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夏威夷居民，沒有哪個能逃過珍珠港事件的影響。12月8日那天早晨，大家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比如說，粗聲粗氣的休利特・詹德思當上了全職海軍上尉，管理著港口的全體裝置，這讓他自己都感到吃驚。他穿著一件昂貴的卡其布軍裝，戴著整個太平洋地區最精美的穗帶，最終成為了總統口中那位保護著港口、使其免於戰爭摧殘的楷模。
有人在美國大陸看見了約翰・惠普爾・休利特的妻子，她得在那兒待上三年。拉斐爾・霍克斯沃斯，那位新貝德福德的老船長有十九位後代穿上了軍服，其中還有兩位姑娘進入了美國海軍婦女輔助隊。另一方面，共有九名約翰・惠普爾醫生的女性後代嫁給了她們在火奴魯魯遇到的軍官。
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酒川一家。先按下不表，這對於各位理解這個日本僑民家庭後來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美國人至關重要——拜這次戰爭所賜。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多年以來，日本人一直在呼籲得到美國國籍，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他們那些高尚的行為並未帶給他們任何好處——然而日本政府剛剛摧毀珍珠港，使得超過四千人遇難，當地日本人想要的就馬上全部給了他們。正如前面所說過的，這個諷刺故事待會再講。
除了酒川一家以外，那可怕的空襲和慘敗的一天在逐漸蓬勃發展的姬氏會身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轟炸結束後的第二天，九十四歲的玉珍在孫子香港的帶領下在城裡轉了一圈。她看見火奴魯魯的白人已經被嚇得亂成一團，便覺察到接下來的半年會是姬氏會積累財富的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錯過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姬氏會可就再也沒辦法弄到土地了。
那天夜裡，玉珍召集了兒子們和所有能幹的孫子輩，一家人在努烏阿努大街那座小屋裡擠得水洩不通。不透光的窗簾拉上之後，玉珍說：“整個火奴魯魯，豪類們都在準備跑路。亞洲，你覺得日本人會進攻夏威夷嗎？”
“不會。”
“那豪類們為什麼要跑路呢？”
“他們肯定有我不知道的情報。”謹慎的亞洲說。
“日本人的飛機會再回來嗎？”玉珍追問。
“我聽說咱們在威樂和希卡姆的飛機場都被炸燬了，”亞洲說，“但是餐館裡有個海軍軍官說，即便如此，下次咱們還是能把敵軍飛機趕走。”
玉珍想了一會兒，把長滿皺紋的雙手按在深陷的臉頰上，然後向後捋了捋幾乎已經掉光了的頭髮。
“香港，你說日本人會不會回來？”
“他們可能想回來，但我覺得他們幹不成。”
“咱們要是在火奴魯魯賭上一把，有勝算嗎？”玉珍問道，“我的意思是，能把日本人打跑嗎？”
“能。”亞洲說。
“有什麼分別嗎？”香港問道。他四十八歲，是個誠實剛強的漢子，他的律師父親姬非洲把在社會上打拼所需的種種技能全部傳授給了他。他拒絕在普納荷學校接受正規教育，那種教育本來會軟化他。在父親的耳提面命之下，他能一把摸到脈門。然而他在夏威夷並不是很有名氣，他覺得，讓叔叔們得到名聲，站在社群面前去拋頭露面，做龐大的姬氏會的表面領導人就挺好，然而姬氏會的實際控制者玉珍知道：自己的繼任者是香港，他擁有跟自己一樣的聰明才智和勤奮精神。於是，當他問“有什麼分別嗎”的時候，玉珍洗耳恭聽。
