭·泰特的詩作，就像閱讀優秀的英國詩歌一樣，讓人心曠神怡。
塞納河左岸的蘇讓別墅（Villa Seurat）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活動的中心[12]，從二十年代開始，文壇上就能聽到他的聲音，到了三十年代，他的聲音更響了。他有一位長得像日本人的朋友，那是可愛的安娜斯·尼恩（Anais Nin）[13]小姐。有一天，他倆一塊來找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他最近一直在寫作的《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這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將文學與性愛相結合。我建議他將手稿給傑克·坎恩看看，坎恩欣然接受了這位文壇新秀的作品。坎恩一直喜歡那種赤裸裸的性愛主題，他出版了《北迴歸線》、《南迴歸線》（Tropic of Capricorn）和米勒的其他作品。我也喜歡米勒自己在蘇讓別墅出版的散文集《哈姆雷特》（The Hamlet），接著是一本書名很有龐德風味的小書《金錢以及它如何變成這樣》（Money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我最後一次聽到有關米勒中心的訊息，是“一封致各色人等的公開信”，標題為《你要拿阿爾夫怎麼辦？》（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Alf?）[14]，閱讀的人很快就會知道他到底想說些什麼。
托馬斯·伍爾夫（Thomas Wolfe）在《時光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出版之後沒多久[15]，就來到巴黎，也來了我的書店。他說麥克斯·伯金斯（Max Perkins）[16]給了他一張支票，然後把他送到開往歐洲的船上。他談起喬伊斯對他的創作的影響，還說，他正在試圖擺脫那種影響。毋庸置疑，伍爾夫是一位極有天賦的年輕人，但是對人情世故卻有諸多不滿。他到巴黎來時，帶來一封給阿德蓮·瑪西（Adelaide Massey）夫人的介紹信，後來，是瑪西夫人一直像母親一樣地照顧著他，而他也真是需要別人的照顧。
我親愛的瑪西夫人，是窮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她的老家是弗吉尼亞州的米德堡（Middleburg）。她一邊在英國學院（British Institute）學習，一邊幫助瑪麗·瑞芙修女（Sister Mary Reeves）進行慈善工作，她可是瑞芙修女的左右手，她還要抽時間到莎士比亞書店裡當義工。［她現在仍然從事著由安·莫根（Ann Morgan）發起的救濟工作，並因為她的貢獻被授予勳章。］她對寫作很感興趣，但只侷限於別人的寫作。她其實也很有寫作的才華，所有的人都認為她可以也應該從事創作，只有她自己不這麼認為。
有一段時間我的書店裡找不到幫手，瑪西夫人每天都來救援。還有一段時間我年輕的助理經常感染一些孩子的疾病，瑪西夫人總能來填補空缺，這讓我覺得非常幸運。有一次，我出門好幾天，等我回來時，發現莎士比亞書店的助理感染了麻疹，被救護車送到醫院去了，而瑪西夫人正忙著為整個書店消毒。
我一直沒有足夠的經費支付我的助理們一份像樣的工資，所以他們來為我工作真是得不償失。但是我很幸運，因為總是有朋友願意來幫忙，他們不在乎我有多難弄，也不在乎我的書店裡的諸多缺陷。
從我的書店開張之初，經過三十年代，直到四十年代，總有人願意來做莎士比亞書店的助理。我的第一和第二任助理完全是為我做義工，她們是路西亞·舒伍夫（Lucie Schwoff）和蘇珊娜·麥和比（Susanne Malherbe）。然後是瑪西尼·莫絲喬斯，她在書店裡工作了九年。我所有過的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位專業的助理是簡·凡·米特（Jane van Meter），現在是卡爾頓·辛曼夫人（Mrs.Charlton Hinman），她的丈夫是一位莎士比亞專家。我當時在巴黎的《先驅論壇報》上刊登一則找助理的廣告，米特小姐前來應徵，能有她當助理，真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在三十年代後期，雖然戰火近在眼前，我可愛的教女西爾維亞·彼特（Sylvia Peter）還是從芝加哥到巴黎來讀書，並在我的書店裡幫忙。接任她的是能力很強的埃莉諾·奧登伯格（Eleanor Oldenburger），然後是那位迷人的女孩普利斯拉·克特斯（Priscilla Curtiss），她臨走的時候真讓我難分難捨，如果不是戰爭迫在眉睫，她是會留下來的。
從戰爭開始一直到法國被德軍佔領，年輕的法國女性普萊特·列維（Pauletter Lévy）女士經常過來幫忙，她的丈夫當時正在前線打仗。還有一位名叫露絲·坎普（Ruth Camp）的加拿大學生，在德軍擁入法國之時還在書店裡幫我，我想盡辦法勸她回家，但是她說什麼也不肯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