“如果日本人佔領夏威夷，”香港說，“我們就會被人家當作領頭的華人處決掉，所以我們用不著擔心這個。聯邦調查局絕對不會讓咱們逃到美國大陸去，所以這一點也不用琢磨了。我們得待在原地，祈禱日本人別打勝仗，同時更加拼命地工作。”
玉珍聽著，枯瘦的雙手沉到膝蓋上。“咱們這是逆著天意呀。”她喃喃地說，“我們跑不了，豪類們可以跑。他們就像受驚的兔子一樣，見到船就上去。他們一走，有錢計程車兵和水手們就來了。他們一來，咱們就在這兒等著。這場戰爭有得好打呢，要是咱們肯幹，姬氏會就會比以前更加強大。”
“咱們努力幹什麼？”亞洲問道。
“土地。”玉珍的回答中帶著客家農民那種可怕的、對土地永無止境的欲求，“嚇破膽的豪類們跑了，咱們必須把他們留下的所有土地都買下來。”
“咱們沒有足夠的錢。”香港說。
“抱歉。”玉珍說，“我沒說清楚。咱們當然買不起。但咱們可以付一點定金，然後答應以後再把錢補上。到時候咱們就能在土地上做買賣，然後掙錢把欠的錢補上。”
“咱們怎麼才能籌到啟動資金呢？”香港問。
“咱們必須把手裡所有的現金都用上。”玉珍答道，“亞洲，你負責這件事。把所有的東西都兌成現錢。咱們得把旅館大街所有的店鋪都盤下來，因為當兵的會到那兒去。所有的姑娘們都得幹活兒。澳洲，你孫女能不能在威基基開個熱狗攤子？”
姬氏會制訂了計劃，要把駐軍士兵口袋裡的每一分錢都榨乾淨，但是最重要的策略還沒討論呢。“明天一早，所有力所能及的人都要去珍珠港報到，”玉珍命令，“要是船塢跟他們說的一樣損毀那麼嚴重，就會需要很多人。他們怕僱用日本人，這樣咱們的人就能找到好差事。掙來的每一分錢都得交給亞洲。”
全家人一致同意，於是玉珍轉向香港：“你的工作是最困難的。你得帶著亞洲給你的錢，去買地。就是說，付足夠的錢，取得控制權。記住，人們因害怕而跑掉的時候，不管你出多少錢，他們都會接受，能出多少錢拿到，就出多少錢。”
香港聽著，然後問道：“我該買商用地還是住房？”
大家討論了一會兒，玉珍最終下令說：“等著打完仗，這一大筆錢就會投到工業用地上去。但是現在，島上全是人，每個人都想要個住的地方。”
“那我該怎麼辦？”香港問。
“現在買住房，租金一進賬，就把錢投到商鋪裡去。”玉珍說完，看著姬氏會的幾位元老說，“接下來的幾年，要挺住。戰爭一結束，人們就會急著回到夏威夷，說：‘那些可惡的華人把我們的土地偷走了。’他們忘了是自己害怕得要逃走，而我們卻沒有。但他們說什麼都沒用。”她顫巍巍地笑了起來，嘲笑她手下的人，“我從來沒見過男子漢大丈夫怕得像你們今天晚上一樣。要是你們能跑，估計也跑了，每一個都是。幸運的是，聯邦調查局不讓你們跑。所以我們必須留在這兒大幹一場。”
從這一晚躲在防彈玻璃後面的這場夜會開始，火奴魯魯出現了三個變化。首先，很多招待大兵的小商店都落到了姬氏會成員的手中，他們把油乎乎的食品、蘇打飲料和糖塊賣給當兵的。價格一直很公道，店鋪打理得很乾淨，所以每家店鋪都在盈利。其次，在珍珠港，修復基地的工作快馬加鞭地進行著，其中出現了數量驚人的姬姓審計師、高階書記員、稽查員和經理助理。他們薪水豐厚，工作無可挑剔，非常低調。徵兵局的人問海軍：“你們在珍珠港有多餘的人手嗎？”海軍就會抱歉地派出姓門多薩的或是姓格雷羅的南美洲後裔，從來不派姬家人，因為姬家人是戰爭的基礎。第三，軍隊開始派來成百上千個非軍事顧問，其中的高階官員還帶來了家眷。這些人發現，如果他們要租房子，就得去找姬香港。就連將軍和上將都被告知：“最好去找香港問問。”戰爭一天天進行下去，夏威夷人滿為患，每一座房子的租金都漲了三倍，每家店鋪裡都擠滿了顧客，只有玉珍和香港意識到，姬家人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們收來的租金轉移到了商業用地上去了。